农民自行没收地主土地和财产,“仅阳新县就没收这种财产达一百万元。湖北全省所没收的财产(包括土地)的价值,据省农民协会计算达二千万元”。不少地主自愿建议农民没收他们的土地,因为他们“害怕农民,一旦用暴力没收,农民可能不仅夺走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财产”。有些地主甚至恳求农民快快实行共产,他还可以分到自己的一份。
在中共五大上,土地革命虽然没有列为主要议题,但仍然引起不少争论。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专门辟了一节来谈“土地问题”。他指出,四大以后,农民运动的主要诉求是组织问题与减租运动,但“目前,农民运动已经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刻。现在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革命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过去,我们党限制了农民运动,而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不过对于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动手没收的。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
没收大地主土地,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以什么标准划分大地主?早在五大开幕前,国民党中央就开过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会议。“以邓演达为领袖,集合国民党中各要人,唐系、谭系各将领,我们的农民部长谭平山及毛泽东、夏曦、易礼容诸同志及顾问苏俄同志二人皆参加。”毛泽东时任中央农委书记和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负责人,与夏、易二人均来自湖南。据蔡和森记述:
在此讨论中,军官们只是开玩笑,或则要求保护革命军人家属财产,或则反对公布《保护革命军人财产条例》,以为这是侮辱革命军人人格;谭延■则公开反对没收土地,以为如此,则一切军队皆将反抗,汪精卫则滑头滑脑的要求规定大地主标准,曾一度主张没收50亩以上,邓演达最后不敢多言惹祸;我们的同志态度不一,湖南同志及俄同志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谭平山节节退让,提出一些不三不四的所谓地税及□买方法,最后不知怎样与老鲍及独秀商量,定出一有名的所谓“政治没收”,即没收反革命的财产,以避免军官们的反对及所谓大地主标准难定之难题。
大地主的标准不好定,毛泽东主张急进的土地改革,由农民直接没收土地,管他什么大地主、小地主,一视同仁。但国民政府却最反对这样,他们成立土地调查委员会,以便确定没收土地的办法和标准。毛泽东批评这是无故拖延时间。
土地调查委员会决定,将没收土地的限度定为500亩,但有附带条件,即没收对象,只限于没有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军官的地主家庭,否则,不管有多少土地,一律不没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没收。
中共对此“仿佛如获法宝一般”(蔡和森语),但汪精卫对所谓的“政治没收”,却不以为然。他称这只是一种极笼统的宣言,在农民已经发动起来地区,农民会把一切地主都叫做反革命者和劣绅,以没收其土地;在农民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地区,他们就连真正的反革命也制服不了,只能专抢小地主的土地了。
进入5月以后,人们发现,汪精卫的态度,与刚从国外回来时相比,已发生明显的转变,那个激昂地高喊着“革命的往左边来”的汪精卫不见了。在武汉一个月的所见所闻,令他殚忧极瘁。有一回,在获悉一名军官的双亲因为儿子被农民抓走而自杀时,汪精卫竟情绪失控地咆哮:“如果今后还这样,我们应该考虑解散工会和农民协会!”鲍罗廷认为,这是汪氏到武汉后,受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闿等人的包围,和他渐渐疏远之故。
五大闭幕后,陈独秀和汪精卫举行了一次谈话。汪精卫咄咄逼人地提了四点意见:
一、1927年1月3日占领日本租界(似应为英租界)的行为,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
二、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共产党人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的。
三、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
四、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
最后,汪精卫尖锐质问:“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谁领导群众?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人走?”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工农运动过火问题上,因此,针对汪氏的质疑,鲍罗廷提了三点意见:一、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二、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三、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陈独秀提了六条意见:一、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二、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委员会。三、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四、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贸易。五、邀请国民党积极参加工农组织。六、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和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
中共和国际代表已打算向国民党作出更多的让步了,但没有用,5月13日,发生了夏斗寅哗变事件。
夏斗寅是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原驻守在宜昌,负责防御吴佩孚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进犯湖北。5月5日,杨森率部从四川万县东下,通电讨伐武汉国民政府。5月7日,夏斗寅假称战败,将宜昌拱手让给川军,配合川军进犯武汉。5月13日,夏斗寅领衔发表反共通电:
我鄂久处军阀铁蹄之下,民众憔悴于虐政者已非一日,望治之殷,百倍于他省。当局者苟措置有方,因势利导,饥而食之,渴而饮之,收效之速,将如响斯应。而共产党徒董用威、徐谦、邓演达、詹大悲、张国焘、李汉俊辈,一般宵小之徒,把持政柄,操纵时机,以法律赋予政权,为私人报恩报怨之具,不悉官吏为何物,政治为何事,谬托邪说,贪黩败常,举凡军阀所不敢为之箝制舆论,而悍然为之,军阀所不忍行之苛税细捐,而毅然行之,继奸侩横行市场以害商,教流痞扰乱闾阎以病民,诛锄非种,强奸民意,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而犹文其奸号于人曰,“提高党权,一切权力属于党”。所谓提高党权者,不过提高若辈宵小之权,所谓权力属于党者,亦是以所有权力属之若辈宵小之手。路人侧目,敢怒而不敢言,故数月间,商叹于市,农怨于野,百业萧条,游民日聚,四境骚动,皇皇然如不可终日。本谋解放,反加之以痛苦,本求平等,反益之以不平,此诚有史以来未有之奇变,而为我北伐军始愿所不及也。
15日,杨森率部到达嘉鱼,一度逼近至距武昌仅50里的纸坊镇。武汉市内大为震动,人心惶惶。革命得势时,人人都高喊收回租界;革命失势时,却个个都往租界里面跑。在武昌的苏联顾问看到,“武昌一片混乱,老百姓纷纷逃往汉口外国租界”,这时,也许不少人心里都在庆幸,当初没把所有租界统统收回。当夏斗寅推进至武昌三四十公里时,“国民政府的钞票几乎没有人要了。连租界里的中国商店也都关了门。外国银行的钞票比当地钞票增值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蔡和森也描述当时武汉的情形:“所谓左派首领皆吓得面无人色,魂飞天外;民众间亦大起恐怖,纷纷逃亡,即工人纠察队亦有逃亡者。同时谭延闿、唐生智互相发出相反的宣传:唐谓此次两湖事变是由谭延闿勾结他的部下何键起来的,谭谓此次事变是由唐生智主使的,是唐的苦肉计”。总之闹得沸反盈天,乱七八糟。
5月18日,武汉卫戍司令、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奉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率该师第七十二团、第二十五师所属第七十五团和中央独立师的一团,驰赴纸坊镇,迎击夏斗寅。经终日激战后,武汉军夺回土地堂车站。20 日,复乘胜追击至咸宁,夏斗寅向崇阳、通城方向逃遁。武汉暂时得以转危为安。
讵料,武汉政府喘息甫定,湖南又起一大风波。5月21日,湖南长沙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21日的电报代码为马,故史称马日事变)。
1927年5月,武汉政府已陷于四面楚歌,号令不出宾阳门。而湖南农民运动,在毛泽东、夏曦、柳直荀、易礼容等中共党人的领导下,在全国发展得最为蓬勃兴旺。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说:“湖南的斗争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当时(1926年)已产生了平分土地的运动。这里的农民运动不只是反对大地主,还反对土地出租者,甚至反对富裕农民。这个运动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
《湖南民报》在这年3月有一篇文章,概括当时农村的情况:“过去一年奋斗经过,打败了许多魔王,但决不能说已到平安境地,环境的恶浊或者更甚于前。” ③这是中国革命一种特有的奇怪现象,没革命时,环境似乎还好一点,革命胜利了,环境反而更坏了。魔王总是愈打愈多,因此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
夏斗寅兵变后,中共急忙发表“告民众书”,在痛斥夏斗寅的同时,又竭力想撇清与农民过火行为的干系。这份由罗易起草的布告说:“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边发生不安。夏斗寅欲利用军队中不安的情形,以达到他的反革命目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小地主的政纲已明白规定,农民幼稚的行为,决非共产党的行动。”
关于谁是农民运动的真正领导者,共产党方面,也众说不一。鲍罗廷承认有“过火”行为,但那是地痞流氓操控农民运动所致,他多次在会上强调,“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和哥老会而不是我们!” 他不仅这样对国民党解释,在共产党内也这么批评自己人,可见是一种真实的看法,并非对外的饰词。
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了调查长沙事件的结果,他承认,农民协会确有扰害军人家属的举动。唐生智问:农民协会为什么要扰害军人家属?毛泽东回答:因为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汪精卫说:“这就清楚了,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杀人放火。” 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