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救延安 功勋卓越
熊向晖原本在1947年1月去美国旧金山的，但没买到船票，只好往后延。3月1日中午，即将赴美的熊向晖携新婚妻子在杭州游玩时，被一个陌生人领到一个地方，另一个等在那里的戴墨镜的中年陌生男子向他抱拳拱手，说：“兄弟姓王，在保密局管点事，特来恭候熊先生。”
熊向晖不认识保密局的这个家伙，嘴上说“不敢当。”心里却嘀咕：姓王的说他是保密局的，真的还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保密局特务找我有何事？
熊向晖还没来得及问，王某主动告诉他：“今天早晨收到毛副局长的密电，让我速查你是否在杭州，并命我妥善安排你于3月2日下午6时前到南京见胡宗南长官。”他说得煞有介事，使熊向晖难辨真伪。熊向晖说：“这个房间有电话，我打个长途问问南京的徐处长。”
王某说：“这个电话不保密，要打，到我办公室打，如你信我不过，可看毛人凤的密电。”熊向晖说：“不必了，既然胡长官到南京，急于见我，赶早不赶晚，我和内人下午坐火车去上海，转乘夜车去南京，请代买两张车票，还请通知徐处长派车接。其他就不打扰了。”
熊向晖把这一意外情况告诉了妻子。熊向晖说：“保密局盯上我，想逃也逃不脱。你在上海下车住亲戚家，先给王石坚报警，我到南京马上给你写信，如5天后收不到我的信，我就凶多吉少了，请你珍重。”
开始熊向晖担心自己被特务盯上了，他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办？3月2日晨，火车到了下关车站，果然看见徐处长派车来接，熊向晖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徐处长领熊向晖到了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正同参谋长盛文一起看地图，一见熊向晖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他转向徐处长：“你说杭州杂，寻人难，想来想去想不出门道。我要你找毛人凤，他有办法，不会误事。还是我说对了吧？”胡宗南又问熊向晖：“新娘子呢？”
熊向晖说：“她在上海等着送我上船。”
胡宗南说：“你出国的事要推迟3个月，马上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甭提打延安。”
原来如此，熊向晖一颗悬着的心才完全放了下来。
徐处长离开后，盛文告诉熊向晖：“前天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么事，把我带了来。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号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号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马上想到你，要把你请回来。”
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胡宗南带熊向晖到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熊向晖端来早餐和茶水。他说，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他递给熊向晖一个公文包，要熊向晖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
熊向晖依言办理。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熊向晖照抄不误，然后才开始画草图。
胡宗南对熊向晖画的草图，表示“非常满意”。他要熊向晖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按照胡宗南“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的要求，熊向晖把“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施政纲领”的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做主”、“豁免田赋3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等，传单中还包括“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之类的高调和做不到的口号。当然，宣传品里也得提“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胡宗南简单看一看，要熊向晖据此补充定稿，不需再送他审阅，待进攻开始时将印件广为散发。
3月2日，胡宗南交代熊向晖回西安后还要替他办三件事：买一台最好的收音机，他要听中共广播；指定几个人专门抄新华社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准备好《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名著供他消遣。熊向晖表示，一定照办！当天晚上，胡宗南外出。熊向晖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他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第二天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他秘密去了王石坚家，把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详细告诉了王石坚。熊向晖还告诉他，胡宗南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连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石坚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
3月7日，熊向晖又找王石坚，告诉王石坚一个新情况。原来胡宗南收到蒋介石密电，因为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未撤离，进攻日期推迟3天，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解放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时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情报来得很及时。周副主席还表扬了你！”
其实，除了后三杰之外，还有其他多条渠道不断送来军事情报。毛培春报来胡宗南的作战计划。陈汝杰、刘良骥送来国民党部队内部颁发的《地对空联络信号》，这证实胡宗南不但计划轰炸延安，而且可能在延安机场空投伞兵，直袭解放军总部。毛泽东立即进行部署。叶剑英总参谋长则急令延安卫戍区派兵到机场警戒并破坏机场跑道。保卫延安的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3月10日晚10时，胡宗南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任命裴昌会为“前进指挥所”主任，熊向晖为机要秘书。胡宗南根据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2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13日拂晓攻击前进。
3月13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在延安南遭到解放军的痛击。
把情报送出去后，熊向晖心里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带来了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通过连日侦测，他们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多半在兴县，准备重点进攻中共首脑所在地。上述新情况很重要，关系到中央的安危，熊向晖再次焦急起来。
此时熊向晖已随部队到了洛川，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熊向晖从来没有用过、也从不需要用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万般无奈下，熊向晖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把情报写在纸上，封入信封，让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送给诚实可靠的中间人潘裕然，再由认识王石坚的潘裕然转交给王。熊向晖深知此举风险极大，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这是他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中共方面很快得到了新的情报，紧急进行了部署。中央得知胡宗南有了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立即下令中央所有的电台停止工作3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直接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
3月19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同一天，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得到的却是一座空城。但为了面子，胡宗南还是召开记者会大造声势。
在此后的战斗中，把握主动的解放军部队节节胜利。3月25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4月14日，整一三五旅在羊马河被歼，代旅长被俘。连续惨败后，胡宗南想出一个“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这一方案又被熊向晖作为情报送出。4月22日解放军收复延安。5月4日胡宗南的整一六七旅又在蟠龙镇被歼，旅长李昆岗被俘。
5月20日，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行前熊向晖向胡宗南告辞，胡伸出手来同熊向晖握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此后熊向晖再未见到胡宗南。
熊向晖用他的情报第三次挽救了延安，挽救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充分肯定了熊向晖所起的巨大作用，高兴地说“他一人能顶几个师。”
留学美国 外交生辉
1947年7月，离开胡宗南的熊向晖赴美国留学，结束了他在胡宗南身边长达12年的卧底生涯。
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到美国去了，延安方面还怎样获得胡宗南部队的情报呢？其实中共潜伏在胡宗南身边还有很多情报英雄，他们在默默地战斗。早在1941年底，胡宗南委托自己的机要室主任王微培训一批可靠的无线电通讯人员。王微在西安的黄埔七分校举办了一期训练班，吕出就是这个班的学员。1945年11月，吕出随副长官高树勋起义。解放军部队将吕出送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之后布置他秘密打入西安国民党部队。1947年6月，凭借西安通讯军官训练班的同学关系，吕出进入胡宗南通讯总团，他与老同学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高健等七个年轻人建立秘密小组，开始有计划地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胡宗南打算派遣特工电台潜入边区，高健和薛浩然便乘机请战。薛浩然成了情报台台长，经常在西安与边区间往来，可以顺顺当当地与边区保情科联络。高健则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西安绥署二处的“派遣特务”。1949年1月，他带着两只大箱子进入边区的韩城。箱子里面有：先进的英式小型特工收发报机各一部；绥署二处密码本及机构设置、各级负责人简历；绥署二处在边区周围10个情报组、电台的负责人名单、地址；胡宗南总部机要室的人员情况和工作制度；总部通讯团以及各军、师电台的编制情况和呼号、波长、联络时间；西北国民党军队通讯用暗语、密码；西安党、政、军、特首脑姓名、地址、内部电话号码与城防工事图等等。拿到这些东西，彭老总大喜！
为方便联络，边区保情科专门建立一座电台，由长征时期的报务员周世朝任台长。国民党军队的三部机要电台，直接与延安联络，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到延安。胡宗南发给军长的作战电报，彭总手边总是先有一套，他比国民党的师长们知道得还早。
回头再说熊向晖。在美国，熊向晖先进入密西根大学，后得到俄亥俄州威斯特?里塞夫大学奖学金，再转到该校攻读硕士学位。因为在美国没有“特殊任务”，在这期间他给王石坚主办的《新秦日报》写点“旅美通讯”之类的文章。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一直关注国内的情况。这年10月初，他从《纽约时报》上获知，国民党当局在北平、西安破获中共地下电台，抓了不少人。对此他非常担心。不久接到妻子来信，说西安人告诉她，王石坚被捕。后来还得知，熊向晖婚后曾借住在王石坚家，其西安住所的东西全部被搜走。夫妻俩天各一方，互相担心对方的安全。
本来，周恩来考虑准备用一个被中共抓获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但王石坚被捕后，经不住拷打投降了国民党，出卖了不少同志，但他并没有指认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这三人，开始只说是利用了他们三人，这大概是为了保护胡宗南。胡宗南知道了自己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活动，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气得脸色发青。但为了面子，也是怕被蒋介石臭骂，胡宗南在上报时故意把三个人的名字去掉了。王石坚叛变时，陈经忠和申健已经在美国，最晚出国的熊向晖也已到达美国一个月。王石坚最终还是供述了他们三人的情况，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甚至可以说是胡宗南迫不得已地“保”下了龙潭“后三杰”。即便如此，潘汉年还是想方设法通知了在美国的这三人。王石坚投降后，随国民党到台湾，恢复了原名赵耀斌，曾任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后病死于台湾。
1948年9月，熊向晖在美国获得社会科学硕士学位。此后，他经当时的《美国华侨日报》总编辑唐明照的介绍，在纽约一家华侨餐馆做了几个月的杂工。1949年4月23日，南京获得解放，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已经攒够了回国路费的熊向晖决定回到祖国，为国效力。
这年的4月底，熊向晖从美国起飞，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到达北平后，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没过几天，他奉命去南京，把妻子谌筱华和未见过面的儿子接到北平，一家人大团圆。
6月的一天，熊向晖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和他谈起了许多过去的事。周恩来看着熊向晖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出了很大努力。周恩来又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和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你们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全力消灭蒋介石残余部队。
11月6日，正好是个星期天，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特设盛宴招待国民党当局派出的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看到主陪人员中唯有熊向晖坐在周恩来身边时，张治中不禁说道：“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周恩来笑答：“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客人们一片茫然。
周恩来介绍说：“他是清华大学学生，1936年就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初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我们诚心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但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接着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现在先给你们打上招呼，免得以后误会。”
周恩来的这番话，让熊向晖想起了三年前的6月10日周恩来说的话。当时因为周恩来丢失了重要的小本子，紧急召见熊向晖，他把胡宗南要他去留学的事再次告诉周恩来，并表示全面内战已经开始，留在国内做情报工作对党更有利。周恩来说：“还是出国留学为好，如果战争时间长，回国后在国民党军队内地位更高，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回国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官。”看来，这话现在应验了。
张治中非常感慨，据报载当天晚上就给蒋介石写了封信，信中写道：过去我只知道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我才知道，国民党在情报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你靠特务起家，但你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共产党用的又是些什么人？你有像熊向晖这样的人才吗？胡宗南怎么能不打败仗，国民党的天下怎么能不丢，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上工作。先后出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主任等职。1962年至1967年，担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因当时我国还没同英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和其他驻外使节奉召回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熊向晖遭到批斗。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面保护，他才幸免于难。
1970年11月，熊向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第二年7月，他参加了周恩来与基辛格为首的中美会谈，为中美恢复正常关系作出了贡献。同年，他随乔冠华等在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担任新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重新回到外交部，8月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
改革开放后，熊向晖还在发挥自己的余热。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82年10月，熊向晖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1993年，这位情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从工作岗位上离休。2005年9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