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北平谍案中的中共情报骁将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除了战场上的较量，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也争得你死我活。1947年9月下旬的一天，蒋介石因战事不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刚刚还在骂娘，突然接到保密局郑介民密电：几天前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侦破，从中共被捕人员招供中获知，包括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丁行等在内的一批国军将领通共！蒋介石一听，立即跳了起来：“给我抓人，统统给我抓起来！一个都不要放过！”轰动一时的“北平谍案”就这样发生了……
电台犯忌 军统侦测
“北平谍案”的发生，偶然之中蕴含着必然性。
1947年9月的一天夜晚，从北平的中共秘密电台发来一份电报，上面写着：“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来商谈”。电文中提到的“孙”是指当时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电报要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即派人员来北平，与准备“和谈”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会晤。
电报很快到了周恩来的手中。这封电报出自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他通过与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再由北平地下党用秘密电话传送过来。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当时全国各大战场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开始反攻，敌我形势正在发生逆转。在这个当口，北平发来的这份密电，送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然而，周恩来却感觉不是很对劲，他丝毫没有欣喜感，反而认为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
孙连仲1893年出生，河北献县人，著名的抗战将领。他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因坚守台儿庄而闻名中外。孙连仲早年就读保定中学，后到冯玉祥部队当兵。由于作战出色，他很快升为营长。1927年4月，冯玉祥率军参加北伐，孙连仲任师长。第二年，孙连仲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主席，后又改任为甘肃省政府主席。1936年，孙连仲被授予上将军衔。1942年，孙连仲被任命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又转任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在湖南常德会战中，他指挥12个军与日军反复争夺，又获胜利。1945年7月，孙连仲被任命为第11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1947年，孙连仲为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保安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在河北地区与解放军作战。鉴于他抗日有功，身为孙连仲“智囊”的党外进步人士余心清，一直在做他的统战工作。
北平情报小组多次受到中共中央表扬，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成果卓著的地下党组织。他们的情报来源很广，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他们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隶属于北平情报小组的北平秘密电台建立于1946年，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北平情报小组和这部秘密电台，在此前搜集重要情报、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周恩来认为，像与孙连仲接触进行统战工作，这样的事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因为我党在孙连仲那里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隐蔽战线斗争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看完电报后，周恩来立即找来当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地对他说：“敌人因战争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的。”
罗青长请示这件事怎么处理？周恩来谈了三点处理决定：要罗青长马上发电报，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格外谨慎，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北平秘密电台不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台长李政宣要做深刻检查；为严肃纪律，也为安全起见，陈融生被调离北平。
余心清极力想促成孙连仲起义。但彼时，孙连仲的态度究竟如何，中共方面尚不十分清楚，他所属兵力不多，华北蒋军的主力部队是隶属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如孙连仲贸然起义，必被第34军所歼。所以，余心清的密电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事实也是如此，孙连仲第二年即调南京任首都卫戍司令，后调任总统府参军长，最后随蒋介石赴台病死于台湾。
回头再说当时情况。尽管没有得到中共方面积极回应，但余心清出于良好的愿望，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外国驻华使节和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记者。会上，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势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此举造成的反响超过了余心清期冀，美联社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
蒋介石得知孙连仲有反水的可能后，立即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一网打尽所有涉案人员，尤其是中共情工人员及孙连仲身边的通共、亲共分子，严防“北平发生第二个西安事变”。郑介民便将蒋介石的死命令落实到了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黄天迈身上。
老蒋一声令下，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哪敢怠慢，立马加大了侦查搜捕力度，对中共地下组织加紧进行侦查。除了电台侦测车四处游荡，化了装的特务像苍蝇一样，在北平的大街小巷乱钻。
而此时，位于北平交道口京兆东街（今东公街）24号的一间房内，北京情报小组的秘密电台还在一如既往地呼叫发报。因为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更为迫切，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连续长时间发报，北平密台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巨大隐患。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
周恩来是我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事后证明，他的警觉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几天后，一个看似偶然的情况，导致了一场大灾难的降临。
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国民党北平行辕第二处电讯检查科侦测室。其他几个值夜班的特务，早已摘下耳机，酣然入睡了。只有一个担任电检任务的特务，心烦意乱地戴着耳机，漫无目的地侦听着可疑的电台呼号。他因为白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与老婆大吵大闹了一场，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半夜了还没有睡意。
突然，一个没有登过记的电台呼号，清晰地闯入他的耳膜……
这个特务立即来了精神，更加认真侦听。又听了一会儿，他断定没错，是新的电台呼号！他兴奋得跳了起来。当时，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电台的侦测，是依靠密布在各个城市中的侦察电台来进行的。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电检科，便是专门干这事的。电检科的特务们先把所有公开的无线电台的呼号、波长、通讯时间等，一一做详细登记，一旦侦测台发现没有登记过的电台发出的呼叫，立即进行方向位置的侦测，慢慢由远及近地找出电台的所在地。
为了邀功特务摘下耳机，一溜小跑地闯入电检科科长赵容德的值班寝室。大声叫道：“报告科长，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台！”
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听到有特务喊报告，赵容德从睡梦中惊醒，揉了几下惺忪的睡眼，直瞪瞪地对着进来的特务问：“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听清楚手下的话之后，赵容德也很兴奋。为了确认是新电台出现，他亲自戴上耳机，仔细地侦听。听了不到一刻钟的光景，这个颇有经验的老牌电检特务就判断出这部电台设在北平，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
赵容德立即将已经睡觉的特务召集起来，进行训话。虽然上司明令规定一天24小时，尤其是夜晚，每分钟都必须有人侦听可疑电台，上厕所也要轮班，但过去没有人严格照此规定执行。一到深夜，值班的特务索性扔下耳机，溜回宿舍睡觉去了，规定只是一纸空文。这次赵容德重申了纪律，然后要求：“从现在起，我们要人人尽职尽责，共同行动，破获这个秘密电台！”说完，他命令：“兵分四路，即刻出发！”当晚特务们就把美制电台侦听机装上吉普车，对中共秘密电台开始搜索侦测。
飞贼出动 电台被破
赵容德运用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的技术和设备，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他想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连续几个夜晚，特务们从东、西、南、北不同方向分四个据点侦听，一步步地缩小范围。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这种办法特务们先期已经使用过，如果频繁使用，必然被密台警觉，但不得已还得使用这个方法。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的把握，而且不能把秘密电台的发报人员擒在当场。
这边军统特务已经盯上了中共北平秘密电台，那边毫无觉察的秘密电台仍旧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虽然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
特务们采用分区停电的办法，一直缩小到东城区交道口京兆东街附近。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这架电台在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事情有了眉目之后，赵容德不敢贪功，赶紧将秘密电台的事汇报给了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
谷正文晚年写的回忆录坦陈，他从小就跟外祖母抽鸦片，学三姑妈咬烟管，先后投靠汪精卫和孙殿英，又“对共产党理论的书籍大感兴趣，并广泛阅读”，还“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准备建立游击区，组织中国第26路苏维埃红军”。1931年，谷正文到北平投奔其就读北大的女友，就在这位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吴春莲穿针引线下，正式加入共产党。没过几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谷正文无心学习，转而投身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后来又到林彪挂名的解放军第115师担任某大队的大队长。抗战前夕，谷正文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捕，蹲了国民党的监狱，后来就投效军统，做了特务。
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接任局长毛人凤在清点戴笠遗物时，在日记中发现了“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这句话，从此对“郭同志”另眼相看。这个郭同震就是谷正文，谷正文是他进入军统之后，为方便工作而起的化名。从抗战到大陆解放这十几年间，谷正文一直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组长。
这个谷正文此时已是个老奸巨猾的老牌特务，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名声远播的特务头子。经其手，已杀害200多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策划、实施了谋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据说毛人凤曾对他说“你比我还狠！”当赵容德向他汇报秘密电台的事后，他一下子就兴奋起来。
秘密电台的大致范围是确定了，但在那个范围内有很多栋房子，住着百来户人家。由于电台侦测车尚不能精确定位到具体院落，大规模搜查又会打草惊蛇而失去这条线索，怎么办？
谷正文搞特务工作很有一套，也收罗了一批有特殊本领的人物。这其中就有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段云鹏，行伍出身，是个横行平津的惯偷。段云鹏“从小就能蹿房”，后来又请高人指点学轻功，学会了“开天窗”、“翻高岭”，再高的围墙也能一跃而过，在屋脊上走路就像常人在平地上跑似的，所以江湖上都叫他“赛狸猫”、“云里飞”。有人说他曾拜“燕子李三”为师，他在平津一带的名望也就与“燕子李三”不相伯仲。关于其蹿房越脊的本领之高，外面曾有不少传说。这个飞贼在1946年冬天偷盗某绸缎庄后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谷正文获知他有特殊本领，心中暗喜，便把这个鸡鸣狗盗之徒招募到保密局。
于是，段云鹏摇身一变成了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段云鹏一生恶行累累，罪大恶极。除了这次参与破坏中共北平秘密电台，此前的“军调”期间曾密谋刺杀叶剑英，未得逞；此后还刺杀主张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造成一死五伤。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秘密破坏、刺杀活动，最终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这是后话。
谷正文交给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天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男子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军统大小特务根据段云鹏侦探到的情况，认定交道口24号院内的这户人家，就是中共秘密电台所在。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如何将电台及相关共谍分子一网打尽。特务们商量决定，要尽可能让中共这部电台变成“活电台”。所谓“活电台”就是秘密电台的人员被抓捕后，共产党方面还不知道此电台已经出事，继续与之发生联系，这样就可以破获更多与它相关的电台和中共地下情报组织。
要让电台成为“活电台”，抓捕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在发报过程中进行抓捕，讯号突然中断，会使收报的电台警觉，从而判断出这边电台出事了。抓捕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进行突袭，这样就不会惊动其联络电台和情报系统，这样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了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对方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中共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安排好要抓“活电台”。
飞贼段云鹏再次出马，他一身夜行装，逾墙上房，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从东屋窗户外的缝隙中间向里看，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只见桌子上放着一台跟“话匣子”大小差不多的机器。一个男人戴着耳机，拨动电键，电台发出“嘀嘀哒哒”的声响。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这个男人就是中共北平电台台长李政宣。看到发报员开始收拾电台设备，段云鹏判断他已经发完了电报，就从房顶上给守候在门外的特务们发出了信号。一批特务破门而入，当场将电台和房内的四个人抓获。中共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被破坏了！
被抓的四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除了查获电台和电报稿，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这使军统特务们喜出望外，因为凭这些亲笔手迹，他们就可以深挖下去。
按照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北平电台没有按规定做，给北平地下情报工作带来严重后果。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代局长兼第一科科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三个小组本来互不联系，但情报都是通过这个秘密电台发出，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那一大堆电报原始稿，使三个小组同时被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