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受审 坚强不屈
其实，要背叛国民党的又岂止谢士炎一个人？除了丁行是1927年入党、打入敌人内部的老党员，其余的石淳、朱建国、赵良璋等人多是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们都唾弃了国民党。被捕之后，他们与谢士炎一样表现得非常坚强。
在敌营中已经潜伏多年的丁行，为党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丁行生于1908年，山西夏县瑶峰镇南关村人。7岁就读于本村小学，17岁毕业于夏县师范讲习所。在校期间，受嘉康杰的革命思想影响，丁行参加了反抗房税、反抗平民负担公债两大运动。1927年8月在下留村小学当教员时，经孙雨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丁行由于参加组织、发动两次农民运动失败，受国民党通缉，逃往陕西加入了高树勋部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后部队归属池峰城部，他由文书直接升为军部秘书处长，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抗战期间，丁行曾参加台儿庄大战。在国民党部队，丁行隐蔽身份，时刻留心做改造、策反工作。1940年，军统特务察觉其身份，丁行遂离开三十军，到第十一战区长官部任秘书。不久，又被特务发觉，被软禁于湖北施恩，经组织营救恢复自由。后被迫离开部队，辗转到重庆。奉延安留敌营命令后，经池峰城介绍，任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秘书，孙连仲十分赏识丁的才华。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行随孙连仲进驻北平，曾任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省政府机要秘书，兼任孙连仲的家庭教师。这时，党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策反孙连仲起义，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同时，丁行还营救了不少被捕的同志。1946年初，北平军调部成立后，丁行即与我方代表薛子正、徐冰取得联系。在此期间，他多次提供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及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直接报告中共中央。如他出席了蒋介石在涿州召开的军事会议，马上将国民党对全国的军事部署情况，完整而及时地报告给人民解放军总部，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北平遍布特务，形势紧张。丁行利用合法身份，多次设法保护同志，并秘密搜集很多重要情报，直接报给党中央，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嘉奖。丁行还以“何彭”等笔名，在《前锋报》、《时报》、《观察》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1947年经过丁行和其他进行秘密工作的成员们的不懈努力，遭贬的孙连仲开始动摇，表示愿与我党合作。然而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平秘密电台出事，丁行被捕。国民党特务用尽酷刑，对这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起不了任何作用。
在敌人的酷刑和收买利诱面前，石淳、赵良璋、朱建国等人同样表现得坚强不屈。国民党特务费尽周折，到头来只有瞎折腾，从他们身上得不到只言片语。
石淳是河北省昌平县（今归北京所辖）沙河镇人，生于1918年，曾当过小学教师。抗战爆发后，石淳怀着抗日救国的愿望考入国民党军官学校6分校15期，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任下级军官。在重庆，他目睹国民党上层官员纸醉金迷、贪污腐败的现状，思想上十分苦闷，决心跳出泥坑投奔共产党。当时他曾多次冒险给新华时报写信联系，但均未达到目的。抗战胜利后，石淳随十一战区长官部前进指挥所飞抵北平，任该战区参谋处少校情报参谋。
到北平后，石淳与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陈斌（也在十一战区参谋处任职）同居一室，两人交往甚密，无话不谈。陈斌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籍介绍给石淳阅读，这时石淳也向陈诉说了自己多年寻找共产党的经历。并坚定地表示：“找不到共产党，宁愿开小差回家当小学教员，也不替蒋介石打内战卖命”。陈斌见其态度坚决，便将他引荐给北平军调部的徐冰。从此，石淳被发展为我地下情报员，与朱建国等人编为一个情报小组。他先后为党组织提供了国民党内极为机密的《剿匪手本》及其他大量重要情报。
与石淳同在一个情报小组的还有朱建国。朱建国1918年l0月出生于江苏省睢宁县邱集镇倪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愤于国土沦亡之痛，毅然投笔从戎。在徐州参加了“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后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第16期。1940年毕业后，朱建国在第五战区司令部参谋处任见习参谋。由于他聪明干练，深受该部参谋处长高松元的赏识，1942年升任上尉参谋，后又被保送到陆军大学西安参谋训练班学习。期间，朱建国结识了同窗好友王啸、唐复华、刘建之，他们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阅读《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等马列主义书籍，逐步转变了自己的人生观，进而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陆军大学西安参谋训练班毕业后，朱建国和唐复华携带一份百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冲破重重封锁，到达大别山我中原军区根据地。但由于他们没有正式组织关系介绍，其身份又是国民党军官，中原党组织对他们热情接待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后，将其送回国统区。
朱建国并没因此灰心，后来几经曲折，他找到时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书记官、地下党员朱晦生。经朱晦生考察介绍，朱建国于1945年8月17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朱建国接受党组织要求他打入敌人要害部门的指示，通过老上级高松元的推荐，1946年来到北平国民党第十一战区，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并代理作战科长。到北平后，他即和北平军调部徐冰取得联系，他将第十一战区的作战计划，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调动及“北平城防兵力配备火力网图、天津警备区域划分及军事位置图”等重要情报不断送交联络员转报上级组织。因工作出色，两次受到中央前委表扬和一次嘉奖。
1947年，朱建国奉命调入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天津前线指挥所，主管参谋业务。在这期间，朱建国再次为我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正太、青仓、保北战役期间，朱建国又及时提供了敌军的兵力部署及状态，并在清风店战役前，将保定绥靖公署的“清风店作战计划”送出，对战役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朱建国与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少校作战参谋赵炜，原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16期同学。1946年3月，朱建国将赵炜“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痛恨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的“思想政治情况”，经我党常驻北平“军调部”代表团成员冯铉转告李克农。李克农随即批准赵炜为“中共地下情报员”。赵炜报告了“东北现有七个正规军的番号、驻地、兵力部署”，以及“杜聿明‘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赵炜有了一个“902”的代号，并在沈阳建立秘密电台与陕北党中央直接联系。
北平“共党谍案”被捕者中最年轻的赵良璋，江苏省六合县人，生于1922年。他1939年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第2期，在学校期间，赵良璋与同学朱壁谱、朱铁华 （后均为我地下党员）等人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谈论前途和理想。毕业后赵良璋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十一大队任飞行员、参谋等职。他曾对朱壁谱表示“如果毕业后要我参加抗战，我可以流血捐躯，但要我参加内战打共产党，我就驾着飞机投向革命。”毕业后，赵良璋当上了国民党空军驾驶员。当时飞行员的地位很特殊，号称“天之骄子”。只要肯随波逐流，替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运送贵重物资，便能捞取大量金钱，可是赵良璋却不愿同流合污。
抗战胜利后，赵良璋下决心脱离国民党去延安参加革命。他以回故乡探亲为名，变卖了自己的衣物，秘密来到重庆的中共办事处，薛子正同志热情接待了他。当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后，薛子正同志诚恳地劝导他说：参加革命的机会很多，不一定非要去延安。希望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空军工作，为我方传送有关情报。赵良璋接受了薛子正同志的意见，当即写出了两万多字的《国民党空军概况》材料。1946年初，国民党在北平成立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赵良璋奉命调任司令部情报科中尉参谋。到北平后，经朱壁谱介绍，与北平军调部的马次青同志接上关系，被发展为党的地下情报员，主要收集有关国民党空军行动的情报。
1947年2月，赵良璋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积极工作，期间曾先后将北平辖区的空军兵力部署、番号、人员素质、飞机种类、数量等文字材料和图表转送党组织。这些机密情报为华北战场我军夺取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年纪轻轻，但在敌人面前赵良璋同样坚强不屈。
狱中斗争 就义献身
在南京水西门外的国民党陆军中央监狱里，出现了一所特殊的“革命大学”。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陈斌等15个人，关在三间紧连着的房间里，房门白天经常打开，大家互相可以往来，这是他们经过顽强的斗争才争取到的。他们一切采取集体行动，“把革命带到牢里来了”。
虽然生活在监狱里，但他们却像大学学员那样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清晨起床后，各自做着自己爱好的身体运动；洗过脸后，大家开始读书，直到吃早饭的时候；饭后改为下围棋和象棋；午睡后，又开始读书学习；晚间是开“座谈会”，讨论各种问题。
他们在这里尽可能多地浏览各种图书，主要的书籍是历史和英文，因为这里最容易找到这两种书。他们边读边讨论各种历史问题，津津有味地研讨着社会发展规律，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
晚间开的座谈会，内容丰富而生动。谢士炎尽情地发挥着他政治评论的特长，从国际形势到战场变化、军事策略，乃至战斗生活故事，滔滔不绝地谈着，使每个难友都受到教育、鼓舞和感染。其他几位受到感染，有时也提出问题或加入座谈。
因这个“大学”的存在和大家进行着有意义的活动，给黑暗的监狱带来了生机。全狱的难友们都对他们肃然起敬，相互传颂着他们的事迹，并送给他们一个美妙的称谓——“经院学派”。在这个阴暗的魔窟里，他们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经久不息地照耀着狱中的每个角落，唤起了难友们的斗争意志和生活勇气。
1948年9月19日晨，最后的时刻到来了。那天早晨六点半，他们刚洗完脸，准备开始上他们的早读。这时，监狱的副典狱长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门前。有人看见这个瘟神了，警觉地说：“今天有人要吃馒头了。”所谓“吃馒头”，就是处决人犯。朱建国就坚定地说：“‘吃馒头’我一定有份的。”当副典狱长进来点名提人时，谢士炎很安详地穿好绿呢军大衣，扣好风纪扣，穿上鞋。副典狱长一打开房门，头一个点到谢士炎，接着就是朱建国和石淳。朱建国把自己的一件上衣留给狱友，并留下了一封语气轻松的遗书：“二号狱友，即将永别，一件夹克尚好，留给你。我算是从容就义吧……一笑！”三个人一声不响，昂着头走出去。
丁行住在隔壁牢房里，接着就听到点他的名。他随口骂了一声：“他妈的，我的遗嘱还没有写呢！”尔后毅然地走了出来。住在第三个牢房里的赵良璋，不等副典狱长叫到他的名字，就把穿在身上的飞行员夹克脱下来，对同屋子的难友说：“一定有我！谁喜欢这皮夹克，拿去留个纪念……”果然，他也被喊出去了。
他们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里，5个人排成一排。这是在执行死刑前，照例要进行的宣判手续。一个姓方的军法官声嘶力竭地宣读判决书，什么“匪谍”、“颠覆政府”，“供认不讳”，“应处以极刑”等等。然后，他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没有？”
“我有话说！”谢士炎提高了嗓音，义愤填膺地吼道：“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杀死我们几个，挡不住蒋介石国民党的垮台。你们今天杀我们，全国民众很快会向你们清算的！我们为老百姓牺牲是最光荣的！” 其他4人也义正词严地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接着他们几位写就遗嘱。谢士炎把遗嘱塞进自己裤后的口袋里。照例，旁边一张桌子上，放着两盘菜和一壶酒，一个小碟子里盛着一包打开的烟卷。谢士炎和赵良璋从容地各吸了一支烟，在死神面前他们表现得非常的从容，一点畏惧也没有。
7时半，谢士炎等5人被看守押着，昂首阔步来到监门外一片荒地上。典狱长宣读了死刑执行书，然后招呼他们利用最后15分钟安排身后的事情。谢士炎斟了一杯酒，怒视着典狱长说：“我的遗书早就准备好了，在监房里我的制服口袋里，你们可以去拿，交给我弟弟。我遗物中还有我太太的相片，她已经去世了，希望你们将它撕毁了，不必让一个去世女人的相片在外面流落。”典狱长答应了。谢士炎又说：“你们今天把我们枪毙了，没有关系。可是我告诉你们，国民党是一定要垮台的！”
谢士炎用鲜血写下了一首铿锵悲壮、掷地有声的《就义诗》：
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
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赵良璋也留下了一首绝笔诗《囚徒之歌》，如今这首诗的手迹和谢士炎的《就义诗》手迹一起，也保存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
江水流/江水长/手镣足铐泪汪汪/夜里不能安安睡/白天不见太阳光/头发长/衣服烂/骨瘦如柴口里干/冬天北风冷透骨/夏天蚊虫苦难当/火山终有熄灭日/黎明之前必黑暗/黑暗/黑暗/囚徒要解放/时候一到起来反抗/打破牢笼奔他方/打破牢笼奔他方
“时间到了！”一个卫兵排长向他们发布命令：“跪下！”“呸！”赵良璋回过头来，狠狠地啐了他一口，骂道：“混蛋东西！要我们跪下，没那么容易！”这怒骂声竟使那卫兵排长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刽子手吼叫着：“死囚们跪下来！”谢士炎也啐了刽子手一口，厉声怒斥道：“混蛋，要我们跪下，办不到！”5个人互相鼓舞，谁也没有跪下。谢士炎又对战友们说：“来，同志们，我们呼口号！”他一边说，一边举起右臂，手铐叮当作响。“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派！”雄壮的口号声响彻石头城的天空。
一排枪声响过，5位英雄倒下了，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地上的荒草……
五位革命烈士就这样走了，但他们的革命事迹，他们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他们在狱中坚强不屈的精神却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