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国防部作战厅长的特别使命
1948年底，顾祝同来请示蒋介石，说郭汝瑰要求当军长。郭汝瑰黄埔五期毕业，属于蒋介石的嫡系，担任过徐州陆军总部的参谋长。在两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期间，与蒋介石交往甚密。能不能给不给他当？给他当的话，又当哪个军的军长？蒋介石一时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此之前，杜聿明、邓文仪、陈国儒等人已经举报，郭汝瑰是共党……
投身黄埔 一入中共
郭汝瑰，原名郭汝桂，四川铜梁人，1907年9月出生于铜梁县尹家市（今永嘉乡）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郭和熙是清代举人，他父亲郭朗溪在科举考试中也曾名列重庆府长案榜首，秀才在握。他本有希望中举，但科举制度不久被废除，使郭朗溪满腹才学无用武之地，好梦成空。郭汝瑰出身那天，正值农历八月初九，又恰好是清朝考举人（秋闱）入场的时间，一心想“蟾宫折桂”（即中举）的他便给儿子取了“汝桂”这个名字。
因为有才学，郭朗溪自然想向世人展示，所以他喜欢议论时政。这一点，给小汝桂留下的印象非常深。特别是他父亲对北洋军阀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抨击，这种正直的个性，使郭汝桂从小受到影响。小时候母亲教了他许多儿歌，其中有不少是“学做人”和“爱国家”方面的。父母的言传身教，成为郭汝桂日后追求光明的思想起点。
尽管没机会中举，但郭朗溪后来还是当上了铜梁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的校长。他自己好学，对子女要求也比较严。郭汝桂是长子，在父亲的监督下小时候就读了不少书。
郭汝桂有个堂兄叫郭汝栋，在川军的第二师任工兵营长。“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他邀请郭朗溪去当他的军需官。省城怎么也比县城好，何况还是到军队中去任职呢！郭朗溪辞了校长和教职，带着一家老小就奔成都。当时只有12岁的郭汝桂，跟着父亲走了七天，来到了四川的省会成都。
郭汝桂先是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就读，后进入成都联合中学学习。五四以后，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郭汝桂受到教工胡子霖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朦胧的好感。胡子霖是成都附小的教工，毕业于香港大学，见多识广，擅长拳术，郭汝瑰上中学后还常去请教他。1924年，郭作为联合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反对校长张铮推行封建教育的学潮，并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
1925年底，郭汝桂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他想升大学，面临学校和专业的选择。郭朗溪要儿子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认为将来做个医生可以衣食无忧。而郭汝桂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则一心想学工。父子俩人想法不一，一时难以定夺。
就在这时，已升任川军师长的堂兄郭汝栋，却建议刚满十八岁的郭汝桂报考黄埔军校。原来郭汝栋为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决定选派一些青年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他要自己的堂弟一道前往。这样一来，郭汝桂在学工、学医、从军的三岔路口犹豫不定。父母也拿不定主意。当时从四川去广东，要绕道上海。父亲给了他300块钱，对他说：“你随你哥选派的这几个人先去上海，到了上海后是学医、学工还是读军校，由你自己再选择。一路自己保重！”
到了上海，郭汝桂想起自己有个联合中学的同学陈廷栋已在同济大学就读，便去请教这位老同学。陈廷栋沉思良久，对他说：“汝桂兄，现在政治不上轨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都是空的。我看，你不如去广东干革命的好！”一路同行的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也说：“你不是常说要走在时代的前头吗？既知政治不上轨道，学什么都不行，为什么不参加革命，使政治上轨道呢？明摆着的一条路，还犹豫什么？”陈廷栋的一番话，加上袁镜铭的劝说，郭汝桂终于下定决心去读军校。并从此将“汝桂”改成“汝瑰”，与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的青年军官，来到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从此，他就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郭汝瑰本来报考的是黄埔军校工兵科，但却被录取在政治科。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黄埔军校任职，并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革命的气氛很浓。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誓师北伐。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除步科的两个大队随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均随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如萧楚女、恽代英、熊雄等。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的郭汝瑰，听了萧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座，深受影响。后来阅读了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使他由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好感，渐渐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郭汝瑰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考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镜铭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与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天后，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给他们布置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反革命政变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吴玉章告诉他们：“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南京屠杀我们的同志。”吴玉章通知他们两人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
这时，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吴玉章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人，由武汉回到四川。郭汝瑰与傅秉勋到达郭汝栋驻地的涪陵，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听后很认真地回答说：“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帮他。”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郭汝栋在他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
郭汝瑰没有识破郭汝栋的阴招，还欣欣然地写密信向吴玉章报告：“郭汝栋已接受了他的第三种意见”，自己也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此后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
但是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武汉的共产党被挤走。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当时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1928年5月的一天，在郭汝栋部任少校团副的中共地下党员袁镜铭找到郭汝瑰，对他说：“根据你的表现和要求，现在，党同意吸收你参加。你的党小组长就是同团的上等兵邱志坚。”就这样，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进步的愿望。
“清共”赴日 回国深造
1930年1月19日，郭汝瑰与方学兰举行结婚仪式，从此有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郭汝瑰在川军中滞留三年，发现堂兄郭汝栋日趋反动。李蔚如事件，使郭汝瑰开始认识他的真面目。李蔚如是四川督军熊克武的参谋长，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在涪陵龙潭地区宣传革命，组织工农武装，很快就搞起了一支有几百条枪的武装力量。军阀刘湘想除掉李蔚如，暗中勾结郭汝栋想捉拿他。郭汝栋以假“左派”的面目出现，表面上支持李蔚如，暗地里却出卖他。使李蔚如后来被刘湘手下的蓝文彬部抓住并杀害。
参与杀害了共产党员李蔚如后，郭汝栋代替杨森当上了二十军军长。旋即又为扩大地盘，参加了倒杨（森）倒刘（湘）的两次军阀混战。这两次军阀混战，给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灾难，也使郭汝瑰因此认清了郭汝栋的新军阀面目。
1930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郭汝栋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时，郭汝瑰已升任郭部独立旅一团三营营长。一天夜晚，已经离开郭部而专门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的袁镜铭，前来联系郭汝瑰，要他率领所属的第三营，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因联络出现差错，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这个营，竟被红军消灭大半，郭汝瑰也中弹负了轻伤，被送进汉口同仁医院，住了三周院。郭汝瑰住院期间，袁镜铭经常来看他，还带些进步书刊和宣传品给他看。等到出院后郭汝瑰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汝瑰只好到军部担任参谋的闲职。
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彻底“清共”，并派亲蒋的黄埔生来主持其事。一向为人圆滑的郭汝栋，抢先对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军官一一礼送离职。听人说郭汝瑰和傅秉勋是共产党，他既想保全这两个亲戚（一个是堂弟，一个是妹夫），又不想得罪蒋介石，就找郭汝瑰试探他的身份，问他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也不敢再留他，而是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
郭汝瑰此时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心想：去日本躲避一下也无妨，到日本去学点真本领，将来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郭汝瑰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郭汝瑰和傅秉勋于1930年11月到达日本，经过半年的语言学习，于1931年4月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他既受到了严格的军事技术的教育和训练，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素质；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身受了日本当局的歧视和侮辱。特别是每逢一些关键性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教官总是想尽办法阻挠中国留学生学习和使用。一些日本小孩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看到郭汝瑰这些中国留学生就嚷：“支那人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歧视，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他还是咬紧牙关，奋发学习，希望能为振兴祖国多学一些本领。
但是时隔不久，就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在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自发地结队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前来驱赶，中国大使馆也派人来劝郭汝瑰等回校。中国留学生坚持在陆军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派人出来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郭汝瑰等众多学生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郭汝瑰等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23、24期退学的学生，于1931年底回到上海。一到上海，他们便在上海青年会礼堂开会，决定从每期学生中各推举两名代表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郭汝瑰成为了被推选出的四名代表之一，他和另外三名代表来到南京。想不到南京训练总监部竟以“不听命令，擅自退学”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经再三求情，这些学生才获准去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八、九期继续学习。
郭汝瑰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当然不愿意重返黄埔，也不愿意重返已经公开反共的郭汝栋部。恰在这时，郭汝栋保送到陆军大学的一名学员因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郭汝瑰得以顶替这个学员参加复试，并被录取。1932年初，郭汝瑰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仿德国和日本陆军大学兴办的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是曾担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的杨杰。
杨杰，字耿光，1889年生于云南大理。1905年就读于云南陆军武备学堂，后入保定军校学习。1907年留学日本，先后在日本陆军预备士官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杨杰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开始其戎马生涯。此后在多起战役中，杨杰屡立战功，不断晋升，1921年时已晋级陆军中将。但杨杰却于此时自愿放弃中将军衔，再次留学日本，入日本陆军大学校学习，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
杨杰于1924年回国，先后担任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军官教育团教育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出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第二炮兵集团指挥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等要职。后因反蒋成为著名民主人士，1949年他绕道香港准备去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香港。这是后话。
杨杰负责陆军大学期间，校内气氛很好。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陆军大学在国民党军中地位高、影响大，郭汝瑰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郭汝瑰入陆军大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不愿到军队任职成为反共的帮凶，他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战史学教官，直至1936年底。
三次会战 声名远扬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郭汝瑰早已按捺不住，他要上前线为国效力！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民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郭汝瑰见为国效力的时机已到，也想到军中去抗日。与他在陆军大学同学的曾粤汉来自陈诚的部队，他说了陈诚一大堆好话，还推荐郭汝瑰也去陈诚的第十八军。
陈诚（1898～1965），字辞修，浙江青田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蒋介石的主要助手。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团长、师长。后指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李宗仁、唐生智、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队作战。1930年8月升第十八军上将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在曾粤汉的推荐下，1937年5月郭汝瑰来到常德，在陈诚所属的第十八军十四师任参谋长。
7月初，他被十四师师长霍揆彰派到蒋介石在庐山举办的“军官集训团”受训。训练班地点在五老峰下的海会寺，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对日作战。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战争已经打响，训练团不久就结束了，训练班学员纷纷回到原来的部队参战。
郭汝瑰所在的第十四师，奉命参加华北的抗战。正当十四师北上时，8月13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次日，敌机对上海狂轰滥炸。郭汝瑰所在的部队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这时的蒋介石，为保卫首都南京，对淞沪会战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仅调集和组成了左、中、右三个方面军的近百万主力部队，与侵犯上海地区的日军坚决对抗；还自任司令长官，以激励官兵的斗志。
陈诚担任松沪战场左翼兵团总司令，参与指挥淞沪战役。他指挥的左翼兵团负责防守宝山、罗店、浏河口、白茆口、福山、太仓、嘉定、刘行、杨行地区，以保障张治中的中央兵团侧背的安全。十四师一到达苏州，即奉命开赴常熟警戒白茆口至江阴一带江面。
战斗打响后，日军在川沙口偷袭成功，直奔罗店。驻守罗店的十八军李树森的六十七师遭日军强大炮火轰击，支持不住，撤出罗店。十四师奉命去增援，想夺回罗店。一阵厮杀后，部队伤亡较重。这时陈诚来到前线，下令部队撤退。
接着，第十四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该师所属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有些胆怯，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去代理该旅旅长。9月13日，日军向郭汝瑰旅阵地发起进攻，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郭汝瑰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他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八十四团一营营长宋一中丢了阵地，反冲想夺回阵地又被日军打退。郭汝瑰要枪毙他，他只好拼死再冲上去夺回了阵地。
战斗非常惨烈，八十四团团长邹毓南主张退却。郭汝瑰坚决不同意，在战局危急关头，郭汝瑰拿出纸笔，给师长写信留下遗书，并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指挥作战。
他在给霍揆彰的遗书中写道：“我八千健儿于兹殆尽矣。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若阵地失，我也就战死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支，我的那只手表就留给妻子方学兰作纪念。”
见旅长都抱定必死信心，士兵们只有拼死杀敌。阵地丢了，再冲上去夺回来。你争我夺，反反复复，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7天7夜，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阵地仍未丢失。从此，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这一仗，奠定了他在国军中的地位，也使郭汝瑰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问团专程来到四十二旅，特别送给郭汝瑰一件毛衣。
在淞沪战役中，郭汝瑰以战斗中的勇敢机智，受到陈诚的器重。不久，五十四军在武汉成立，霍揆彰任军长，陈诚任命郭汝瑰为五十四军参谋长。
11月12日，上海失陷，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告终。接着，日军分三路进逼南京。12月5日，日军进攻南京近郊。一周后，日军进攻南京城，南京失守。
南京失守后，十四师经江西退向武汉。1938年7月武汉会战，陈诚指挥第九战区、第五战区部队迎战日军12个师团。
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郭汝瑰作为刚升任的五十四军参谋长参加了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主持召开的保卫武汉的作战会议。当陈诚在会上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对陈诚的作战方案提出否定意见，他对坐在身边的陈烈私下说：“这种方案又是要遭歼灭的样子。”陈烈听后，写了一张纸条给陈诚：“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对作战方案意见具申理由与指导要领口述。”陈诚看了条子后，点名让郭汝瑰发言。
郭汝瑰站起来说：“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以南京失守的经验教训对比分析武汉的作战情势，提出了“保卫武汉又不战于武汉”这个新的战略防御方案。建议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进行积极防御。
郭汝瑰的意见切中要害，他的方案得到了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和云南部队的一致赞同。陈诚不但没有因为郭汝瑰的唐突而感到不快，反而对他的这个“不重核心而重外围”的方案拍案叫绝，并采纳了他的方案。既然郭汝瑰有他的一套战术，陈诚就指定参谋长郭忏、参谋处长刘云翰等人与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
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20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任命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
1942年初，郭汝瑰率部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开始，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将军并不看重他，把他叫到司令部后当着很多人的面问：“部队要追击，你这个部队行不行？”郭汝瑰肯定地回答：“行。”薛岳还不放心，又问：“打追击战你懂不懂？要超越追击。”郭汝瑰回答：“懂得！”他走后，薛岳对军务处长曾粤汉说：“我看这个矮子不一定行。”
曾粤汉说：“您别看他矮，矮子都聪明，这个矮子有几手哟！”作为陆大同学和战场上同过生死的战友，曾粤汉是了解郭汝瑰的，但薛岳还是不以为然。
七十七师奉命追击敌人，在汉家山被敌人反击，受了损失。军长命令暂五师追击。郭汝瑰连夜带兵追击，尽管他们人少，枪支也不好，但这次在追击中却胜利而归。他派出的五个支队，每个支队都缴获了敌人的枪支和通讯器材等，有一个支队还俘虏了两个敌人。薛岳知道后，高兴地对饶少伟和曾粤汉说：“看不出来，这个矮子还真有两手！”
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随后的表彰会上，郭汝瑰因率部以弱胜强，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
因为在长沙会战中善于指挥，郭汝瑰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1943年初，兼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的陈诚，又将他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