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策反精英打入委员长侍从室
1949年春，国民党连败之后准备南撤广州，然而他们的工兵四团却故意把铁甲列车弄坏堵住浙赣铁路。4月7日，蒋经国的嫡系部队，被称为蒋氏父子的“子弟兵”、“太子军”的预干一总队在嘉兴起义；4月中旬，有蒋家“御林军”之称的另一支嫡系部队伞兵三团也在海上起义；在解放军渡江后，江苏省保安第九旅万余人在金坛、溧阳一带投向人民；段仲宇的辎重汽车部队两个团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于5月24日起义……这一系列事件，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而其背后的“策反”英雄，就是曾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的少将段氏兄弟。
军人世家 兄弟从戎
段伯宇，河北省蠡县人，1904年7月9日出生于蠡县孟尝村。段伯宇的父母共生了四子五女，四个儿子按“伯仲叔季”的顺序取名。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1914年生。段氏兄弟的父亲段云峰在当地很有名气，段氏兄弟称得上出身名门。
段云峰，字巍霄，1888年出生。小时候读过私塾，15岁考入本县高等小学（肄业），17岁考入保定陆军小学堂，两年后（1907年）转入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在保定姚村这所军校中，段云峰与蒋介石成了校友，他们同一期不同班，蒋介石学的是炮兵科，段云峰学的是步兵科。段云峰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起义。辛亥革命后，在“整军经武、救亡图存”的号召下，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与李济深、徐永昌是同学。毕业后段云峰在保定军校任教，担任战术教官。保定军校历时11年，培养了6000多名学员。北伐后，段云峰曾任南京参谋部次长。因此在国民党军中，有不少人出自段云峰门下，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关系十分广泛。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使段氏兄弟从小受到较好的文化教育。
段氏兄弟少年时期受其父亲的影响，思想进步。1919年，正在天津觉民中学读书的段伯宇参加了五四运动。16岁时，因为多次参加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
1921年，段云峰因痛恨军阀混战，决心以教育救国，辞官返乡办培德中学，自任校长兼授国文、数学。被学校开除后一直在家的段伯宇，不久从报纸上得知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的消息后，立即跃跃欲试，要去报考，可身为军人、看多了军界腐败的父亲却坚决反对，认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去参军是条绝路，还不如学医实际些。段伯宇听从父命，1922年他考入了保定的河北大学就读医科。但是，学医并不是他的心愿，他从小就立志要做一名军人。
在河北大学就读期间，段伯宇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戴培元，在他的引导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广泛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书籍，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启蒙。但1924年戴培元被学校迫害离校，段伯宇的入党愿望未能实现。
大学毕业后，段伯宇曾一度行医，和同学刘静波在山西太原开诊所，想用自己所学知识来医治百姓痛苦。可是，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段伯宇看不到国家的希望，一度内心非常苦闷。后来他接触了不少进步人士，还在离诊所不远处开了一个小小的书店，公开出售进步书刊。
1930年11月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折算为黄埔军校第九期）。在军校受训三年多，他听过蒋介石训话，得到过德国教官夸奖，志向是当“纯正军人”。可有一件事刺激了他，1932年学校里要抓“抗日分子”，一个和段仲宇很要好的同学李锦峰跑了。李锦峰一身正气，积极主张抗日。抗日难道有罪？段仲宇当时不理解。其实，李锦峰是中共地下党员。1934年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段仲宇辗转江阴炮台和宋哲元部，任下级军官。
1934年秋末，在山西太原开诊所的段伯宇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上了太原宪兵司令部的“黑名单”。当时刘静波去给太原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看病，看到了办公桌上的逮捕名单上有段伯宇，情急之下，他以取药为名回诊所通知段伯宇迅速离开太原。
段伯宇逃到邢台，找到老同学张步封谋生路。张步封的父亲是三十二军的参议，也是老同盟会会员。张老得知段伯宇的情况后，冒险介绍他到三十二军当军医。
眼看国家一天天衰败，日军占东北，侵华北，蒋介石还坚持要“攘外必先安内”。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被镇压后，段伯宇对国民党绝望了。这时他在三十二军结识了一个叫王兴纲的人，对他一生起了重要作用。王兴纲，河北同乡乐亭人，天津军校毕业生，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的副官，实际是1928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兴纲是三十二军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他了解段伯宇的苦闷后，便启发他走向进步，转向共产党。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段伯宇曾到太行山寻找八路军未果，后随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南下。1938年春天，他只身奔赴延安，参加抗大学习，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论持久战》的报告。8月初，他返回原部队，由中共秘密党员王兴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8日，日本侵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仅过了一两天，临湘、岳阳相继失守，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当时的政府对长沙能否守住十分缺乏信心。蒋介石提出“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认为即使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本获得任何物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电报，在会议中传达了蒋介石的思想。11月13日凌晨2时，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失火。纵火队员以为是信号，便全城放火。大火持续了整整五天五夜，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3000多人在大火中丧生，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11月18日，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邓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张治中被革职，与邓悌他们一样成为了此案的替罪羊。
“焦土政策”反映了蒋介石政府的无能与腐败，也使段氏兄弟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倾轧和腐化。在军队他们亲自感受了国民党军中贪污腐败成风，一个小小的炮兵连长，每个月克扣兵饷、贪污军马饲料等通常可达三四百块大洋，而士兵每月津贴也才六块。段仲宇对于军队的腐化散漫难以忍受，于是他准备投考陆军大学，想暂时离开军队到学校去。
1939年春节前夕，段伯宇被八路军南昌办事处派往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秘书周怡接待了他，并指示他设法留在重庆工作。此后，他与周怡单线联系。
此时，段伯宇的父母妻女都从保定来到重庆。段云峰在军中有许多关系，一些在国民党中有权势的人请他出来做官，为了一家二十几人的生计，段云峰只同意担任中将高参兼学生军总监这样一份虚职，目的是领份工资养活家人。
蒋介石为了拉拢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在重庆搞了个“战地党政委员会”。蒋介石挂名当主任，李济深当副主任，由李济深实际主管这个委员会工作。段云峰与李济深关系不错，在陆军速成学堂时李济深比段云峰高一届。1929年3月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于南京汤山时，段云峰曾秘密串联了一批同学设法营救，这使李铭记在心。
一天，李济深特地登门看望段云峰，希望他也能到“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段云峰谢辞了，但他对李济深说：“我给你送一个小不点儿去，给你当参谋。”段云峰说的“小不点儿”就是他儿子段伯宇。就这样，段伯宇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进入的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当了一名视察员。
红岩受命 投考陆大
段伯宇在“战地党政委员会”当视察员，主要任务是调解沦陷区国共纠纷，以利于双方团结抗战。本来这是个闲职，但他却很好地利用这个位置，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收集了不少情报。如在各地上报的材料中，有许多诬陷共产党八路军的，他就把它们写成国民党搞摩擦，使李济深等人能站在公正的立场，批评国民党当局。
这年5月，周恩来回到重庆。在一次战地党政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把段伯宇叫到身边，低声约他到红岩村去谈话。这样，段伯宇秘密会见了周恩来。
见面后，周恩来先问了一下段父的情况以及他和蒋介石、李济深等人的关系，段伯宇一一作了回答。接下来周恩来又问他下一步的工作打算。段伯宇表示想到前方去打日本鬼子。周恩来听后，对他的想法表示理解。但他又开导段伯宇说：“大后方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前线，你父亲和你本人在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国民党上层有不少社会关系，这是很好的工作条件嘛！这里的工作需要你，这里也是前线嘛！”
周恩来要段伯宇做好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潜伏的思想准备，并指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到的困难多，在困难的情况下，要争取有利的一面，并努力使之转变为现实。
听了周恩来这番话，段伯宇当即表示：“那好吧，我就留在重庆工作。今后一定在周怡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好好工作。”
周恩来告诉段伯宇：“光跟着周怡干还不行，还要想办法自己找一条路子，最好是到蒋介石身边去工作，这样对我们党会更加有利！”
到蒋介石身边工作，段伯宇当即表示“不可能”。周恩来要他很好地利用他父亲在国民党军中的关系，实在不行就自己再想别的办法。段伯宇当时想，只有考上陆军大学才可能有这种机会，因为蒋介石用人主要是黄埔和陆大的。
1939年下半年，由于周怡调回延安（后来才知道，周怡在由重庆去延安的路上出车祸不幸牺牲了），段伯宇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9年冬，段仲宇到重庆参加陆军大学复试，顺利过关。这样他便考入设在重庆的陆军大学。兄弟俩在大后方重庆相逢，有了更多的机会在一起探讨社会与人生。
有一次段伯宇问弟弟仲宇：“你读过军校，为什么又要上陆大呢？”段仲宇依旧是那句老话：“我想当一个纯正的军人。”段伯宇又问：“你这纯正的军人与政治没有关系吗？”段仲宇被问得卡住了，无言以答。见弟弟答不上来，段伯宇开导他多看书，并向他推荐了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那时段云峰和段仲宇都不知道段伯宇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段仲宇从大哥交给自己看的这些书籍中，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大哥很可能是“那边”的人。
在重庆期间，段仲宇还和郭沫若有过几次接触。两人多次交谈，对段仲宇的思想转向进步起过一定的影响。有一次段仲宇到歌乐山高级助产学校去看望女友小薛，经过一家有名的包子铺，他点了茶和包子，坐下来等女友。抬头一看，对座的竟是曾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大诗人郭沫若。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他的代表作《女神》是现代诗歌的奠基之作。1923年，他从日本回国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拒绝蒋介石的拉拢，写下《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并于次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因受蒋介石通缉，他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郭沫若主动招呼段仲宇“过来坐”。见了大文豪，段仲宇坦言自己爱读郭沫若的作品。郭沫若话锋一转，反问段仲宇：“你在陆大读书能有自由吗？”段仲宇也俏皮地回了一句：“半自由。偷看自由，公开看不自由。”段仲宇似乎是在开玩笑，其实他说得都是实话，在陆大是不让看进步书刊的。
在这之后，还是在那家小店里，段仲宇又见了郭沫若几次，他们话题渐深。段仲宇问：“郭厅长，为啥许多年轻人不怕死往延安跑？”郭沫若用诗人的语言回答：“你看植物都是朝阳长的吧，何况人呢！”郭沫若的回答，真是意味深长。每一次聆教，段仲宇都受益匪浅。
1942年段仲宇由陆大毕业后，被留校任教官。
这年春天的一天，段伯宇央求弟弟段仲宇，帮他复习功课考陆大。段仲宇不免困惑：一个读过医学的人考陆军大学干什么？然而段仲宇终究拗不过兄弟情义，还是给他补习了军事课程。原来，段伯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想打入国民党军队要害部门工作。因为有了陆大的牌子，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段伯宇要弟弟帮忙，准备考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招生一向非常严格，按规定，报考正规班的学员必须是正式军校毕业的中尉、少校；特别班则招收中校、上校和少将级的军官；中将以上的官员，则入将官班学习，他们之中的人大多身兼要职，平时大多都不住在学校里。比如，当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就是陆大将官班的学员之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1943年10月，段伯宇通过了初试和复试，并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这样段氏兄弟多了一层关系，既是手足又变成了前后期的同学。
当时陆军大学流行同学会、同乡会、联谊会、聚餐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段伯宇利用这些活动结交了一批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官僚腐朽、贪污腐败现象不满的人，如贾亦斌、刘农畯、宋健人、宋光烈等。
贾亦斌1912年生于湖北，29岁即是少将军衔，虽不是黄埔嫡系，但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担任团长，率部积极作战。在陆大毕业后，到蒋经国任代理局长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简称“预干局”）任职，被蒋经国保荐为该局副局长。尽管蒋经国对他有知遇之恩，但他反对内战的态度很坚决。
刘农畯是杜聿明的部下，曾任远征军中校通讯营长，在缅甸作战过，因其善于研究缅甸地形、气候，而使部队减员很少，保证了远征军司令部作战的需要。他出身于国民党装甲汽车部队，熟悉战车、汽车、通讯等现代作战技术手段。他对国民党特别是四大家族瓜分和垄断国家经济很不满，民主观念很浓，抗日比较坚决。
宋光烈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时就与共产党有联系，参加过冯玉祥在察北领导的抗日联军。宋健人少将对民族复兴、国家前途和命运也颇为关心。
段伯宇经常与他们在一起，谈学习、谈政治，建立了感情，为以后的策反工作打下了基础。
进侍从室 弟兄接任
1944年春，抗日战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当时中国远征军驻印度的部队需要一个懂炮兵的专家到印度工作，副参谋长温鸣剑是段仲宇陆军大学的同学，他向史迪威将军推荐了段仲宇。史迪威将军“关于选调段仲宇去远征军”的电报发到重庆，主管此事的军令部和军政部经过协商，向蒋介石呈交了报告。军政部常务次长钱大钧参与了协商，并为此事召见了段仲宇。
钱大钧对段仲宇说，他的办公室的刘参谋是陆大与段仲宇同期的毕业生，常常夸段仲宇你是陆大高材生。这次段仲宇要去印度，钱大钧交代段仲宇两件事：一件是公事，要段仲宇多了解美军的组织编制、各级的职责和职权；另一是私事，正好钱大钧的两个儿子也在印度，他请段仲宇辅导一下他的两个儿子，好让他们考陆军大学。段仲宇当即表示愿意效劳，钱大钧对此很高兴。
递上去的报告很快得到蒋介石的批复，蒋介石同意段仲宇去印度。这样，段仲宇随远征军入印度。由于他表现出色，很快担任驻印度总指挥部军务处科长，不久又提升为处长。
同年，段仲宇奉调回国，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任上校参谋。
侍从室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处”，是专门为蒋介石服务的。蒋介石的侍从室最早设立于1926年，当时蒋介石当上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身边就配有侍从副官，还设置了一个侍从室。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围剿，在南昌设立“委员长南昌行营”，并在行营编制内设立了一个侍从室。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了重大改组，成立了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1940年又成立了侍从室第三处。这三个处的主任都是非同凡响的人物，直属蒋介石个人领导。
侍从室的工作，是每天将各院、部、委、局（如军统、中统）呈送给老蒋的报告、文件等，提出拟办的意见，直接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批阅后，再将这些文件、报告转至各承办单位。在下面的单位与蒋介石之间，起一个上呈下达的桥梁作用。侍从室还是蒋介石的智囊团，经常帮蒋出谋划策。因此侍从室人员成了蒋委员长的近臣，很多人巴结的对象。
段仲宇能进蒋介石的侍从室，得益于钱大钧的举荐。这个钱大钧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元老之一。他曾追随李烈钧、黄兴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和蒋介石等人是最早加入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的成员。到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深造回来后，在保定军校当过分队长、队长，在黄埔军校当过上校总教官、校本部少将处长，1927年就当上了第三十二军的上将军长，后来一直升到一级陆军上将。钱大钧与蒋介石共事时间长，关系一直很好，成为在蒋介石面前能说得上话的人。
在印度期间，段仲宇写的关于美军组织编制和补给的调研报告，以及他提出的国军如何适应新情况的建议，每次呈报到重庆后，钱大钧都看，看了后都十分满意。他觉得段仲宇有真才实学，对他颇为赞赏。
这时正好碰上蒋介石调整军政部的班子。由陈诚接替何应钦担任部长，钱大钧则调回到侍从室工作，仍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上任后，也要用他信得过的人，他想到了段仲宇。交卸军政部常务次长的大权之前，他发了一封电报给远征军印度指挥部：调段仲宇回国，另有任用。段仲宇奉调回来，先到钱大钧那报到，再被蒋介石召见后，担任了蒋介石侍从室一处第二组上校参谋。
“侍一处”第二组又称参谋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蒋介石对这个组非常重视，因为它涉及军事机要，范围涉及国民党军委会所辖的各个重要部门和其他一些行政部门。进入侍从室，就进了蒋介石的“核心”圈子，可以了解很多重要机密。段仲宇在侍二组分管后勤，凡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的大事，都要报蒋介石批准。公文要先呈送到段仲宇手中，他签上意见后再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批示后，也是先到段仲宇那里，再由他通知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所以有人说，段仲宇虽然是个上校，但却是个“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
在这个“核心”圈里，了解的内幕越多，段仲宇就越感觉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混乱。他心里很清楚，这一切正是来自那个最高领袖蒋委员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大钧调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段仲宇不愿意再留在侍从室，征得父亲和哥哥的同意后，他以没有当过团长为名，给一处副主任俞济时打了报告，要求下到部队去。因为当时国民党有规定，上校要再提拔，就必须当过团长，才有可能进入“将军”的高位。过了不久，段仲宇的报告批下来了，他到汉口炮兵四团去当团长。上任之前，第二次被蒋介石召见。
段仲宇在汉口当炮兵团长，并没当多久，后又到国防部任职。他一度想远走高飞赴美国深造，段伯宇却坚决地劝阻他：“不要走！”他感到兄长的话里有一种特殊的震撼力。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邀飞抵重庆，和蒋介石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但蒋介石和谈只是个幌子，目的是拖时间准备内战。所以表面假和谈，背后却命令下发《剿匪手本》，将消灭共产党作为头等大事付诸行动。
一天，段仲宇在国防部作战参谋汪锡钧的办公桌上，无意中看到了蒋介石亲笔手书封面书名的这个《剿匪手本》。他把此事告诉了哥哥段伯宇。段伯宇从弟弟传达的信息中，立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表明蒋介石搞和谈是一个阴谋，暗地里正在调兵遣将要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段伯宇想找组织，把这一重要情报送出去，但因与组织失去联系已久，未能如愿。
段伯宇将蒋介石假和谈、真灭共的情况分析给弟弟听，段仲宇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阴险本质和伪善嘴脸，天平开始倾向共产党这边。
转眼间1946年就要到来。经过两年多的刻苦学习，段伯宇已经完成了学业，再过三四个月，他和特别班的学员就要正式毕业了。在这个何去何从的人生转折时期，他的弟弟段仲宇的一个建议，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有一次，兄弟俩促膝相谈，段仲宇问大哥毕业后的去向，段伯宇提出想回河北老家，人地两熟，便于发展。段仲宇则建议他到总统府侍从室，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可以用其所长，对今后的发展更有利。考虑到如果能争取到这个有利的岗位，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段伯宇便同意了弟弟的建议。但如何才能进去呢？
1946年初，段仲宇利用他调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机会，向侍卫长俞济时推荐，由段伯宇替补他离任后的遗缺。他说：“我大哥段伯宇适合这一工作，他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员，成绩在一百三十多名学员中名列第七，是上校军衔，即将毕业，又是一位老大学生，外语、汉语文字工作能力和组织才干都好。”
当时俞济时正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听段仲宇如此一说，对段伯宇的出身、学历、成绩等各方面都非常满意，于是把段伯宇的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
俞济时1904年生，浙江奉化县城奉南村人，是蒋介石的老乡。早年投身到族叔、黄埔军官学校军需处长俞飞鹏处，得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担任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的侍卫。后来在围剿中共军队累积战功，升至第八十八师师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派陆战队登陆上海。俞济时率部前往迎战，因而成为声名大噪的抗日名将。1942年任蒋介石侍卫长，后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期间，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俞济时自黄埔开始时追随蒋介石，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历任侍卫长与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军务局长、总统府第三局局长等职。俞济时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内外奔波，可谓鞠躬尽瘁，当然俞本人在这期间也得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地位和权势。
对于俞济时推荐的人，蒋介石当然会格外关照。
1946年3月10日，中央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在重庆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名义，带领国防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及在重庆的高级将领亲临学校主持毕业典礼。讲话之后，蒋介石一一检阅了特别班第七期的每个学员。当他走到段伯宇的跟前时，很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典礼结束，立即有人传话，说校长蒋介石要召见段伯宇。
第一次见蒋介石，段伯宇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好在蒋介石喜欢在自己的学生面前摆长者的风范，因而显得亲切有加，使段伯宇很快就不拘束了。蒋介石仔细询问了段伯宇的姓名、年龄、籍贯、学习情况。段伯宇如实回答了他。蒋介石还特意问了一声“令尊早年在何处求学？”当他听到段伯宇说是“保定姚村陆军速成学堂”，又知道段父原来是自己的同学时，很高兴地站起来，以指扣额，连说三声“好！”，还说“你们父子三人同是陆大出身，难得，难得。”最后，蒋介石不忘讲一大堆勉励的话，强调要效忠党国，服从校长。
在陆军大学毕业典礼上被蒋介石破例召见不久，段伯宇就接到通知，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报到。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同学的儿子、他亲自挑选的侍从参谋竟是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