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抗日 策动反蒋
靖任秋4、5月从甘肃回到北平，经古北口到沙城再到下花园，与“东陵大盗”孙殿英见了面，从此留在了孙殿英的部队。
早在长城抗战开始之时，蒋介石已把北平当做重镇，派了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的主任。在冯玉祥酝酿抗日期间，何应钦一度想收买孙殿英，何应钦把察哈尔省主席一职暗中许诺给孙殿英，想利用孙殿英驱赶冯玉祥。国民党给他官做，孙殿英对蒋介石、何应钦不能不应付。他把靖任秋找去，要靖任秋代表他去北平与何应钦方面的人见面。靖任秋心里清楚，其实这只是孙殿英的一种应付手段。
此时，全国都在酝酿抗日，又正是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的初期，孙殿英了解靖任秋不会赞成把主张抗日的部队赶走，自己搞个地盘。所以他利用靖任秋来做这件事。靖任秋赞成他不受蒋介石收买，不做反对抗日的事，所以也愿意帮他做这件事。
靖任秋到北平以后，何应钦派军委会北平分会社会部主任、蓝衣社的头目、“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建群跟他接谈。刘建群想收买靖任秋，直接说：“请你到南京去好不好？”靖任秋没有买他的账，因此会谈毫无结果。
1933年5月，就在靖任秋和北平军分会的人见面之后不久，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英防地与同盟军的防地接壤，冯玉祥派高树勋到沙城与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加入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告诉他，冯玉祥在张家口要组织抗日同盟军，坚持抗战，邀孙殿英参加。孙殿英为这件事找靖任秋商量。孙对冯玉祥的抗日主张表示同情，并提出：冯玉祥派高树勋来，自己从礼节上也应派人回访，对冯玉祥的主张表示个态度，同时也了解一下冯玉祥的抗日计划。于是孙殿英要靖任伙跟高树勋一齐去张家口见冯玉祥。
高树勋，字健候，1898年8月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8岁时，入私塾读书，读了四年，后家道中落，回乡务农。1914年，高树勋到天津、北京等地学徒谋生。后又投奔在四川绵阳冯玉祥部当兵的舅舅，从此成为冯玉祥部的一名士兵。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1925年8月，又升任团长，军衔为陆军上校。1926年9月17日，冯玉样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高树勋成为国民党员。此后，其随冯玉祥四处征战，官职也一路高升，一直到官居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高树勋部缩编为二十七师，列入孙连仲的二十七路军，投靠蒋介石。次年，高树勋部参加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击败。解放战争后期，高树勋部起义，走向光明。
此时的张家口、北平之间形势已经很紧张。华北第九军团撤到平绥线，沙城以西、以北，接近热河的地方都是孙殿英的部队。靖任秋与高树勋所乘的车一到下花园，就知道了方振武已率他的部队由山西北上，刚到达此地。靖任秋便和高树勋在下花园停车，专程去看他。
这个方振武并非等闲之辈，他参加过北伐战争，下台以前是安徽省主席，一度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他参加阎、冯反蒋中原大战失败后，跟着阎、冯一齐下台，余下的一点部队也与孙殿英一样，一起撤到山西。方振武的态度很明朗，坚决反蒋抗日。
见到靖、高两人，方振武叫他们别走了，说已接到张家口电台的通知，今晚张家口有重要的通电要发。于是靖、高二人就留下来，住在方振武部。晚间的电报收到后，方振武叫靖任秋、高树勋过去，他们看过电报，才知道是冯玉祥宣布抗日的通电。
第二天，靖任秋与高树勋、方振武乘专车到张家口。当天，冯玉祥正式宣布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一职，方振武任副总司令兼前敌指挥，吉鸿昌任张家口警备司令，高树勋也成立了一个军，宣侠父在高部做师长。
冯玉祥的抗日誓师大会开过后，靖任秋准备回孙殿英部。临走前冯玉祥约他单独谈话，要他转告孙殿英：一是希望孙殿英部把南口这个大门堵住，不让蒋介石的部队从南口出来；二是同盟军总司令是空头司令，枪支、弹药、粮饷都拿不出来。他要靖任秋回去转告孙殿英，把战壕挖深点，胸墙的土培厚一点，防御蒋介石的进攻。靖任秋路过张家口时，见到吉鸿昌，吉鸿昌也希望能联合孙殿英的部队。因为当时冯玉祥和方振武的部队加起来，还不如孙殿英的多。
回到沙城的当天，靖任秋就将冯玉祥的意见转告给了孙殿英。孙殿英考虑：如一起参加抗日，要听冯玉祥指挥，仗打起来后，人员、枪支、弹药却无法从冯玉祥那里得到补充。孙不肯作这个牺牲品。为了摆脱留在察哈尔的为难局面，同时也是为了乘机去西北发展，孙殿英一面将部队向包头集中，一面向蒋介石提出到西北屯垦的要求。蒋介石就任命他为“青海屯垦督办”。其实双方都懂得去西北不是屯垦的，国民党是不想让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反蒋活动，减少解决张家口的阻力，孙殿英则是想去西北发展。
在孙殿英部队从沙城到包头移动期间，靖任秋到了上海，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组织上给靖任秋的任务主要是策动孙殿英和有关的方面反蒋抗日。靖任秋向党组织汇报了孙殿英最近的情况。
此后靖任秋的组织关系，属于上海的中央情报处，负责人是刘子华，后来是王世英。接上关系后，为了策动孙殿英反蒋，靖任秋曾多次到上海作汇报。
孙殿英从沙城出发之前，要靖任秋做代表去青海，名为接洽屯垦事宜，实系与各方取得联系。那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师已经进驻西北。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就把西北军队往南调，要打福建人民政府。因此，胡宗南部队从甘肃撤出。
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1933年的11月，十九路军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进行反蒋抗日。进军宁夏前夕，孙殿英接到福建即将成立人民政府的电信。孙殿英即要靖任秋代表他立即去福建与人民政府建立联系。他一方面叫靖任秋走，另一方面叫部队向宁夏出动。
靖任秋到福建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大举围攻福建人民政府。在闽南，红军曾牵制了国民党军队一下，拖延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速度。福建人民政府方面虽与中共方面有过联系，但并没有在作战上真正配合。1934年初，福建人民政府反蒋失败。靖任秋得到地下党的通风报信，匆忙逃往香港，后来再从香港回上海。
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向西北推进。当时，青海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都不愿孙殿英染指西北，他们联合起来，发起了“四马拒孙”之战。“四马”联军约4万余人，孙殿英兵力约7万人。本来孙殿英人数占优，但攻坚力量太差，久攻宁夏城而不克。旅长杨干臣、于世铭等阵前倒戈，孙殿英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阎锡山又出兵断其归路，蒋介石也趁机明令撤销其本兼各职，孙殿英被迫东撤，于4月初返抵包头，后前往太原晋祠暂时隐居，残部被阎锡山收编。
重返孙部 取信戴笠
孙殿英被打败，靖任秋只得离开他到北平谋生。他化名“金注东”，在北平搜集情报，继续策动反蒋。那时他的生活主要是靠彭文在两级女子中学教书来维持，有时组织上也稍有接济。
1934年夏秋间，靖任秋再到上海与党组织联系，这次见面的已经不是刘子华，而是见到了王世英（后来的中央监委），当时王世英化名老陈。1935年他到了北平靖任秋的家里，告诉靖任秋以后关系转到天津，由他联系，从此靖任秋的组织关系属于天津北方联络局，直到“七?七”事变后，靖任秋离开北平为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此时，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知道孙殿英有些地下力量，就派人把孙殿英请到北平来。孙殿英在山西一点不能活动，等于受阎的监视，既然宋哲元有请，孙殿英就到了北平。
在“西安事变”的处理过程中，靖任秋接到孙蔚如的邀请，到了西安。他先跟杨虎城见面，接着跟孙蔚如见面。不久，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同意抗日，因此被杨虎城、张学良释放。1937年2、3月份，靖任秋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了的周恩来。
5月，靖任秋回到北平。“西安事变”前后，王世英代表组织交给靖任秋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准备利用张克侠在宋哲元部队（华北政委会）做参谋长的关系，派靖任秋打进宋哲元的部队情报处，利用宋哲元在华北的情报组织，建立起我们在华北的情报网，由靖任秋负责。“七?七”事变之前，靖任秋已经和宋哲元的参谋长张克侠接了头，经他介绍和他们的情报处长见了面，可是，还没有进去工作，“七?七”事变就发生了，这些事也就中断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殿英准备东山再起。宋哲元给了他五百支枪，让他组织队伍。他带着亲信从北平出来，一路收容溃散士兵，走了几百里就集中了几千人。等他到了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蒋介石不得不委任他为晋察游击司令。
在郑州，靖任秋在群众大会上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要他与孙殿英联系，约定在东长寿车站见个面。此时孙殿英已经到了平汉路西的行唐县，考虑到周恩来的威望，他骑了几十里路的马来到见面地点。见面后，周恩来和他谈了团结抗日问题。靖任秋遵照周恩来指示，多留一天继续做孙殿英的工作。靖任秋和孙殿英谈了当前的形势，谈了国共合作抗日。
在石家庄没碰上，周恩来留话要靖任秋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找他。于是靖任秋一路狂奔赶到太原，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孙殿英这支力量很重视，要靖任秋利用旧日关系，到孙殿英部队去工作，主要还是做争取孙殿英的工作。他交代靖任秋任务：争取孙殿英坚持华北抗战，建立跟八路军的友好合作统战关系。交代工作后，周恩来就让靖任秋快些走。
靖任秋抓紧时间，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个新情况：蒋介石给孙殿英一个冀察游击司令的名义，实属万不得已，对孙还是极不放心的，让军统戴笠负责监控孙的部队，指定孙殿英和戴笠建立经常联系，军统还派了一个特务工作组带着电台到了孙部，长住在孙的司令部，实际代表是负责监视孙殿英的活动，附带作军队的情报收集工作。靖任秋请示：“如何对待这个特务工作组？”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和他们来往，能打进去更好。”
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后，靖任秋立即赶往孙殿英部，在行唐与孙殿英相会。抗战开始后，参加到孙殿英部的共产党员在上层有李锡九（共产党员）、邢肇棠（1941年后入党）和靖任秋，其他地下党还有姚亮、李琦等。
对靖任秋回来，孙殿英是欢迎的，希望靖任秋留在他这里。但他多少还有些顾虑，怕靖任秋去他那里会引起特务的疑忌。1937年底，上海失守前夕，他跟靖任秋商量，问靖任秋是否愿到南京走一趟，跟戴笠建立个关系，以方便今后工作。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的指示是争取各部分力量抗战，对国民党特务我们也不是搞对立，而是要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抗日。知道了组织的态度后，靖任秋便欣然到南京去会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不在南京，正在上海，他约靖任秋去上海见面。在戴笠手下的安排下，靖任秋便从南京赶到了上海。戴笠很客气地请靖任秋吃饭，还叫了民盟副主席高崇民作陪。戴笠见面时绝口不谈往事，不谈靖任秋的历史，却跟他谈了特务组织中的一些熟人，暗示他是知道靖任秋历史的。其中有一个姓许的，是南昌起义的时候二十四师的参谋长，后来投降了国民党，加入了特务组织。戴笠软硬兼施，目的是想控制靖任秋。
两人在谈话中，提到当时很多青年学生流离失所，到处流亡，应该收容这些青年爱国力量。戴笠说，很多人投向八路军和其他抗日部队，但自己希望青年人到军统系统来。戴笠请靖任秋在华北替他收容平津流亡学生并介绍给他。分手以前，他送给靖任秋一本密码，一支八音手枪，约好以后通讯联系。
这次去见戴笠的结果，目的达到了，孙殿英把靖任秋的事推给戴笠，戴笠对靖任秋表示了“谅解”、“信任”。
靖任秋离开两天后，上海就失守了。这时，中共方面已在南京设了办事处，由叶剑英负责，李克农当副处长，靖任秋设法跟李克农同志见了面。靖任秋把枪和密电本带到了南京办事处。李克农同志把密码本抄录报到延安，以后靖任秋没有和戴笠通讯联系过，也没有帮他收容过流亡学生。
办教导队 反对摩擦
回到孙殿英部，孙殿英这时给靖任秋一个任务，要他到洛阳去招学生办教导大队，为部队培养骨干。教导大队队长由孙殿英自兼，靖任秋当副队长（又称大队副），一切事务由靖任秋全权办理。
教导队的地点最后确定在洛阳以南一百华里的宜阳城三乡镇，1938年8月前后正式成立。这时部队在黄河以北，实际由靖任秋全权负责。靖任秋决定把教导队办成自己的队伍，因此找学生时尽量找思想进步一点的。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党的地下组织豫西特委在豫西动员的，也有极少数学生（约四五十人）是在汉口经孙殿英的办事处招收的。在豫西一共有一千多人报名，靖任秋都收下了。他把招来的学生一共编成七个中队（每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个军官队，是孙部旧日军官，六个中队是招来的学生。
这时，李锡九也从洛阳来到韩城，支持创办教导大队。他年高德韶，在有些问题上他向孙殿英说话更为方便。教导大队的队长、区队长等军事干部都是孙部的旧人，这样安排是为了不引起孙殿英的怀疑。其他的军事干部和全部政治干部，都是和中共有关的。教育长、军事、政治总教官以及七个队的指导员全是共产党员。教育长是徐祖芳（抗战中在新四军牺牲），军事总教官是方执忠（黄埔学生，参加过湘西暴动，解放初任解放军师长，后任天津警备副司令）；政治总教官是刘啸然（解放初任河南教育厅长）。
教导大队只成立不到半年，事情起了变化，三乡镇暴露了。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报给孙殿英，声称要其解散教导大队。孙殿英不愿意解散，解散于他面子不好看。孙殿英从洛阳来到三乡镇检查，他看见不到半年，这个部队已经很像个样子，更不同意解散了。他找人同一战区交涉，结果为年底将教导队调离洛阳一带，调到黄河以北孙殿英的防地。1939年初，这个部队就从三乡镇调到了孙殿英部队驻地晋城。
把教导队向黄河以北调，开始大家估计很多学生可能会跑掉。因为有些本地学生平时就不愿离家，过黄河那边还要打仗，有危险，会跑掉一些。但是，到了晋城，检点人数，几乎没有开小差的，说明在国难当头之际，抗日爱国成了大家的共识。
到了晋城，教导大队还是被迫解散。这里有两个原因：一、这支部队在黄河以南时，一战区就让解散，给了孙殿英很大的压力；二、孙殿英也不想把这支部队再保留太久，他知道这里有共产党，怕出问题。
1939年，蒋介石已经把孙殿英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军，委任孙殿英为军长，把部队从晋城调到河南的林县。靖任秋带教导队刚到晋城，孙殿英就给他一个“参谋长”的名义，让他赶紧到林县，为新五军和林县地方上接头，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当时，从陕北来的抗大一分校就驻在晋城与林县之间的凌川，教导大队的许多人都到抗大一分校去了，据后来何长工对靖任秋说，有上千人到抗大。不仅学生到抗大的多，政治干部去抗大的也多，教育长、总教官都走了，也有到太行军区去的。孙殿英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把没走的学生分配到他自己的部队。最好的当连指导员，少数当排长，一般当班长，也有在团、连做政治工作的。
靖任秋搞的这支教导大队，为我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确实功不可没。
靖任秋到林县后，孙部冀察游击队正式编成新五军，邢肇棠任副军长，靖任秋任第四师副师长，四师师长开始由孙殿英兼，以后国民党派了个叫康纪鹏的来任师长。孙殿英的部队虽编为两个师，实际两个师的师部都没有成立，是由孙本人统一指挥。
抗战时期彭文在湖南湘鄂赣特委任岳阳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发生，她遭国民党通缉，来到重庆找党组织，本想到八路军或新四军所在的根据地去，周恩来却让她到洛阳去，做家属来掩护靖任秋。她服从组织安排，回去就带着孩子赶往洛阳新五军办事处。
通过靖任秋的努力，建立了孙殿英部和八路军的统战关系。靖任秋到孙殿英部后，曾陪同孙殿英和朱总司令在太行见面，并与一二九师建立了联系。彭德怀副总司令认为，从全国来说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统战关系，一直到1940年，新五军与八路军的关系是最好的。
1939年底，蒋介石发动了合作抗日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作为反共的急先锋首先制造摩擦，发动了对晋西北和晋西南的进攻，接着又发动了对晋东南的进攻。八路军在有准备的情况下，一举挫败了国民党的这几次进攻。
1940年3月，朱怀冰再次制造摩擦。八路军在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下，彻底解决了国民党朱怀冰的二十七军。在解决朱怀冰这个军的过程中，朱怀冰支持不住时向孙殿英部靠拢，如果孙殿英支援他，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也加入，事态扩大，就变得复杂化了。
战前，八路军太行军区的军分区司令员纪德贵曾与靖任秋单独密谈，要靖任秋设法在开战后让孙殿英保持中立，以免战事扩大。靖任秋也分析了孙殿英的情况：一方面他归属了国民党，朱怀冰靠近他，不支援的话要被追究；另一方面他与八路关系不错，不愿与八路搞僵关系。靖任秋决定见机行事。
朱怀冰部被八路军追击，果然向孙殿英部逃窜，八路军追击到姚村，进入孙部防地。孙殿英与靖任秋到了姚村，看到这种情况孙殿英非常为难，不知如何办才好。靖任秋就让他带卫队离开，把姚村和附近的部队交给自己，由自己来应付处理。孙殿英接受了靖任秋的建议，马上离开了。他一走，靖任秋就命令所有部队一律进家、关门、上房子，如果双方打进村来，只要不砸门、不上房子，一律不准开枪，违者唯该部负责人是问！结果八路军先接近姚村，在村外就截住了朱怀冰部，战斗就在村外打响。朱怀冰部被击溃，他本人落荒而逃。
孙殿英保持中立，还将截获的朱怀冰部的一百挺机枪送给八路军接收。1940年冬，八路军总部支援孙部一个师的棉军衣，算是对孙殿英保持中立的酬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