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收买 “大盗”反目
靖任秋与孙殿英，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0年是合作的。1940年春，两人的关系开始破裂。在此之前，孙殿英整副军长邢肇棠，让他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邢肇棠不愿去，与孙殿英产生了矛盾。无奈之下，1940年秋天邢肇棠借到林县北部点名之机，跑到太行根据地去了。邢肇棠走了，孙殿英就把矛头转向靖任秋。邢肇棠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去了，他怀疑此事与靖任秋有关系。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将靖任秋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习惯于“明哲保身”而明知靖任秋是共产党的孙殿英，不愿意因靖任秋的事牵连到自己，于是落井下石，想借他人之手整治靖任秋，至少达到赶走他的目的。
1941年初，靖任秋正在洛阳卫立煌办的一战区师级干部班受训，突然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知，要调他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孙殿英同意靖任秋去，借此让靖任秋离开他的部队。
靖任秋从孙部驻地去重庆，经过西安时拿着孙殿英的信去见了胡宗南。胡宗南请靖任秋吃饭，还给他的副司令陶峙岳写了封信，要他关照靖任秋。此时的陶峙岳也在中训团受训，还担任了大队长。靖任秋一到重庆就到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那里挂了号，然后拿着胡宗南的信去中训团先找陶峙岳，陶峙岳对胡宗南信中所托的事当然照办，因此靖任秋省了很多麻烦。
在中训团受训结束后，靖任秋按原订计划前去跟戴笠见面。这次见面是戴笠约的，地点在嘉陵江边的另外一个地方。见面后，靖任秋先替孙殿英问候他，戴笠也问候了孙殿英。两人只说了几句闲话，戴笠便开门见山地对靖任秋提出：“新五军这个部队应该由你负责，中央没有问题，我完全负责。”他所谓的“中央没问题”，意思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代表中央负责。
接着，戴笠又说：“你这次来，要见见校长。”黄埔学生都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是嫡系，蒋介石本人也喜欢人家称他为“校长”，以示亲密。
显然，戴笠是想利用靖任秋在新五军的关系，从内部来搞垮孙殿英，解决孙殿英的问题。因为从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孙殿英参加过多次反蒋活动，一直没有好好听命过蒋介石。孙殿英抗战后重新出山，事先并未得到蒋的同意，孙殿英是先自行武装，造成既成事实，南京政府才不得不同意的。戴笠收买靖任秋基于于如下考虑：对靖任秋进行收买，如果成功，可以从内部瓦解孙殿英部，即使不成功，也可看出靖任秋的态度，可谓一箭双雕。
对于戴笠的收买，靖任秋当时未置可否，只是含糊应付了事。因为如果明确表示同意，下一步必然是具体化的做法，如果表示不同意，则对靖任秋很不利，甚至在重庆他就可能会发生意外。
靖任秋对戴笠说：“我在孙部毫无基础，对孙部没有控制力量，这件事恐怕很难办。”他就这样婉言推卸了。好在靖任秋和戴笠的谈话不长，很快便结束了。这次见面，戴笠又送靖任秋一本密电本，要求今后多多联系。
和戴笠见过面不久，戴笠通知靖任秋与蒋介石见面。按惯例，对中训团学员中的高级军官，蒋介石一般是要见一次面的。靖任秋被带到一个会客厅，蒋介石见了他便问华北的情况。当时新五军驻林县，黄河以北国民党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靖任秋就说：“华北共产党、八路军……”谁知一句话没说完，蒋介石就打断他，怒气冲冲地叫道：“奸党、奸军！”还一口气连叫了三遍。话不投机，靖任秋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沉默了一两分钟，蒋介石拿起一支笔，批了一个两千块钱的条子给靖任秋作路费。这也是蒋介石的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蒋介石经常送师长级军官路费，要看他高兴不高兴或亲疏关系，分两千、三千、五千这么三种。靖任秋接了条子，起身就告辞了。
靖任秋想，既然到了重庆，就得去向组织汇报一下工作。他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说自己可能暴露，不宜再回孙殿英部去，想去延安。周恩来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而是要他回到孙殿英部队去，坚持下去，准备将来接收这个部队。经周恩来一说，靖任秋同意回到孙部。
孙殿英此时来信，表示不想让靖任秋回去，让他就留在重庆。靖任秋顾不了这么多，没和戴笠打招呼就往西安赶，准备经西安回孙部去。在西安，特务要靖任秋将戴笠给他的密电本交回。这说明戴笠已经对靖任秋不满，因为他离开重庆不打招呼，表明了他的不合作态度。返程经过西安时，胡宗南的态度也有微妙变化，虽然和靖任秋见了面，但没请他吃饭。
五六月间，靖任秋回到洛阳，这时彭文带着几个孩子也到了洛阳。靖任秋从洛阳办事处发电报给孙殿英，表示要到前线去。孙殿英对靖任秋没有听他的话留在重庆已经不高兴，于是回电“暂勿返防”，不让靖任秋回前线。靖任秋对此心中郁闷，在写给前方一位支队司令牛瑞亭的信中，用了“被拒之于千里之外”来表示不满。谁知这封信很快就到了孙殿英手里，孙殿英听参谋念完信之后大发雷霆，当即给一战区司令部发电报，说靖任秋“原有共党嫌疑”，当前更有“畏缩不前”、“鼓动军队”等活动。
1941年8月的一天晚上，办事处转来战区长官部通知，让靖任秋第二天上午去一趟，战区司令长官有事要找他谈话。谁知这是他们设下的一个陷阱，靖任秋去了之后就被扣押。这一切，都是孙殿英安排好了的。孙殿英为何要这样做？主要原因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当时侵华日军调集主力于华北，矛头直指八路军，他认为中共军队凶多吉少。再加上欧洲战场盟军失利，孙殿英认为共产党八路军前途堪忧，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便倒向了国民党。
“永远监禁” 越狱逃亡
靖任秋知道，自己被捕是因为“涉共”。按惯例，这种事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处理结果，要么被捕者叛变投敌，要么坚强不屈很快被处死。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靖任秋预计自己关在这里不久就会遇害。
出乎意料之外，敌人并没有很快处决他。靖任秋在军法总监部只经过一次审讯，时间大约在被拘押了一二十天的时候。审他的人，按照孙殿英电报上说的三条罪状，一一加以审讯。对此，靖任秋一一加以反驳。
靖任秋对法官说：“这三条都不确。第一，关于共党问题。我原来是共产党，可是好久前已不是了。我要是共产党，为什么还任用我做副师长？我和孙殿英有多年的关系，他从没有提出过我有共产党嫌疑，为什么我刚从重庆受训回来，还没有到部队，就说我有了共产嫌疑？第二，‘逗留不前’更不是事实，孙殿英前不久在我请求回前方时给我的回电，我还留着，明明是我要去前方，孙殿英却要我留在洛阳，不要去前方，我对此还不满意，他反而告我逗留不前，可以证明是诬告；第三，我也没有鼓动军队，因为我从重庆回到洛阳不久，回来后，才听说王天祥带着部队跑了。我既没有回到部队，一没有和任何军队的负责人有来往，二也没有鼓动军队的通信往来，怎么鼓动法？是我派人去的，还是写信去的，有没有证据？如果这三条，孙能找出人证、物证，我甘愿承担责任。”
在军法总监部大约关押了四个月的时间，他们也就审了他这一次。也许是因为靖任秋反驳得在理，没有实质的证据，所以一直没有对他下手。在他被关押期间，靖任秋妻子彭文、原来的通讯员李吉庆常去探监，李锡九、王松云、康翔等也去看过他。过了一段时间，军法总监部又把靖任秋送到政治部。
旧历十二月份，靖任秋被解送西安。一到西安，接着靖任秋就被押送到胡宗南的司令部，胡的参谋长派人把他押送到胡宗南办公的地方。胡宗南不在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住，他带机要参谋另住一个地方。进了机要参谋的屋子，见这位机要参谋30岁左右，靖任秋进去时他的表情不是太自然。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我党打入胡宗南处的地下党员熊向晖。
当时靖任秋只在这位机要秘书这里等了一二十分钟，就有卫兵来要他出去。从这个院子后门出去就是禁闭室，禁闭室监房很小，一个南房，里面分成三四个小监牢，是专关团以上干部“自己人”的地方。里面没有铺，只有些草，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靖任秋就被押送到西安道峪村一个监狱去了。在西安期间，从未审讯，更无判决。
孙殿英本以为靖任秋很快会被处决，就断绝了他家的粮食供给，还把靖任秋骑的马、佩带的枪都收了回去。以后看到军法总监部把他送到政治部，政治部又把他往西安送，临走李锡九和办事处的人还可以给他送行，后来连靖任秋的消息也打探不到了，就对靖任秋的情况产生了错觉，怀疑靖任秋跟国民党特务有了勾结，国民党要利用他。孙殿英想留个后路，并且做给他部下的人看，春节时竟然要驻洛阳办事处给彭文送去了两万块钱。
关押靖任秋的地方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监狱，监狱犯人大都没有裤子穿，有的有件单衣，有单衣的也是衣不蔽体，经常死了人也没人管。这是一个十足的死亡集中营，这里的犯人不审不判不放，实际上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后来事实证明，解放战争中，所有关在道峪监狱的人要么被活埋，要么被国民党一把火烧死了。
靖任秋的问题，后来弄清楚是蒋介石批的“永远监禁”。他不杀靖任秋，是考虑到那时国共合作并未完全破裂，正是在抗战时期，否则也早杀了。但关在这里不判不放，等于监禁等死。靖任秋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他决定越狱逃走！
主意是打定了，但想越狱又谈何容。监狱院子很大，大门有门岗，三个监禁犯人的小院都有值班，各个犯人监牢的门上又都落锁，四周岗楼上有卫兵，围墙上架有铁丝网，戒备森严。
经过仔细观察，靖任秋发现，驻守监狱的只有两个排。当官的经常私自用部队进山伐树，然后运到西安卖钱私分。伐树要人工，经常有一个排和一个班出去。一个排就三个班，六个出去四个，守家的就剩两个班站岗放哨，还要担当采买等杂务。看守兵中有个年轻人叫陈立朝，对靖任秋特别客气，每当他当班时，靖任秋在生活上就有很多方便，陈立朝有时还给靖任秋送点菜来。这个人的性格比较粗犷，大胆，对于国民党部队很不满意。靖任秋经过考虑，决定拉上这个兵冒险越狱。
有一天，陈立朝站岗开饭，他用手掌朝上，几个指头托个盘子的俏皮姿势，给靖任秋送了个炒鸡蛋。靖任秋就跟他套近乎，从他那里了解了监狱的不少情况。这样搞了两三天，关系正热乎时就对他说：“这个地方真困难，在这里干什么，咱们一同走吧！”听靖任秋这么一说，陈立朝居然同意了。于是他们进一步商量，觉得还要一个人帮忙，因门岗那个位置也很关键。陈立朝说，这件事由他来解决。
1943年5月19日晚，陈立朝按照预定计划，和别人调换了值班的时间，上十点到十二点的岗，另一位约好的看守兵上门岗。到十一点钟，监狱的看守和卫兵都已入睡。在这寂静的夜晚，陈立朝给靖任秋打开牢门，将靖任秋从被关押的院子放出来。二人来到西南角碉堡附近的监狱外墙，陈立朝在底下托了靖任秋一把，靖任秋不顾刺疼，抓住铁丝网上的木桩，跨过铁丝网跳了下去。接着，陈立朝也跳下来，他们一起沿南山方向逃走了。
一路逃，一路躲，靖任秋他们有时用衣物换饭吃，有时要上一两顿饭。途中靖任秋写信给彭文，暗示她带孩子逃走。走走停停，一路历尽艰辛。靖任秋经过洛阳附近时，不敢回家。转到巩县陈子坚的部队，在师部找到陈子坚。靖任秋如实相告，说自己是逃出来的。陈子坚给了他路费，介绍他到兵站上开了假证明，靖任秋化了假名，然后逃往自己家的老家徐州。
策反伪军 举行起义
1943年7月前后，靖任秋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徐州棠梨张集。他不出门，也不多见人，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尽管如此，他心里还是很清楚，这里还是日本人占据之地，情况复杂，家乡也不宜久留。
在此之前的三个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日军将孙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围，被包围的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当了汉奸“和平救国军”头目，而后配合日军多次和八路军作战。5月初日军将孙殿英送到新乡，在新乡设伪新五军司令部。随后，日军要孙殿英诱降庞炳勋。孙殿英知道庞炳勋抽惯了自己特制的烟膏，因而将庞炳勋诱捕，庞炳勋也投敌。日军给他们以“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庞炳勋任总司令，孙殿英任副总司令，驻在新乡。
下一步往哪去呢？靖任秋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正巧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个叫王道的熟人，在山东的伪军“山东灭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师第八旅”当旅长，1935年时在北平经北方局王世英介绍，靖任秋与王道相识，知道他是个财主家的少爷，但有爱国思想。靖任秋想去会会他，可能的话就策反他起义。
靖任秋化名“刘汉臣”，从徐州搞了个良民证，到益都找到了王道。王道说他不是死心塌地要当汉奸，他认靖任秋这个朋友。靖任秋也说实话，告诉他自己是从国民党监狱里逃出来的，准备留在他这里。这时国民党也派了策反人员王景羊到王道这里，靖任秋就和王景羊住在一起。日子稍长，两人都清楚彼此的任务。一个要拉王道投奔共产党，一个要拉王道去投国民党，就看谁的本事大。
靖任秋想把妻子儿女接回老家。王道知道这事后一次给了他五千元，帮助靖任秋解决家庭困难。这样靖任秋便请老家小时候的同学纪广椿去一趟洛阳，想把彭文和孩子一起接回来。但洛阳在国民党手中，彭文受监视，她本人离开不便，就把一大一小二个孩子留在身边，只让纪广椿接回来中间的两个儿子。直到洛阳失守，国民党自顾不暇时，彭文才带着另外两个孩子回到徐州老家。
靖任秋给王道做工作，希望他认清形势，争取早日起义。到了1944年夏，王道下定决心要拉队伍到八路军那去。这样，靖任秋便和山东境内的渤海军区联系，他与军区司令员杨果夫、政委金晓村见了面，两位领导对此表示欢迎。时机成熟后，他再到山东分局联系，山东分局还派了人到王道的部队，对起义工作进行指导。
与此同时，靖任秋获悉他在新五军暂编第四师任副师长时，下边有个叫王天祥的团长当时带兵跑了，后来被日本人收编为“东亚同盟军”，辖有几个旅的伪军，此人现在就住在大名。靖任秋与这人的关系不错，当时孙殿英说他“鼓动军队”指的就是王天祥这个团。靖任秋向山东分局汇报了王天祥的情况，并把自己打算去策反王天祥起义一事也作了汇报。山东分局同意他的计划，让他把王道起义的事安排好后，再去策反王天祥。这两桩事都完成了，再去太行根据地。
1944年7月20日，起义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后，靖任秋离开了王道的部队。第二天，王道按山东分局的安排率部起义，将部队拉到铁路线上，接应他的部队正好是靖任秋弟弟靖实秋的那个团。王道起义后，又策划了他原来的部下、伪军莫振明旅起义。
王天祥的“东亚同盟军”号称三个旅，实际上只有一个团是他自己的。他与冀鲁豫军区原来就有过一些联系，靖任秋找到他，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见他已打定主意起义，靖任秋于是在1944年秋末离开他，到了太行根据地。
靖任秋到根据地后，先恢复了组织生活。华北局负责人邓小平对靖任秋一家很关心，知道他的家眷还在徐州，就派军区情报处的科长李平去徐州接他们到太行。1944年11月份，李平把彭文和他们的儿子伯文接来了，陈立朝也一同来到根据地。
与此同时，王天祥的部队在积极准备起义事宜。经过靖任秋和其他方面的努力，1945年1月16日王天祥在大名正式起义。他的部队编入二野二纵，王天祥担任旅长。
同年7月，李平又把靖任秋的孩子玉仲、叔平接来了，一家人在根据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根据党中央的意见，北方局改组为晋冀鲁豫中央局，下面成立联络部，负责对国民党军队做策反工作，申伯纯任部长，靖任秋担任副部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寇投降后，孙殿英又向蒋介石投诚，摇身一变，变为“国民党先遣军”，被改编为新编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内战。他的部队调动到京汉线新乡至安阳间，牵制八路军。这段时间孙殿英利用国民党控制运输飞机的要员，大做黄金买卖，发了一笔财。全面内战开始后，孙殿英部改编为第三纵队，驻防汤阴。孙殿英抓民夫，拆民房，构筑工事，积极为蒋介石打内战卖力。
靖任秋深知，孙殿英与人民为敌，注定了他日后只有灭亡的命运。1947年春，解放军围汤阴，孙殿英据险抵抗，5月1日，解放军攻占汤阴，孙殿英被俘，后孙殿英被解送到河北武安县战俘营。共产党念及他抗战时期有过英勇表现，对他非常宽待，特地批准他带一名卫士照顾其生活。孙殿英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患上了当时属不治之症的烟后痢。共产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他求医治病。这种人道精神和宽大为怀的行动，深深触动了孙殿英的心。在病危之际，他忏悔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比蒋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这年秋天，身患多种病症的“东陵大盗”孙殿英病死，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