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传统交通运输方式不同的近代交通运输方式，随同西方科学与技术的涌入而首先出现于口岸城市，然后随同公路铁路的修筑而进入内陆城市与乡村。近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兴起，文报局的出现，邮传部的设立，使传统驿传系统的存在面临危机。1913年1月，北洋政府下令裁撤所有的官办驿传系统。然而，时至1940年前后，抗战后方因近代交通发展不足以及敌人的封锁政策，导致有关军需民用的物资运输和人员交通面临困难，政府又着手“恢复”传统驿传系统之“驿运制度”，设立驿站，整修驿道，利用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动力从事战时运输，为抗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节 中国传统驿传系统及其功能
中国传统驿传系统萌芽于先秦，成形于秦汉，于隋唐两宋时期渐成规模，趋于完善，在元明清季得到进一步发展。其结构由驿道和驿站构成，驿道有干线和支线之分，驿站有驿舍、驿吏、驿卒、驿马等人员兽力与各项设施。其功能即运输，或称“驿运”，表现为传递军情，递送官方文书，迎送过往官员，运输官方物质，具体而言即信息传递功能和人员物资运输功能两个方面。
一、传统驿传系统的历史沿革
中国古代驿传系统的发展源远而又流长。先秦时期，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了“”、“传”等字，透露出其时可能具有了驿传设施。据于省吾的研究，商代专门负责传达中央王命和地方政见的信使就称为“”，如“己卯贞，来羌，其用于父丁”。再从《诗经》等文献推断，其时已粗具通达各方的陆路交通网络。在《诗经》中，频繁出现“周行”、“周道”的名称，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小雅?大东》），“有栈之车，行彼周道”（《诗经?小雅?何草不黄》），“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诗经?小雅?大东》）。此外，西周晚期青铜器《散氏盘》铭文有“封于周道”，《左传?襄公五年》引遗诗“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提到了“周道”。诸此信息，说明当时交通已普及于一般日常生活中。随着“周行”、“周道”的修筑，并延伸四方，沿途也配备了相应的交通服务设施，《逸周书?大聚解》有所记载：“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每隔确定的路段，各有相应的服务设施。更详备的可见于《周礼?地官?遗人》：
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每隔10里设置“庐”，提供饮食；每隔30里设置“宿”，提供休息的“路室”；每隔50里设置“市”，“市”有食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委”、“积”二字从“禾”，从古意上理解，应为提供行旅饮食而准备的日常生活用品。这些记载，反映了其时驿传系统已处于萌芽状态。虽然有专家对《周礼》成书时间有疑，但从《诗经》中频繁出现的“周行”“周道”来理解，从西周铭文来推断，《周礼》对其时萌芽状态之驿传系统的描绘应大致相符。
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逐渐增多，外交频繁，有关军情政令的传递相应增加，利用驿传系统的记载也就屡见于文字，如《左传》庄公九年，“公丧戎路，传乘而归”；文公十六年，“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成公五年，“晋侯以传召伯宗”；襄公二十八年，“吾将使驲奔向诸晋以告”。“传”“驲”其意大致相当于后来的“驿”，所以才有后来的“驿传”连用。再如《孟子?公孙丑上》中有“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其时“邮”“传”已为日常用语，从某方面理解，驿传系统已影响了当时人的生活，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综观先秦时期，驿传系统由萌芽到初具规模，军情政令可以迅速传达，文化交流得以实现，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迅速到来，与此应不无关系。
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建立，国势日趋强盛，驿传系统进一步发展。秦代的驿传系统以“邮”为主，以马车或马为主要工具；驿传主要有两种方式：“以次行”和“以邮行”。“以次行”是指文书在各郡县传送，各郡县按顺序依次传阅，挨县下发，主要是通告或檄文之类需要广为人知的文书；“以邮行”则指通过驿传组织传送文书，沿途各地无权拆看，只能按封皮上注明的地点转发，此表明秦代已按文书的性质来决定其传递方式。此外，秦代也按路程远近使用驿传人马，“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
汉承秦制，但亦有变革，以马拉大车传送称为“传”，东越人杀死吴王濞，“盛其头，驰传以闻”（《史记?吴王濞列传》）；后来出现了“驿”，据《史记?汲郑列传》记载，汉景帝时，以“任侠”闻名的郑任太子舍人，每逢假日，“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迎故朋亲友。“驿”字从马旁，应以马作为传递工具，与早于它出现的“传”相区别。“驿”的出现，开始仅为私家所应用，因利用马而使速度和效率大大超过传车，后来渐为官方使用，在《后汉书》中就大量出现官方运用“驿”来传递信息的记载，“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后汉书?西域传》），“冠盖不绝于道，又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刘苍》）。为驿传设置的中途停驻之站称为“置”，为步行邮递设置的中途停驻之站称为“亭”，“邮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亭设亭长，汉高祖即“泗上亭长”出身。
驿传机构代代相因，魏晋南北朝亦然，“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魏书?明帝传》），“每造书檄，越或驿马催之，应命立成”（《晋书?孙惠传》）。
秦汉时期的驿传系统已为官方大量使用，但史书记载并不详备，为后人研究之困难；到隋唐两宋时期，驿传系统渐趋完善，史书记载也较清晰。唐朝时，全国共有水马驿1643所，其中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86所水陆相兼。陆行，三十里置一驿，驿有长，名“捉驿”，由“州里富强之家主之”；至德后，改为“吏主驿事”，驿卒由民夫充任。配置上，陆驿有马，水驿有船；马有驿马、传马、驿驴之分，其中驿马最快，传马次之，驿驴仅供非紧急事务者使用。同时由于驿传费用高，地方州县为传送日常公文，组织步递。步递不归中央统一管理，属于州县自办。到五代时期，如后汉政权，开始把步递上升为国家事务，划归中央统一管理。
唐代，驿传事务已明确划归中央兵部，为军事服务之目的尤为突出。“唐驿底组织，有驿长，有驿夫，驿长每驿一人。驿夫每驿数人，或数十人，视驿底等第，事底繁简而定。一县之驿，由县令兼理。一州之驿，掌于州之兵曹。一道之驿，于节度使下，置馆驿巡官四人，判官一人，以治理之。全国之驿，属于兵部之驾部郎中员外郎。”因此其驿传系统的功能主要集中于传递军情。并且，唐代驿传事务，已由《唐律》规定了运行规则，违者必罚，例如其规定，各种文书凡“应遣驿而不遣驿”以及“不应遣驿而遣驿者”，要受到“杖一百”的处罚。
宋朝驿传系统在强化传递军情的功能外，其制度颇多变革：一、调整驿站之间里距：唐代两驿站之间里距为三十里，宋驿增加到六十里；二、以军卒代替民夫充当驿卒。北宋建隆二年（961）“以军卒代民役”，开创后代“军站”的先例；三、除马递外，还大量使用驿卒步递，并由中央统一管理，因此出现了驿递的新形式，如递铺、水斥堠、摆铺等。递铺有步递、马递、水递、急脚递四种，元明时的急递铺即由此发展而来。
元代站赤和急递铺遍布全国各地，“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其站赤有达达站和汉站两种，达达站即蒙古站，主要行于边疆地区，汉站行于腹地，有马站、水站、车站。元世祖又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急递铺，递送公文邮件。至元三十一年，在大都设立总急递铺提领所，置提领三员，以加强对全国急递铺的管理。自是以后，急递铺成为重要的驿递机构。元代管理驿传系统的中央机构，“始者‘站赤’隶兵部，后属通政院”，元至大四年（1311）之后，汉地驿站归属兵部掌管，通政院只管理蒙古驿站，到公元1320年，仍旧由通政院统一管理全国驿站。
明代驿传的一个特点是驿马养于民间，即验民田粮，出备夫马，显然继承于元代；针对元代“泛滥给驿”的弊端，明朝政府又明确规定驿传系统的基本任务“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洪武实录》卷二五）。宣德年间，兵部尚书张本上言指出：“驿马之设，本以飞报军机重务。今在外凡有符验官司及镇守官，每以常事泛滥给驿，旨宜禁止。”（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六二）明代驿传事务，由兵部车驾清吏司掌理，各地驿递机构，有驿站、递运所、急递铺三种。同时，于北京、南京设会同馆，相当于在京师的驿递机构；会同馆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各地水马驿设驿丞一人，管理邮传递送事务。明初，递运所主管运送物资和使客，急递铺专司递送公文，驿站则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官用物资三者兼而有之。明朝中叶，急递铺逐渐废弃，递送公文的任务改由驿站承担；同时不少递运所也改为驿站，或并入驿站，运送物资与使客的任务亦改归驿站负责。由此而知，明代驿传系统的明显变化是，其已具有了承担运输物资和人员的功能。
明朝中叶，驿传费用庞大，据《明会典》记载，万历五年（1577），全国驿传银达313万余两。驿传费用浩大，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又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万历年间，张居正即视驿政为安邦固本之大计，与均徭、赋役、里甲并列为“有司第一议”。崇祯皇帝也针对此弊端，亲自主持大规模的裁驿，削减与限制了官吏的驰驿特权。但此裁驿却致“欲安而得危，图治而得乱”，骤然裁驿，使得许多失业驿卒迅即铤而走险，在明末纷纷投入到农民起义军队伍。
清朝政府吸取明末驿银累民的经验教训，顺治二年即“首革此弊”，改民养马、民应差为官养官应，并裁撤部分驿丞，将驿站划归当地州县管理。康雍乾三朝即秉承此一政策，实行“裁驿丞，归州县”。乾隆二十年正式规定，驿站钱粮均由州县经管，驿站只负责应差喂马，也不必另设官员专门管理驿传事务。就其驿传系统的结构而言，清代的驿传系统以驿站、军台为主体，以铺、塘为补充，撤销递运所，驿递合一，驿站军台集军情传递、文报传送、官员接送、物资转运等功能于一身。“驿”设于内地及西南边疆，如“四川驿六十五，广东驿十，广西驿十九，云南驿八十一，贵州驿二十三”，“站”设于吉林、黑龙江与内蒙古部分地区，如“吉林站三十八，黑龙江站三十六”，“喜峰口章京所属蒙古站十六，古北口章京所属蒙古站十”，而军台主要设于边疆地区，如“阿尔泰军台都统所属军台四十四”，“库伦大臣所属军台二十五，科布多大臣所属军台二十一，伊犁将军所属军台十二”。驿站军台，名虽不同，因地而异，但其功能基本一致。
纵观中国传统驿传系统，其萌芽于先秦，成形于秦汉，完善于隋唐两宋，于元明清更趋完备。追溯中国传统驿传系统的历史变化，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整体性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也可获得如此认识：其所具有的功能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二、中国传统驿传系统的功能
中国历朝各代建立的驿传系统，其功能即运输，或称“驿运”，主要包括信息传递和人员物资运输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传递紧急军情，递送官方文件，辅之以迎送过往官员，运输官方物资。
（一）信息传递功能
传统驿传系统的信息传递功能，具体表现为传递军情政令，为军事政治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而论，中国古代驿传系统的最初设立，以传递军情为第一目的。军情及时通达于决策者，对外来的侵略迅速组织抵抗，对内乱能立即采取措施予以镇压。早在殷商时代，即有传递军情的记载，如其时之甲骨卜辞中说道：“来告：‘大方出，伐我师。’惟马小臣令？”其大意是说：有报告者来说：“大方国军队出动，向我军进攻。”是否应当命令马小臣出击？“小臣”，应为官名，“马小臣”，可能是车骑部队的军官，此为关于军情传递较完整的记载。其时中央政权收到敌军进犯的军情奏报，称作“来警”，在卜辞中，有“自南有警”，“其北有警”，“来警自西”等记载，说明商朝的警报信息来自各地。当时由四方边境至于首都，都有传递警报的系统。此从广义上理解，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驿传系统。
春秋战国时期，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国远征军企图偷袭郑国，途经滑，遇到前往周地从事贸易活动的郑国商人弦高。弦高伪称已受郑国国君之命犒慰秦师，同时“使遽告于郑”，使郑国有所准备。“遽”也就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后来的驿传机构，也就是使用“遽”传送军事情报。
汉王朝开拓边疆，出于军事政治需要，“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设立“边塞发犇命警备”制度。边境有军事警报，“驿骑持赤白囊”驰报京师。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率领部队与羌人在湟中作战，向汉宣帝请示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案，“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书报从充国计焉”，前后六七日，可谓速度之快，反映了当时汉代驿传系统传递军情的效率。
唐时驿传系统的功能更强调军事目的，《唐律疏议》卷二五指明：“邮驿本备军速。”唐穆宗在诏书中也写道：“使命往来，本于传达军情紧急。”唐代中央政府将全国驿传系统的管理职责归于尚书省的兵部，其为军事服务的特征已很突出。
宋朝因长期深受北方民族的侵略，驿传系统的军事色彩更为明显，普遍实行“以军卒代百姓为役夫”的制度，宋太祖于建国之初，即“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强化其军事职能。元代驿传系统，虽然其中央管理机构变化较大，但“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为军事服务的职能并不改变。成书于元末的志书《析津志》中说道：“宣朝廷之政，速边檄之警报，俾天下流通而无滞，唯驿为重。”
朱元璋称帝后，明确规定驿传系统的基本功能之一是“飞报军务”。兵部尚书张本上书即指出：“驿马之设，本以飞报军机事务。”清朝建立后，即命诸路设“笔帖式”，驰递军情。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发兵叛乱，其时朝廷有三位官员正在贵州，获知变乱信息后，疾驰镇远，而驿站已为叛军控制，得不到驿马，奔至沅州才得驿马，连续驰驿十一昼夜，方到京师兵部。如此事例，正说明驿传系统对于军事政治的重要意义。就是到了咸同年间，军务繁多，遇有胜仗，也“用红旗报捷，飞折八百里驿递”，时至晚清，驿传系统为军事服务的功能并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