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无一失”关押张、杨
西安事变后之后，蒋介石把张学良交给“军事委员会”，同时命令戴笠对张学良“严加管束”，警戒看守工作必须绝对严密。
而杨虎城，则被蒋介石委派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先赴美，后转欧，等于流放到国外。七七事变后，杨虎城要求回国抗敌，但蒋介石却令其继续在国外参观。这时，杨虎城到达巴黎，他通过中共旅法支部与苏联联系，希望去苏联参观。他等到9月下旬，终于接到了准许他去莫斯科的通知。
可这时，杨虎城又接到了从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电文里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杨虎城接到电报，马上动身回国，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抵达香港，第二日，宋子文专程到香港迎接。11月28日，蒋介石又发电报给杨虎城，告诉他“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不过，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杨虎城的，而是由宋子文转交。
当时，杨虎城决定让部下王根僧和他一起去南昌。临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杨虎城一张机票。后经王根僧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按常理，应由宋子文陪杨虎城一起去见蒋介石，但这次他安排杨虎城孤身前往。
11月30日，在一片“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声中，杨虎城乘机飞往长沙。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他不却在，只留下一张便条让杨去武昌找他。当晚，杨虎城乘火车从长沙转赴武昌，抵达武昌时，戴笠率百余人在车站“迎接”。
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这些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
国民党西撤重庆之后，同时也准备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转移关押。这个任务，自然仍是由戴笠负责。
1938年春间，张学良被幽禁在湖南郴州苏仙岭。然而，后来戴笠在汉口听说，郴州街上发现了张学良的旧部，立即下令将张学良移解郴州的邻县永兴县。一个月后，又将张学良移解湘西沅陵的凤凰山。
这时，戴笠正在湘西筹办“临澧临训班”，沅陵距临澧只有200公里左右，距幽禁杨虎城的益阳只有100多公里。这样，戴笠可以借在汉口、临澧之间来回走动的机会，对沅陵、益阳两地进行控制。
西安事变中的主要人物：张学良（左）和杨虎城（右）
凤凰山位于沅水东南岸，与沅陵城隔水相望，从沅陵城观望，一如展翅的凤凰，山顶古庙凤凰寺风景清静幽雅。张学良到达凤凰山后，戴笠专程到沅陵视察，对张学良住地的“安全工作”进行布置和检查，并成立军统沅陵邮电检查所，专门检查张学良的来往信件。
不过，张学良并没有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好地方住多久，1938年秋冬间，武汉沦陷，日军逼近长沙和湘西，沅陵吃紧。戴笠只得把张学良、杨虎城双双西迁到贵州中部囚禁起来。
戴笠为张学良选择的囚禁地点，是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这里是明代兵部主事、理学家王阳明读书讲学之所，距修文县城约3华里，环境幽静，是贵州名胜古迹之一，便于张学良“读书思过”、“修身养性”。
为杨虎城选择的关押地点，最初在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的白鹤观，后来，戴笠觉得这里距公路太近，害怕杨虎城逃跑，就亲自选定在距息烽县城10多里的玄天洞。这个洞里面高30多米，空间很大，仅有1个洞口可供出入，看守人员只要守住这个洞口就可以了。加之上山的道路又很偏僻隐蔽，真正是一个绝好的天然监狱。当时，洞内有一所道观，有道士住在里面，戴笠的特务们把道士统统赶走，腾空了山洞，然后将杨虎城从阳朗坝移解过来。
修文与息烽两县相邻，阳明洞与玄天洞之间仅隔10多公里的一条山路。张、杨两位将军虽双双被囚禁在此，但谁也没有想到，对方竟关押在和自己近在咫尺的地方。
既然准备长期囚禁张、杨的地方，戴笠就到修文、息烽等地进行视察部署。他命令刘乙光、李家杰领导两个特务队，实施24小时连续不断的监视。戴笠还规定，夜间用竹梆打更的办法传递信息。因此，每到夜间，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令特务们丝毫不敢懈怠。
戴笠还在这里配备了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任务是禁止行人和老百姓接近山洞。而在张、杨关押地的外围，还要建碉堡、设岗哨，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盘查行人，把阳明洞、玄天洞围得铁桶一般。
戴笠规定，张、杨寄出函电，都要经过特务的检查方可发出。外面寄给张、杨的函电，除蒋介石、宋美龄的函电不准检查外，其他任何大员的函电都必须扣压检查。至于报刊书籍，凡涉及到张、杨消息的，则一律扣压不送，进行销毁处理。
杨虎城白天可以到室外和洞口走动走动，夜间便不许出屋一步。终年离群索居的杨虎城，一天中最为兴奋的时刻，就是在白天到洞口去眺望息烽公路上的汽车。
张学良白天的活动范围稍大一些，但到了黄昏一样不许出屋门一步。戴笠还从电讯处专门拨了一部电台交给刘乙光，由刘乙光及时向戴笠汇报看守张学良的情况，以防不测。
1939年2月下旬，戴笠到贵阳办事完毕后，在返回重庆途中顺便去阳明洞看望张学良。戴笠见到张学良后，第一句就说：“雨农代表委员长问副司令好。”张苦笑回答说：“委员长日理万机，还记得我这个被囚之人，谢谢！”
戴笠临走前，张学良对他说：“我想及时知道外界的情况，能不能给我送台收音机来？”戴笠沉思良久，才答非所问地说：“可以多选些唱片和书刊送来”。张知此事已不可为，也就不再言语，心情忧郁地返回卧室。
戴笠每年都要抽出一两次时间，去看望张、杨二人，而看望张学良的次数和时间要多些。有一段时间，张学良心情烦躁，经常发脾气，甚至流露出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每每遇这种情况，戴笠总要备一些礼品，抽时间到修文来看看张。如果抽不出时间，则写一封信，派总务处长沈醉或其他大特务带上礼品，代表他去看望老朋友。
如果还不能使张学良的情绪稳静下来，戴笠就会请示蒋介石批准，派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再加上一个军统人事室主任李肖白陪同，三个人一起去看看张学良。他们有时还会留下来呆个两三天，陪张学良谈谈外面的情况。等看见张学良恢复常态，戴笠就告辞走人，继续忙他的特务工作去了。
在整个抗战期间，戴笠和他那无孔不入的特务组织“军统”，都干了什么呢？
不惜代价刺汪精卫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有一个人终于被恐日情绪所围困着，他经常在私下里对人说“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他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政治上一向优柔寡断，他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吓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则不满意汪精卫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介石的“闷气”，总是对汪精卫“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她甚至散布这种言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而汪身边的亲信周佛海，却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
1938年12月，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抵达越南河内，继而在香港发表“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
在蒋介石看来，汪精卫“叛国”的企图已经相当明显，1939年元旦，他终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戴笠奉命立即行动，他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
陈恭澍生于1907年，是黄埔军校第5期警政科毕业生。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先后任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长，特务处本部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区副区长，天津站站长，华北区区长，上海特二区区长。陈恭澍被称作军统“四大金刚”之一，又有“辣手书生”的外号。因为他一生参与策划过200多起行动，是个标准的职业杀手。
陈恭澍手下的组员，有戴笠的贴身警卫王鲁翘，还有后来成为醴陵训练班副主任的余乐醒，余乐醒能讲法语，去河内十分适合。此外，还有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这时候，汪精卫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当年河内还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许带。
第二天上午9时，陈恭澍得到消息，得知汪精卫等人正在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当即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以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则紧紧尾随，不巧遇到红灯，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第三天，即3月21日的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汪精卫寓所外边，却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都错过了，陈恭澍非常恼火，他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间11时，陈恭澍驾车带着6个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行贿，警探终于放行了。
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而汪精卫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携带武器，所以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王鲁翘冲上3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把房门劈了个洞，但门还是没打开。当时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见屋里有一男一女躲在床下，就对准男的开枪。3发子弹都击中此人腰背，因无法进入房间，所以没有验明正身，就撤离了。
第二天凌晨，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这次“刺汪行动”的失败，原因是情报不准确，误把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了。原来，汪精卫曾经“替”蒋介石遇刺过一回，身上的弹片一直没取出来，所以，他这个人对刺客总是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比如，他白天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却到别的房间去睡觉，让人摸不清他的行动规律。
这是第一次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很不满意。因此，戴笠又组织了几次针对汪精卫的暗杀计划。
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
戴笠闻讯，立即组织又一次暗杀计划。他觉得，从外围狙击一时难以得手，决定另辟蹊径，派遣军统特务戴星炳打入汪精卫身边。戴星炳原先曾是“改组派”，利用这层关系，他经香港到达上海，佯装投靠汪精卫。
然而，戴星炳在改组派中的地位不高，难以与汪精卫接近。而且汪精卫本人十分小心谨慎，对暗杀严加提防。结果，戴星炳在汪精卫身边混了半年多，工作并无进展。
戴笠决定增派军统局书记长、凶悍的大特务吴赓恕出马，吴赓恕亲率10名行动特务，随戴星炳秘密返沪，实施刺汪计划。
戴星炳第二次来到上海，急于完成任务，便不断向汪精卫的亲信陈石生探听汪精卫的起居作息，这就引起了陈石生的怀疑。陈石生及时向汪精卫作了汇报，于是汪伪特工不露声色在暗中进行了严密的布控，监视戴星炳的一举一动。
正在此时，戴星炳的妻子来到南京，本意是想取得汪精卫的信任。然而，不幸的是，在与陈石生之妻应酬之际，戴妻竟不慎露了口风。汪伪特工们抓住了破绽，以此为突破口，穷追猛逼，终于问出真相，结果戴星炳被捕枪毙。
第二次“刺汪行动”流产后，戴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部署，仍然电令吴赓恕，要他继续活动。吴赓恕是军统内资格很老的大特务，这次领衔出征上海，曾发誓不取汪精卫首级决不回重庆。戴星炳一死，他就积极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在伪维新政府当科员的老同学陈承纶，此人与汪精卫有师生关系。吴赓恕嘱咐陈承纶，可伺机在汪宅或办公处所安放定时炸弹，或者下毒，置汪于死地。
可陈承纶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他既怕汪精卫，也怕吴赓恕，因为吴赓恕的心狠手辣、凶野蛮横是出了名的。他假意答应吴赓恕，又将此事经过向汪精卫全部密报。吴赓恕随即逮捕，立予枪决。吴赓恕成了刺汪活动中第二个丧命的军统大特务，第三次“刺汪行动”也随之失利。
听到吴赓恕的死讯，戴笠极为伤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他对汪精卫的仇恨。他让在河内刺汪行动中失手而被冷落的陈恭澍，接任了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同时在上海注册成立了“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指挥部和联络站。而北极冰箱公司经理的陈三才，则设法收买了投靠汪精卫的原军统局特务诸亚鹏，他们计划由诸亚鹏出面，在汪精卫乘车出入时开枪将其射杀。考虑到汪精卫所用的车辆是防弹保险汽车，戴笠还专门为此次行动配备了一支穿甲专用手枪。
这次行动方案布置的已是极为周密，可谁料到，就在行动之前，军统内部有人出卖了情报，结果陈三才和诸亚鹏相继被捕。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本人任“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痛恨的大汉奸，而蒋介石交办的“刺汪”任务，却依然没有结果。
分析上几次失手的原因后，戴笠想挑选一位既能接近汪精卫、又武艺高强的侠客，在与汪精卫见面时，当场要了汪精卫的命。这样既能通过汪精卫处警卫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在准备过程中减少暴露行迹的风险。
军统局多方寻找，终于物色到了一位理想的人物。他叫黄逸光，腕力极大，据说曾打死过老虎。黄逸光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过徒步旅行团。抗战开始后从广东移居到南京，当时还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接见过他，还在一起合过影。当戴笠派人向黄逸光布置任务时，汪精卫已“还都”南京。黄逸光就带着原来和汪精卫的合影，到伪政府里想见汪精卫。
汪精卫一生多次遇刺，所以他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防范。当黄逸光拿着一张合影照片来求见时，汪精卫是怎么也不能放心的。他手下的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则派人对黄逸光的情况进行查证。果然，特务们在黄逸光临时下榻的中央饭店的房间，搜出穿甲手枪一支及照相机一架，还有小型电台和密码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