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派特务随即逮捕了黄逸光，并从他的身上查出毒药一包。原来，按戴笠的安排，当汪精卫同意见黄逸光，那么黄逸光就利用见面的时机用巨大的臂力将汪精卫掐死。完事后，万一黄逸光脱不了身，就用随身带的毒药自杀。汪精卫得知确切报告后，毫不迟疑地批示将黄逸光处以枪决。
从1939年5月到1940年的1年时间里，戴笠为刺杀汪精卫，又连续好几次组织行动，不但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物力，而且连损四员大将，仍然寸功未建。这使戴笠不得不承认汪精卫的确很难对付。
这是戴笠自出山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败，他对汪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蒋介石对戴笠组织的刺汪行动屡屡不能奏效，也深感失望和不满，对军统的行动效率大加斥责。
暗杀汪精卫不成，戴笠又想对汪妻陈璧君下手。1944年，汪精卫赴日治疗枪伤，陈璧君因此常在澳门小住。戴笠得到消息后，立派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徐燕霜潜赴澳门，设法收买女管家，再由徐燕霜扮作仆人，将一种毒药胶丸藏在徐燕霜的长指甲内，徐燕霜给陈璧君上茶时，只要将指甲在茶内浸一下，药即可溶解。然而，因陈璧君此后未来澳门，也就终无机会下手。
所幸的是，这期间戴笠依靠杜月笙的神通，分化汪伪集团，策反了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也算有些微功。
1944年，汪精卫“病逝”了。11月12日，汪伪政府发表讣告称：“国民政府汪主席，痛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谨订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
然而，根据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其实汪精卫最终还是死于戴笠之手。首先是根据前军统人员池步洲的回忆，汪精卫并非死于日本，也并非因病不治而死，而是被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工奉命毒杀，死于上海虹桥医院病室内。
原来，1944年，汪精卫旧伤加重，只好飞往日本治疗伤病，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那颗在身体里呆了近十年的子弹。此后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住在虹桥医院。戴笠得知消息，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到了同年11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中，也刊出这样的文章：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清卫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最终将其毒死在虹桥医院。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也认为汪精卫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国民党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
还有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说法：陈璧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想用中医秘方救治，经多方辗转打听，终于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走江湖、卖膏药的民间名医刘一贴。而戴笠得知情况后，立刻派人买通了刘一贴。而刘一贴原本不知道自己被请去南京是给“哪位大官”治病，经戴笠手下的人一点拨，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当刘一贴把“散毒膏”贴在汪精卫的后背上，汪精卫立即病情恶化，被日本政府用飞机送到名古屋，并最终死于名古屋。
但不管怎么说，汪精卫这个人，永远成了“历史”。
汪精卫死后，安葬在南京梅花山。抗战后，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而其棺木和尸体，则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身边潜伏着“新共产党”
抗战期间，军统的反共工作虽然不是公开的“重心”，但也一点没有放松。那么，军统在这个时期的反共“成果”到底如何呢？
这个问题，可以用戴笠老部下沈醉的一句话来回答：“军统的主要任务不是对付共产党”。
此话一改人们对军统的习惯认识。其实，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其特务系统，可谓政出多门，但是各自有自己的主要业务范围。其中军统的主要工作目标，初期是各类军阀、第三党派势力，抗战开始后，主要是针对敌伪。反共，其实是中统的主要任务。
这种“分工”，也和两“统“的历史渊源有关。戴笠既是黄埔出身，也有帮会渊源。他的军统，大量吸纳军人和帮会人员，属于职业特务，普遍没有太高的政治素养，对共产党的理论也不熟悉。而戴笠根本就不允许军统特务对共产党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防被“赤化”。
而中统的人员，多是出身国民党党务工作的人员，对共产党理论有较深的理解，不依靠刑讯，而依靠所谓“说理”的办法造成基层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动摇，制造叛徒，然后利用叛徒逐步深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给共产党组织造成巨大的危害。
戴笠知道蒋介石对于反共的功绩最为看重，所以他从没有停止过反共的特务工作，一心想与中统一争高下。然而他急功近利，一旦得到线索，马上进行逮捕、审讯，往往人也打死了，线索也断了。所以，沈醉这样评价戴笠：“称他为‘反共老手’未免太高估他，他在这方面比较外行。”
在反共方面，军统惟一一次比较大的成果，是抓住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总书记约翰·华尔敦。当时，沈醉亲自执行密捕，但没想到华尔敦也是个徒手战高手，沈醉加上几个特务居然抓他不住，以至于惊动了租界巡捕，于是，一场密捕变成了公开抓捕，然后又变成了庭审。但华尔敦在法庭一言不发，军统竟然无法证实他的身份。
而中统在反共方面，却是“成就斐然”了，比如顾顺章案，向忠发案，盛忠亮案等等，连连奏捷。
到了抗战时期，中统对局势认识不深，加上受到军统排挤，普遍人员意志消沉，高级特工人员纷纷投靠日伪。而军统，在抗日的谍报工作领域，却是成果频频。对于这些，本书后面章节会详细介绍。在这里，先说说戴笠是如何反共，并如何利用共产党叛徒的。
其实，蒋介石反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就千方百计策反共产党人。据长期主持黄埔同学会工作的曾扩情回忆：“蒋介石在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结束后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并派我为招待所主任……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作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
当时，大批的黄埔共产党学生叛变，如余洒度、陈烈、韩睿、廖宗泽、陈远湘等。而蒋介石对这些人，都亲自分批召见，言谈也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本人的生活状况。希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自然，军统也吸纳了不少中共叛徒。戴笠对这些人虽然考察严格，但欣赏他们高超的工作水准和忘我的投入精神，故此每每重用，甚至引起一些老特务的嫉妒。这些共产党叛徒，往往都是很有才干，而且对“克格勃”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其中比较杰出的，就有上文提到的，临澧训练班副主任余乐醒、军统训练专家谢力公、军统内勤专家王克全等人。
余乐醒曾参加暗杀汪精卫的行动，因在临澧训练班学员中的威望，遭到戴笠排挤；谢力公参加过淞沪战场的情报工作以及特务训练班的工作；王克全工作最为认真，为了拉拢一起共事的共产党员，曾险些丢掉性命。后来，因为重庆局本部遭到日机轰炸物资损失惨重，自认为责任不可推卸，在被戴笠痛骂之后开枪自杀。
军统人员把这些中共叛徒称为“老共产党”，他们并不怕这些“共产党”，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既然已经投降国民党，不敢再有二心。而他们害怕的，却是另一种同样身处军统内部的共产党，他们称为“新共产党”。“新共产党”其实是潜伏在军统当中的共产党员，是打进军统、身份不为人知的共产党员。
最让戴笠恼火的是，“新共产党”居然隐藏在他的身边。
1940年，戴笠通过电台，亲自与胡宗南联系，要胡帮忙把自己的特务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晓。
然而，这支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戴笠得知后暴跳如雷，作为情报专家，他使用的又是军统电讯以外的密码，且又经过自己加密处理，似乎已是天衣无缝。如此机密的情报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
原来，在军统局内部，活动着共产党的一个地下“七人小组”。这七人当中，党支部书记是著名的烈士张露萍（化名）。而其核心人物，是军统总部电讯处的张蔚林。
张蔚林出生于江南一个士绅家庭的，抗战前，他抱着投笔从戎的雄心，考进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成为军统的电讯人员。看到国民党在大后方的黑暗、腐败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各种黑幕，感到大失所望。于是，1939年8月的一个夜晚，张蔚林和同事冯传庆，悄悄来到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加入共产党。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南方局军事组认为张蔚林、冯传庆对党忠实可靠，于是经叶剑英、曾希圣亲自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打入国民党军统的中共特工。
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张露萍，从延安回来后，成为这支情报小组的领导者。张露萍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为借口，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的会客厅。
就这样，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送到南方局军事组，有时来不及将情报送往“周公馆”，张露萍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1940年3月，因张蔚林烧坏电子管，引发我党机密暴露，7人全部被捕。他们受尽酷刑，坚强不屈，敌人从他们身上一无所获。他们被关押五年之后，于1945全部遭敌人枪杀。
不过，还有一些共产党叛徒，是戴笠懒得理会的，却又是杀也不是、用也不是，又打发不走的。比如，刘厚总就是其中一位。
1941年，新四军的副官刘厚总，枪杀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打伤警卫员黄诚，然后向国民党投降。最初，军统向刘厚总允诺，他将得到蒋介石的接见。戴笠把刘厚总带到重庆，派人“保护”起来，不许其外出。
其实，蒋介石根本不想接见刘厚总，因为他觉得，一个对共产党不忠的人，自然不可能忠实于国民党。戴笠请示是否杀了此人，蒋介石没有作声，良久，摇了摇头：“那不好，还是交给你……”
戴笠只好先把刘厚总安排在第三情报组，任中校副组长。而刘厚总因为没能得到重用，终日吃喝玩乐，对工作挑三拣四，不与其他特务合作，一次触犯了军统纪律，戴笠缴了刘厚总的枪弹，将其关入牢房。后来戴笠死后，他手下的大特务们都觉得把刘厚总这样的人继续关押下去，没有什么好处，便将其释放。刘厚总流浪到江西新余县，在一家盐店做账房，1952，他被当时的县公安局副局长、曾任周子昆警卫员的黄宜蕃认出，终于伏法。
虽然叛徒为众人不齿，也多半发挥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但只要有共产党的“来归”人员，军统的大小特务们仍然是举杯庆贺。当然，最令他们高兴的一次，就是张国焘的“投诚”了。
“抢”来了张国焘
1938年4月7日，张国焘利用到黄帝陵祭奠的机会，钻进了胡宗南事先准备好的专车。
4月11日，张国焘到达汉口，他在汉口发布了公开声明，表明自己脱离中共组织。4月22日国民党《扫荡报》发表《张国焘声明》，5月6日又发表《张国焘告国人书》。一时，国民党内的上上下下，都把张国焘的叛变看做一次“反共大胜利”。
蒋介石嘱戴笠，照料好张国焘的生活和安全。戴笠亲自给张国焘安排了住所，还令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张国焘。
不过，把张国焘交给哪个特务部门，才能从他身上榨出更多“油水”呢？
正如前文所说，“中统”一直深入研究共产党的理论，他们擅长对共产党的“攻心”战。所以蒋介石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张国焘交给中统，由陈立夫本人具体找张国焘密谈。
戴笠得知此事，心中极为不满，一心想把张国焘这张“王牌”抢到手里。
恰好，此时的中统特务、军委会特检处长丁默邨有“贪污招待费”的劣迹，戴笠就借机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听说后，大为震怒，将特检处划归军统领导，削弱了中统的势力，同时，把张国焘也交给了戴笠运用。
得到张国焘，戴笠兴奋得连续几天都睡不着觉，每遇一些密友或手下的大特务时，总是得意地说：“连过去共产党中的权威领导人都来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将来打垮共产党还有什么问题。”
戴笠每次请客，如果邀请了张国焘，他就会用很骄傲的口吻告诉其他被邀请的客人：“明天你来吃饭时，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据沈醉回忆：“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阴谋活动。最初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戴笠虽然如此器重张国焘，但对张国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一一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也许张国焘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党的忠诚，不使人有所怀疑，他在会客室与客人会面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放大声音说话，在自己家里也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知道自己寄人篱下，只能处处加倍小心。
张国焘为了博得戴笠的好感，使出浑身解数。他向戴笠建言，可以利用自己在共产党内部的影响和关系，派人打入延安进行潜伏。张国焘的话正中戴笠的下怀，于是张国焘被任命为军统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担任打入延安计划的主要策划人。
张国焘对戴笠说，共产党特别注意吸收知识青年，应该训练知识青年打入延安，这让长久以来对延安毫无办法的戴笠看到了希望。
于是，1939年9月，戴笠开办了“汉中特训班”，简称“汉训班”，从陕甘宁边区本地招收知识青年。受训之后，他们可以以“逃脱”共产党的政审，回到自己老家，再从老家再报考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等机构，这样就能顺利地打入延安。
“汉训班”以“抗日”和“就业”的名义去招学员，加上当时很多边区老百姓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蒋介石是全国的领袖，青年人也愿意到这个大后方去找个出路，于是很多人纷纷报名。
“汉训班”门口，有一里一外两个大牌子，外面是“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里边是反共的“特务训练班”。进入“汉训班”之后，学员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不仅要参加政治学习，还要进行射击学、爆破学、兵器学、擒拿术、化装术等特务专业的学习。
其中最特殊的一门课，讲授如何打入延安？如何立足延安？教材是由张国焘亲自编写，内容包括介绍中共内部的组织机构，以及中共上层情况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