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国政府在鸦片上的年收入超过1亿元。而杜月笙继续青云直上，拥有众多公开头衔：海陆空总司令部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上海中国商业丝棉贸易协会主任、上海股票交易所成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中华蒸汽商业航海公司常务委员会成员，以及《申报》、《时事新报》、《商报》和《新闻报》董事会主席。
而对于蒋介石势力范围之外的那些地区，也就是各派系军阀割据的地区，其政府也都靠鸦片收入生存。1935年，蒋介石的军队追剿红军进入贵州，他借机让中央政府控制了该地区的鸦片供应，从而重创桂系军阀。
1939年12月，军统的经济专家邓葆光向戴笠建议：“成立相应的战时物资管理机构，由军统来管理。”戴笠十分欣赏这个意见，他认为，可以借机掌握战时经济管制机关，于是，他就积极在蒋介石面前争取。
1940年，鉴于国内走私严重，蒋介石决定成立“缉私署”。当时，孔祥熙建议由他的亲信杨虎出任署长，不过蒋介石认为，缉私工作非特务不行，所以亲下手令：“缉私署长一职，决派戴笠兼任可也。”
于是，戴笠成为“缉私署”长，“缉私署”设在财政部下面，有6万名雇员。缉私署在各省都设有缉私处，缉私处下面又设有查缉所哨。缉私署每年均能缉获大量走私物资，按戴笠与财政部商定的办法，走私物资处理后，军统可以从中“提成”。
不仅如此，戴笠实际上“控制”国内大部分的走私交易，包括与敌占区的走私交易。走私者只有肯向各地的缉私处和哨卡行贿，才能获准进来这种交易。戴笠的手下们统统发了横财，组织本身的盈利也达数亿元。这种“贸易”，成为军统经费的主要来源。
1942年，“战时货运局”也成立了，蒋介石同样交给戴笠掌握。于是，戴笠与杜月笙在走私贸易、特别是鸦片走私的合作，就进入更“公开”的阶段。
日本占领香港、缅甸之后，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陆上物资通道。邓葆光又提出，建议成立一个由各方出资的公司，在军统的协助下进行战略物资走私活动。于是，戴笠将计划呈报给了蒋介石，很快得到蒋介石的“特准”。
按照商定的办法，由国民党银行出官股，杜月笙出商股，戴笠的战时货运局出“干股”，也就是免交入股费用，合伙成立“通济公司”，杜月笙任董事长。通济公司实际上成了戴、杜合办的“官商合营公司”。
借助杜月笙和“通济公司”，戴笠得以将鸦片烟土销往香港等海外地区。由于戴笠握有缉私大权，当时政府以禁烟名义从烟民手中收缴来大批鸦片烟土，需“外销”时，也不得不求助戴笠，戴笠则从中分肥。
一次，孔祥熙决定将禁烟运动中从四川烟土种植地收缴到的数十万斤烟土，从存放地涪陵廉价售给杜月笙，由杜商请戴笠派缉私武装护送到沦陷区销售，得利亿万，由杜、戴两人分成，颇使戴笠得到不少好处。
为了把历年缉获的大量鸦片烟土变成现金，好从中分成得利，戴笠又报请蒋介石批准，决定将缉获烟土分前后数批，由武装缉私特务护送，经贵阳、桂林一线，运到广东韶关。然后再分为三路，一路出遂溪向广州湾，一路出台山向广州，一路出丰顺向潮汕，全部向沦陷区销售，称为“外销货”。戴笠事先虽规定“外销”，但在从贵阳、桂林到广东沿线的途中，都有不少走私犯闻风而至，与缉私人员联手，内外勾结，承揽销售，结果“外销”逐渐成为“内销”。
除了鸦片，通济公司也进行大量其他物资的武装走私活动，比如，一次是由邓葆光等人牵头，发动“四行一局”筹集巨资，通过通济公司的秘密渠道，从上海抢购到70万包棉纱，分数批运到重庆，仅军统分成所得就达几万两黄金。
戴笠不出分文，却通过通济公司的走私活动赚得暴利，以“干股”分得巨额利润，支撑军统这个庞大特务组织的巨额财务支出。
建“金屋”藏起胡蝶
抗战中后期，戴笠的“秘密王国”把触角伸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他已经不仅仅是个“特工王”，他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军、政、商界。此时的戴笠，在私生活方面也日渐腐化堕落起来。
后人归纳了戴笠的生活特点，是“四不”、“五好”。“四不”是不喝茶、不吸烟、不照相、不讲究衣着。“五好”是好高级轿车、好豪华住宅、好洗澡、好喝酒、好色。
戴笠不喝茶、不吸烟的习性，源于早年的流浪生活，因为当时没有喝茶、吸烟的心情和条件。当上特工头目后，出于安全考虑，戴笠在外面也极少喝茶。戴笠不吸烟，但是却备有名贵香烟和鸦片烟，用来招待贵客。
出于特工的职业习惯，戴笠也极少照相，无论哪个训练班的毕业典礼，他都不准合影。戴笠也从不把照片送人，许多军统大特务都没有见过他的相片，中小特务往往是只听其名，不见其人。戴笠衣着也很普通，穿得最多的是中山装，大都是藏青色、灰色或黄色的卡其布料，偶尔穿一套军便装，从不穿西装。
戴笠拥有10多辆轿车，大都是英美等国出产的新产品，并且同一规格型号色彩的总要备两部，以防不测。在重庆期间，占有的大量豪华住宅，重庆政府中无人能及。仅在重庆一处地方，就有公开和秘密的公馆10余处。戴笠一生中到底有多少处公馆，恐怕连他自己也一时说不清。
戴笠的“五好”中，“好色”是最有名的。前军统的特务们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
本来，戴笠早已有妻子儿子，他出任复兴社特务处长以后，在南京鸡鹅巷设立53号私人办公室，还特意将母亲蓝氏、妻子毛氏和儿子戴藏宜接到身边。戴笠对妻子，还是能待之以礼，总算没有忘记糟糠之妻。1939年8月，毛氏因患子宫癌在上海病逝。当时，戴笠已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于是，发电报通知儿子戴藏宜自浙江江山赴沪处理他母亲的丧事，将其灵柩运回江山县保安乡下葬。
戴妻去世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戴笠禁止军统特务结婚。他自己也带了个头，坚决表示不结婚。然而，不结婚并不意味着不要女人。
据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民国第一美女胡蝶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受戴笠蹂躏最多的，当数军统特训班的女学生或女特务。叶霞翟、赵霭兰、余淑恒等女学生，都是长时间被戴笠霸占当作玩物的著名女特务。
戴笠为了猎取女性，不仅在钱上十分慷慨，而且考虑的非常仔细。给女人的东西，大到钻石戒指，小到内衣内裤，样样得当，处处精通。戴笠从自己的侄女、女佣到特务家属、朋友妻女，只要看上的，无所不玩。军统许多女特务素闻戴笠是个色魔，往往谁也不敢到戴笠身边工作，甚至戴笠想在寓所里安装电话小总机，连女话务员也找不到。
戴笠的助手们宣称，对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
戴笠还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张宗昌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
戴笠自原配毛氏夫人去世后，起初看上了女特务叶霞翟。后来，重庆外训班学生余淑恒又被戴笠看中，戴认为余淑恒在色相、气质、才气、应酬、伶俐等方面都比叶霞翟高出一筹，于是又将续弦之意寄托在余淑恒身上。不过，戴笠先后以“送到美国留学”的办法，把叶霞翟和余淑恒统统抛弃。
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似乎对女人“专一”了起来，这时他一门心思追求电影明星胡蝶。
原来，戴笠在随军统局迁往重庆以前，曾于工作之余，偶尔到南京白天鹅电影院看电影。当时正在上演胡蝶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啼笑姻缘》，戴笠看后连连叫绝，完全为胡蝶所倾倒。感慨之余，戴笠免不了常常白日做梦：“唉，想想自己的老婆，是何等土气、俗气，怎么可以和胡蝶同日而语？要是能娶得胡蝶作老婆，也不枉活了这辈子……”
当时胡蝶已红透大江南北，而戴笠当时虽然已经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但是，在冠盖云集、侯门林立的南京，一个小小的处长又算得了什么？毕竟还是一个没有正式入流的特务头目，与影星胡蝶相距之远，不可以道里计。
虽然戴笠是个忠实的“追星族”，但是，不用说无缘与胡蝶交结，就是一睹芳容也是很难的。
然而，自此以后，只要是胡蝶主演的影片在南京上演，戴笠都抽空必看，有的还看二三遍。影片中，胡蝶或是骑马，或是驾车，或是穿礼服，或是舞花剑，千姿百态，戴笠都看得全神贯注。后来，由于抗战爆发，军统西迁重庆，戴笠的“胡蝶梦”也只得暂搁一旁。
1942年，胡蝶来到重庆，这就给了戴笠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原来，上海失陷后，胡蝶与丈夫潘有声去了香港，继续在香港拍片。香港沦陷后，日本人找上门来，邀她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亲善”思想。胡蝶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决定逃回大陆。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箱，托当时在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杨惠敏女士代运回国。
不料，当胡蝶夫妇抵达广东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胡蝶为此很是伤心，因为行李箱内有胡蝶欧游时各国名人及朋友的照片、题字、纪念品等，为此还大病一场。
有人将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不由喜从心来。为了赢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要破案。于是他将杨惠敏和她的情夫抓来严刑拷打，得知的确是土匪抢劫之后，又派一批强干的办案人员赴广东全力侦破劫案。由于兵荒马乱，劫匪如麻，任凭戴笠有通天的本领，此案也无法侦破。
情急之中，戴笠又生一计，他按胡蝶开的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派人去外国购置，然后谎说是追回了一部分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式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1943年，戴笠和胡蝶同居于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布置得相当豪华。但胡蝶还是讨厌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屋前是山，屋后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听见胡蝶这样一讲，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速造一所大花园，限一个月内完成。戴笠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据说，仅花卉和树木一项，就花去了法币一万多元。
胡蝶与戴笠同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所以一天到晚总是郁郁不乐。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他要杀死一个人，比踩死一个蚂蚁还容易。因此，胡蝶表面上不得不应付他，心中却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潘有声。而戴笠为了霸占胡蝶，特地送给潘有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他在滇缅公路上运输货物，通行无阻。因而潘有声行踪不定，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使戴笠有机可乘。
戴笠为博得胡蝶的欢心，想方设法在生活上满足她。于是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又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为了使胡蝶不爬坡，把平坦的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门口。戴笠的部下沈醉为了讨好她，采用强制的办法，逼迫工人们通宵达旦地赶工。因为疲劳过度，精力不集中，3名石匠被砸死，12名工匠被砸成重伤，轻伤则天天不断。
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得知娇妻已被“鸠占鹊巢”，当时非常恼火，就直奔中二路罗家湾19号军统局本部，但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也打听不出胡蝶的住所。
有一天，他正在皇后饭店生闷气，戴笠的秘书王汉光去找了他，明确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带回去，这点万万做不到，你还是拿些钱，做个官算了，聪明人不吃眼前亏。”潘有声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就独个悻悻回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