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训班”在军统圈内还有一个绰号，叫做“死间训练班”，所谓“死间”，按军统的说法就是：“被日本人抓住还有生还的一天，但被共产党抓住就是死路一条。”
军统认为，中共素以纪律严明著称，要让这些学员未来能够顺利打入边区，必须从一开始就对学员们施以绝对严格的纪律。学校的管理是法西斯的，一进学校，立刻把学员的姓名、经历、家庭地址都写下来以后，从此，每个人不再使用真名。甚至洗澡和理发都是训练班统一安排，学员没有任何个人自由。
从1939年底开始，先后有八期结业的“汉训班”学员开始陆续渗透入陕甘宁边区，他们结合各自的专业技能，有的潜伏进中央医院，有的进入电台，他们秘密地潜伏着，等待着上级的命令。
到了1941年的秋冬之际，有一名叫吴南山的潜伏特务主动投诚，他交代自己是军统“汉训班”派来延安的特务，还说已有一批军统特务潜伏在延安。这一潜伏计划是由戴笠全面安排，他们随时准备伺机而动，任务包括刺杀首长、破坏桥梁、破坏仓库等等。
对国民党的潜伏人员，延安也是早有所觉察。不过，延安方面仅仅以为，有一些青年受了国民党欺骗，曾经在国统区活动，又到延安活动。却不曾料到，这是一个这么周密、这么庞大的阴谋计划！当时，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十分震惊。李克农命令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成立专案组，并以戴笠的名字，把此案命名为“戴案”。
抗战开始之后，军统在各地都举办了很多的特工训练班，先后毕业的学生有1.5万到2万人，这些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会充实到国统区以警务等公开身份掩护做特工工作，有的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的留在军统本部工作。但是汉中训练班，是抗战期间惟一一个针对中共而成立的训练班，而且它在军统内部是一个绝密的组织。
虽然汉中训练班是由军统头子戴笠全面负责的，然而，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训练班的幕后策划人竟然就是他昔日的同事——中共叛徒张国焘。
“汉训班”计划失败，张国焘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在汉中建立一个特别侦察站，配合汉中军统掌握的汉中统一检查所，搞些半公开的活动，对去陕北或从陕北出来的革命人士、爱国青年进行检查、扣押等。另外，在榆林建立一个陕北站，加强对边区的封锁。张国焘还建议在接近边区的一些地方成立几个策反站、组，并称之为“小虾钓大鱼”战术，但仍然毫无收获。
渐渐地，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几个月甚至半年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一次，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国焘，说：“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
张国焘无计可施，打出了陈独秀这张牌，他向蒋介石和戴笠建议，组织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独秀有关抗战和中共的言论编辑成册，作为对付延安的宣传武器。胡宗南提醒戴笠：“张国焘的建议不过是一种脱身之计，他玩不出什么花样，只好把共产党的开山祖搬了出来，既以此自重，又可搪塞一下。”
不过，戴笠还是决定将计就计，以售其奸。他报告蒋介石批准，就与胡宗南一起以私人身份，携带茅台之类礼物，赶往四川江津白沙镇访问陈独秀。
陈独秀虽然是晚年落魄，但仍令胡宗南、戴笠不敢怠慢。而两位大员突然造访，聪明过人的陈独秀，也从中看出了端倪。他见到客人便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
胡、戴二人按照蒋介石预先的指示，答复“是”。接着，胡宗南先从国内知名人士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为陈独秀鸣不平一事谈起，又谈到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俄处境困难等等。然后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回答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不能速胜。但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
而后，陈独秀又针对世界大势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胡、戴二人按照事先约定，由胡宗南发问，戴笠记录。他们刚听到自己想听的话，不料陈独秀却接着又说：“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
原来，陈独秀早已洞察二人的用意，决不作蒋介石的“反共炮弹”。张国焘最后一招没能奏效。
渐渐地，戴笠对张国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不时对手下的大特务们透露心曲说：“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
戴笠脸色一变，自然是上行下效，军统局的大小特务们也对张国焘没有好脸色。不仅过去那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没有了，就连想用一次车，也得看总务处长沈醉的心情而定。
戴笠把张国焘打入冷宫，连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都颇感不平地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
以后几年中，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国民参政员，在中统内又当了几年“无计可设”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最后，被军统、中统双双抛弃，只能凄惶地逃往海外。
印制假钞发大财
军统组织日渐膨胀，戴笠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经费入不敷出。起初，戴笠是向杜月笙借款。而杜月笙也很讲情面，他对手下人规定：凡借给戴笠的周转金，无论期限长短，一律免收利息。然而即使如此，仍填补不了军统开支的大窟窿。
不过戴笠自有办法，他打出“扰乱汪伪政府金融”的旗号，开始大量印制沦陷区假钞。
原来，在抗日期间，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政府，都纷纷炮制对方的伪币，以此展开一场正面战场之外的“金融战”。
比如日本，为了榨取战略物资，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就在中国的沦陷区，建立了制造假币的印刷厂，甚至在其本国设立了造假币研制机构。
正是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是为了借机发笔大财，1942年1月，戴笠向蒋介石建议：“为挫败敌伪阴谋计，亦应仿造敌在我沦陷地区使用之军用票与伪组织所发行之银联券、储备券等，藉以吸取沦陷地区之物资，破坏敌伪之金融。”
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报告，深感兴趣，在征询宋子文、贝祖诒等人的意见，又了解英美方面的态度后，蒋介石在戴笠的报告上批复道：“准予照办。”
于是，戴笠派特务，去收集沦陷区流通的各种钞票的样品。随后，再由宋子文指派他的理财能手、中国银行代总经理贝淞苏，拿到美国去设计、仿造，然后再空运回重庆。
1943年春，重庆中国银行收到美国印制的第一批伪钞，共计46包。蒋介石下令将这些钞票暂时存放在中国银行，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拨付使用。这些伪钞，在蒋介石等人的口中，都被称为“特券”。
经过戴笠等人的策划，制订了“特券”的六项用途：破坏敌伪金融币值、抢购沦陷区物资、收买策反伪军、运用伪军对付中共部队、资助游击队即加强对敌伪之行动、发展沦陷区特务工作等。
至于如何使用和投放假币，戴笠设想了五种办法：其一，在接近沦陷区的地区设立行庄商号，把“特券”换给商人，向沦陷区购买物资，并藉以收回法币。其二，利用游击队走私在沦陷区换购物资。其三，利用军统局掌握之可靠伪军使用“特券”，换购沦陷区物资。其四，利用军统人员在沦陷区设立各种不同商号，以便吸收伪币，散布“特券”。其五，经常派遣人员化装商贩，携带“特券”赴沦陷区购买物资或换取法币。自然，从上述五个方面，戴笠本人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这部分“好处”，由财政部与军统局按比例分成。不过，交给美国人仿造伪钞，成本太高，周期太长，运输损耗太多。于是，军统的经济专家邓葆光向戴笠献策：“不如干脆自己印假币！”经蒋介石特准，宋子文和戴笠从美国买进最先进的铜版印钞机，又买进大量的印币纸，还高薪从美国请来假钞制造专家欧密斯主持工作。
接着，军统在其管理的杨家山圈了一块地方，砌起房屋，充当假钞制造厂。这个厂的一切活动对外保密，厂区不设任何标志，厂内戒备森严。即使在军统局内部，也只有毛人凤、沈醉等大特务对此略知一二。除戴笠和工作人员外，其余任何大小特务一概不得入内。而从中国银行调进的8名制币工人，也处处受到严密的监视。
伪钞仿造出来后，连日本专家也无法一时鉴别出来，为了有更加逼真的效果，还特意一张张弄旧，然后在中国银行特派员的监督下，装入印有特种物资标记的箱子，贴上封条，通过战时货运局运出。
这些假钞运输后，交给在沦陷区活动的武装特务或潜伏特务，换成黄金、白银，或采购大批棉纱、棉布、西药、日用品等物资，运到大后方。
后来，文强曾就此事回忆道：“当时戴笠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此后，深入敌战区抢购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
而据当时的统计，仅一年时间内，从重庆运出的各种假币就达15000箱。这当中，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特务们中饱私囊，大捞一笔。
而戴笠所获得的收入，除按份额上缴财政部外，其余全部充作军统局的活动费用。也可以说，正是这笔“国难财”，养肥了军统这个日益扩张的特务组织。
戴老板的鸦片王国
沿海地区的沦陷，切断了蒋介石的资金来源。不过，戴笠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却以此为机会，控制了黑市和交通运输。他还通过与杜月笙合作，从事物资走私贸易、尤其是鸦片走私，赚了不少钱。而军统的经费，也就越来越依赖于这些“非法赢利”了。
其实，国民党政府原本就是个靠鸦片维持财政收入的政府。国民党与杜月笙合作进行鸦片交易，从蒋介石政权在南京成立时，就已经开始了。
依照法律，政府不能公开进行鸦片买卖，蒋介石便将鸦片贸易集中交给杜月笙这样一个帮会团伙去垄断。杜月笙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种贸易的利润上交一部分给政府。1932年，杜月笙将他著名的“三鑫公司”分设了一个子公司，垄断上海的鸦片市场，继而又将垄断扩展到了全国。
而对国民党政府来说，这样不仅政府得以摆脱干系，而且鸦片贸易也变得井然有序。于是，自从双方达成“合作”，巨额的收入就悄悄流进财政部。比如，在汉口的一次会议上，杜月笙答应直接向财政部上交300万元，条件是政府对从四川过来的货船给予保护。
当时，无论戴笠还是CC系，都从与杜月笙合作中得到好处，戴笠用这笔收入的一部分来充当“特务处”的经费。
到了30年代初，中国每年生产1.2万吨左右的麻醉性毒品。作为鸦片及其制品的来源，中国取代了中东，控制了美国市场。而在上海，杜月笙操纵着10个鸦片炼制厂。其中最大的两个，每月光是支付国民党政府的“保护费”就达4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