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真正的勇气离不开道德
科学殉道者在真理面前无所畏惧，在孤独中忍受一切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勇气令人敬佩。他们即使得不到丝毫的鼓励与同情，也决不放弃他们的追求。
人类取得的每一次进步，都与那些思想先驱、伟大的发现者、爱国者以及各行各业的英雄人物所表现出的大无畏分不开。人类每前进一步，都要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每个真理的诞生、每一种学说的普及，都是勇于正视铺天盖地的贬斥、诽谤和迫害的结果。海涅说：“伟人用灵魂说真话的时候，也是他受难殉道的时候。”
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真理，他们在浩瀚的典籍中苦苦追寻，终于用辛勤和汗水揭开了真理的面纱。渴望真理而不得的人，是懦弱和不幸的。只有为真理而战的勇士，才能真正地沐浴在真理的光辉之中，因为他们热爱真理，不顾一切捍卫真理。虽然这种体验转瞬即逝，却是一种最幸福的情感。
苏格拉底被指控为蔑视国家守护神和败坏雅典青年的德行，他的学说有违于他所处时代的人们的偏见和教派精神，被判饮鸩自尽。但是，他凭着道德勇气，勇敢地面对专制法庭对他的控告，以及那些不能理解他的群氓和暴民。他临死前发表了万古不朽的演说，他对法官们说：“我即将死去，而你们还活着，但是除了英明的上帝，谁也不会知道我和你们的命运哪一个更好。”
太多的杰出人物死于宗教迫害。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因为他揭露了那个时代颇为流行却大错特错的学说。而在罗马，他面对法庭的宣判，依旧坦然地说：“我如此慨然赴死，你们会因此而胆战心惊吧！”
紧随布鲁诺之后的是伽利略，他作为一个殉道者，其名声比他作为一个科学家还高。他因为提出了关于地球运转的观点，遭到教会的强烈谴责和迫害。70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因“异端邪说”被押往罗马并投入监狱。虽然没有遭到严刑拷打，却在狱中度过了余生，死后仍不得安宁，罗马教皇不允许他的尸体下葬。
早期的英国思辨哲学家奥卡姆被教皇开除教籍，流放到慕尼黑，幸运的是，德国皇帝待他非常友善。
罗杰·培根是修道士，因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研究而惨遭迫害，人们竟将他的化学研究指控为玩弄巫术。因此，他的著作被人排斥，他本人也遭到10年的牢狱之灾，虽然这期间换过多任教皇，但他并没有蒙恩被赦免。有人说他最后死在狱中。
维萨里揭示了人体的奥秘，就像布鲁诺和伽利略揭示了天体的奥秘一样。维萨里用实体解剖来研究人体结构，勇敢地打破了人体研究方面的禁区，为解剖学奠定了牢靠的基础，不想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宗教法庭将维萨里视为“异端分子”，将他判处死刑，后来由于西班牙国王的求情，才减为千里迢迢去朝觐圣地。可是在他返回途中，因为发烧和贫困，悲惨地客死桑德，当时他正值盛年。他是又一位科学的殉道者。
弗朗西斯·培根是英国赫赫有名的哲学家，当时他的《新工具》一书甫一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反对，认为这本书有产生“危险革命”的倾向。连英国皇家协会也认为，《新工具》一书所阐释的经验哲学思想会颠覆、动摇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叫亨利斯·塔布的博士专门写了一本书痛斥培根的新哲学（若非如此，他的名字早就湮没在历史中了），将所有经验主义哲学家视为“新培根一代”。
宗教法庭把哥白尼的拥护者当作异教徒加以迫害，开普勒是其中之一。他说：“我总是站在与上帝命令不一致的一边。”同样，富兰克林因为揭示雷电之谜而被判有罪。甚至连最淳朴、最没有心机的牛顿（伯奈特主教说牛顿是最纯洁、最聪明的人）也因为万有引力定理的发现被判为“亵渎上帝”。
斯宾诺莎因为其哲学观点有违犹太教教义而被逐出教籍，并一直遭到迫害。但他毫不畏惧，凭着勇气自力更生，虽然非常贫困凄凉，但自信丝毫未减。
同样，笛卡儿的哲学被斥为敌视宗教；洛克的学说被指责为唯物主义的温床；当今的布坎南、塞奇威克先生及其他资深地理学家被指控有推翻《启示录》中有关地形及其历史的启示的倾向。的确，无论是天文学领域、自然历史领域或物理学领域，任何一个伟大的发现都会受到偏激和狭隘之人的攻击，而被冠以“异端邪说”的罪名。
有一些未被控诉为敌视宗教的伟大的发现者，依然受到来自同行和公众的嘲笑和谩骂。约翰·韩特尔说：他做的仅有的几件好事，不仅用了极大的努力去克服困难，也用了巨大的勇气去面对各方的斥责和反对。哈维博士的血液循环理论公之于世不久，他的医疗业务锐减，以至于被医学界嘲笑为十足的傻瓜。查尔斯·贝尔先生在神经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曾写信给朋友说：“如果我不是这么贫困，如果我没有遇到这么多的烦恼，我该是多么幸福啊！”他的研究已被列为生物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可是，自从他的发现公之于世之后，他的业务也明显减少了。
可见，那些让我们更加了解天文、地理和人类自身的知识领域的拓展，都离不开过去的各时代中的伟人的热情奉献、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无论这些伟人受到怎样的谩骂和反对，他们依然奋勇直前。
对于那些认真勤奋、诚实耐劳并毫无偏激地说出他们的信仰的人，我们应该宽容为怀，而不是打击压迫。我们可以从这些不公正地、褊狭地对待科学巨人的事例中得到警示。柏拉图说：“世界是上帝交给人类的书信。”所以，认真研读上帝的书信，我们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它的真正含义，会对上帝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更加尊重上帝的智慧和力量，更加感激上帝的恩赐。
这些深怀历史使命感的人，显示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并为我们做了一些极其睿智的预测。就算是一些温柔贤淑的女子，也决不逊于男子，她们正义凛然、勇气非凡。
玛丽戴是一名贵格会教徒，因其对人民群众布道被施以绞刑。在绞刑架面前，她从容不迫，在就义演说之后，平静地死去。安娜·阿斯库被施以脱肢刑，即使关节脱臼，她也不吭一声，一动不动，只镇定地注视着施刑者的脸，不愿忏悔，更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拉迪米尔和里德利也没有哀叹自己不幸的命运，而是像新娘一样欣然走向圣坛，慨然就义。拉迪米尔甚至愉快地说：“我们今天将在英格兰点燃智慧的圣火，它在上帝的庇护下永不熄灭，它折射出的理性之光将遍及整个英国。”
托马斯·莫尔不像其他许多伟人那么幸运，就算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也没有得到妻子的支持和安慰。他被羁押在伦敦塔期间，他的妻子没有给他一点儿安慰，她根本不理解他为什么还要被监禁在那儿。那时，只要莫尔对国王点点头，就可以重获自由，就能再次漫步于他的果园、书室和画廊，就能重新拥有他在切尔西的精致漂亮的住宅，就能享受和妻子、孩子在一起的生活。一天，他妻子对他说：“我真的想不通，你只要按照主教们的意思做，就可以重获自由。在这之前，你一直被认为是最精明睿智的人，而现在却傻到被关押在监狱这个又臭又脏的地方，还情愿与老鼠为伴。”但是，莫尔不为所动，反而温和地说：“精致漂亮的住房怎能与我热爱的真理相提并论？”他妻子蔑视道：“你真是愚不可及，迂腐透顶！”
所幸的是，莫尔的女儿玛格丽特·罗波尔给了父亲无限的安慰和支持。当莫尔的笔和墨被没收之后，他只好用炭给女儿写信，其中一封信中写道：“仅用一块炭就想把你的关爱带给我的安慰写下来，怎么够呀！”莫尔成了第一个坚持真理的殉道者，诚实正直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头被砍下来之后，悬挂在伦敦桥上。玛格丽特·罗波尔勇敢地请求人们把父亲的头还给她，并要求死后与之合葬。很久以后，当人们打开玛格丽特·罗波尔的坟墓时，发现她仍然抱着父亲的头颅。
马丁·路德刚开始伟大的斗争时，几乎是孤身奋战，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他并没有因为他的信仰而丧命，但是从他反对教皇的那一刻起，他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他自己也说：“一方是崇高、权贵、博学、才华和尊严，另一方却是可怜无知、仅有少数朋友的威克利夫、洛伦佐、瓦纳·奥古斯丁和路德。”当皇帝召他到沃姆斯去为他的学说作答辩时，人们都劝他不要以身犯险，可是他却说：“我绝不做逃兵，那儿的魔鬼会比这里公开张牙舞爪的魔鬼要可怕得多，虽然我知道这一切，但我不得不去。即使是龙潭虎穴，我也必须去，我要去浇灭乔治公爵仇恨的火焰。”
路德随即踏上了危险的旅程。经过沃姆斯古老的钟楼时，他在马车上高唱：“坚固的城堡是我们的上帝。”这是路德在前两天即兴创作的“马赛进行曲”。在路德会见迪埃特之前，一名叫乔治·弗伦德伯格的老军人拍着他的肩膀说：“虔诚、仁慈的修士啊，小心你的言行，你将投入比我们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但是路德回答老兵的仅仅是：“我会不顾一切地捍卫《圣经》和我的良心。”
后来，在奥格斯堡他又遭到敌人的百般刁难，可他说：“为了我的信仰，如果我有5万颗脑袋，我也宁愿全部失去。”路德的勇气随着困难的增加而增加，他像所有英勇的人一样不屈。霍顿曾说：“在德国，没有人比路德更视死如归。”我们的确应该把现代的思想自由以及对伟大的人权的维护，归功于每个像路德这样的人，其中路德的贡献应该是最大的。
苟且偷生的决不会是高尚勇敢的人。保皇主义者厄尔斯·特拉福德走向塔山的断头台时，其坚定的步伐和无畏的精神不像一个被判死刑的犯人，却像一个率领军队去夺取胜利的将军。
成功是对那些长期坚持不懈、辛勤奋斗的人的赏赐，可是他们一直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顽强奋斗着。他们必定是依靠了勇气的力量才得以生存——在黑暗中播种，在希望中生根发芽，也许有一天就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了。崇高的事业总是要经历许多次失败才最后取得成功的。很多斗士在黎明到来之前功败垂成。因此，在遇到艰难险阻时，积极斗争所显示出来的勇气，才是衡量英雄气概的真正标准。
那些在敌人得意洋洋的叫嚣声中慨然赴死的殉道者，那些屡败屡战的爱国者，以及那些伟大的探险者（比如哥伦布，他始终保持了一颗顽强的心，航海岁月再艰苦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才是崇高道德的楷模。比起那些完美的显著的胜利，他们的成就更激动人心。在他们面前，那些在肉搏战中表现出来的勇武行为并不足道。
因犹豫不决和懦弱导致的不幸和罪恶，其根源在于缺乏勇气。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更需要生活中的勇气，比如诚实、正直，它们和历史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式的勇气相比，显得更为真实。懦弱者知道什么是对，也知道什么是自己应尽的职责，可就是没有勇气付诸实践。他们软弱而缺乏磨炼，受制于诱惑，缺乏说“不”的勇气。如果他们一旦交友不慎，就更容易误入歧途。
当你想放弃努力的时候，决心会拉你一把，并赐予你力量。如果这时候你稍有屈服，就很有可能踏出自我毁灭的第一步。毫无疑问，坚毅的行动塑造了果敢的性格。没有果敢的性格，就不可能有顽强的意志，也就难以抵制邪恶力量的入侵，为善就更难以做到了。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依赖他人。尤其在危急关头，依靠自己的力量勇敢地作出决定才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效仿马其顿国王，他在战斗中以祭祀海格拉斯为名，将军队撤入附近的一个小镇，却让对手伊米纽斯趁机赢得了胜利。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日常生活。很多人并没有把勇气落实到行动上，他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准备了很多事情，却从未真正着手，设计了很多方案，却从未展开行动，这一切都是缺乏勇敢决断的后果。说比做容易，只有将说的落到实处，才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成果。纸上谈兵毫无用处。
一心想过新生活，又不付诸行动，就像一个人把吃、喝、拉、撒、睡从一天推迟到另一天，结果自己挨饿，毫无着落。迪洛桑说过，即使情况再明朗，决断再紧迫，对于那些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人来说，要作出一个明确的决断，依然困难重重。
要抵制这种不良习气的影响，道德勇气必不可少。平凡、庸俗的格兰蒂夫人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人，尤其是女人，成为他们所属阶级的道德律法的奴隶。在他们中间，一种无意识的彼此相轻的心态悄然滋长。他们自己组成小圈子（这个圈子可能是一个部门，也可能是一个等级或阶层），保持遵从着自己的风俗习惯，从不触犯禁忌，甘心将自己封闭在传统习俗与思想的牢笼里，能够跳出这个怪圈、有勇气进行独立思考的人很少。有的人为了按照本阶级的礼仪、习惯生活，甚至在负债、破产、痛苦中吃喝挥霍，仍然不思改变。这种畸形化了的时髦，正是格兰蒂夫人无所不在的影响的体现。
不仅在私人生活中，即使在公众场合，人们也表现出来了相当严重的道德懦弱。过去，人们只是对地位高的富人阿谀奉承，现在，即使对穷人也一样不敢讲真话。势利已经从富人之间蔓延到了穷人堆里。如今的“大众”手里掌握着政治权力，讨好“大众”已演变成一种社会趋势。公开阐明事实真相的做法并不可行，有些美德连大众都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统治者只好提一些模棱两可的、不易实现的观点以迎合人民群众的口味，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现在，迎合那些文化水平低下的人显得尤其重要。为了得到选票，连地位显赫、身份尊贵、教养极佳的人也不得不去奉承那些愚蠢无知的人。他们放弃了准则，抛弃了正义，与那些勇敢高尚的人相比，他们更容易屈从于偏见。逆流而上靠的是勇气和力量，随波逐流的都是懦弱的人。
人们习惯于阳奉阴违。近年来，一种迎合大众的奴性趋势迅速蔓延，公务员形象被一损再损，良心的标准也越来越具有伸缩性。甚至伪善也是司空见惯的了，虚伪的党派利益争斗越发普遍。
社会各个阶层也开始充斥着道德上的懦弱。上层的伪善和趋炎附势，必定导致下层群众的伪善和趋炎附势。他们会向高处看齐，模仿上层人物的模棱两可与扯淡。因此，我们无法要求群众鼓起勇气阐释自己的独特观点，只能给他们一个密封的小盒子，让他们享受所谓的“自由”。
追名逐利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做到八面玲珑，他们的脊柱是由软骨构成的，为了能得到大众拥护，他们已经不知廉耻为何物。当今社会，一个人的名望往往不是一种成就的证明，而是堕落的依据。俄罗斯的一则谚语说得好：“即使是脊梁笔直的人，也休想从荣誉中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