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问，你是过国历年呢，还是过春节呢？我说：“我是避名求实，依从多数。过春节就是阴历年。若说过阴历年，在公事上就说不下去。说春节就是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在阴历年前，卖食品，卖神像与新年用物的，填街塞巷。若为推行阳历起见，本可将那些东西，付之一炬，对卖的买的，严加取缔，以为玩忽国法者戒。然而一些好心的当局，为调济金融，繁荣市面起见，就可不闻不问。正如现在各市，大卖裸体书。假若卖的买的，明目张胆说‘买卖春宫’，立时就要受警察干涉。假如说是提倡健美，或研究人体美，警察因爱护艺术的关系，也就不加吹求了。反正中国事，是‘告示烂，官事散’，难以认真，不易彻底。只要你先定出一个堂堂正正的名目，谁对你也是模模糊糊，不加深求。”
贺年的礼俗，各国全有，究竟始于什么时候，还没有确实的证据。依我推想，决非始于浑噩远世。因为上古的人，还没有分年计月的知识。只知遇食喜乐趋前，见灾悲哭逃避。并不知有相贺的礼节。他们在草堆土穴里住宿，最怕的除了容易防备的猛兽之外，只有隐藏在草里的毒虫。所以他们见面，彼此相问“无它乎”（没有毒蛇么）或问“无恙乎”（没有毒虫么）。那全是发于人类的同情心并非出于假客气。
世界一天比一天进化。虽然天灾一天一天减少，可是人祸一日比一日加多。天良日缩，人欲日长。诈伪日兴，为恶日甚。令人防不胜防，避不胜避。时时刻刻，月月年年，只在苦恼忧惧中度光阴。人类所以才希望，一年比一年减少一点痛苦。每逢度到新年，总盼着比旧年好。因此，新年的时候，人才彼此贺年。贺年的意义，就是预祝今年不要再像去年那样倒霉。不过人心一天比一天险恶虚泛，现今中外的贺年，简直成了例行的公事。真诚心少，应酬心多。若与上古的人，互问“无它乎”的情形相较，可就有实虚诚伪之别了。
世界一日比一日进化，人口一天比一天增多，物质一日比一日文明，奢华一天比一天猛进，物价一日比一日高长，生活一年比一年艰难。再加以机器日精，用的人力愈少，失业者自然逐年逐月逐天地激增。人生愈难维持，人格愈无法顾全。只有日趋于为恶之一途。法律虽然日渐精密，也不能防止已崩溃的天良。所以，我只见一年比一年可怕，毫无可贺的理由。可贺，是贺旧年居然混过去了。可怕，是新年还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国虽然处在这举世恐慌的时代，以我国土地广大，物产之丰多，人民之勤良，一切要人与一切“学者”，若能趁时猛醒，稍减贪污，不为身后留骂名，稍存廉耻，不为外国作宣传，我国虽不能逃免世界的大劫，也可不致与各文明国同陷于不可挽救的绝境。否则我国将如老太婆照镜子一年不如一年。若再打算回复往日的容颜，只有徒劳梦想了。
君子不得志，道德治化的盛事，不能推行。小人不得志，祸国殃民的手段，不能实现。
我中国目下的救亡之术，不在高超的学理与远大的计划，而在一些要人，不背天理，不昧良心，不唱高调，不说空话。
国家以社会为基础。社会以道德为基础。道德以人伦为基础。人伦以人格为基础。人格以良心为基础。
良心虽是人人全有的东西，然而人若不肯扪心自问，就不能发见了，正如山中纵然有矿产，假若不肯掘挖，决不能现出来。
自从民国成立二十三年以来，只有一些骗子们，大行其道。官民互骗，长幼互骗，男女互骗，上下互骗。非骗不能升官发财，非骗不能扬名固位，几乎非骗不配称为民国的国民。一国之内，成了上下彼此互相行骗的局势。这种的国，若能幸存，不但不合理，且不合人情。
世上若没有信谎话的人，就没有说谎话的人。正如世上若没有嫖客，世上就没有妓女。我中国若欲灭亡则已，否则，人人须先不听谎话。
近几年来，邪说流行，以致多数人格破产，使我中国进了亡国灭种的途径。补救的法子，据一些有知识的人说“只有提倡道德”。又据一些人说“道德不是短促的时候所能养成的，实在是缓不济急”。据我的鄙见，道德并不是像什么高深的学理。良心就是道德的根源。提倡道德的秘诀，就是靠赖一些高居民上的要人先不要忤逆良心的事。
良心是人人全有的。良心是人人心中的明镜。私欲就是蒙蔽这块明镜的灰尘。人若肯扪心自问，就是肯拂拭这种灰尘。人若能时时扪心自问，良心自然日见光明，私欲自然无法可入。
强盗恶徒，虽然无法无天，他们有时也知敬爱好人。他们所以不能化为好人，就是因为他们的良心被私欲蒙蔽得太厚了。
《大学》上曾子所引证汤王的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天天日日要拂拭这块明镜（良心），使它不被灰尘（私欲）所遮蔽。既肯天天日日勤加拂拭，不肯间断，自然一天比一天光明。一日比一日光明，就是一天比一天新。俗语说整旧如新，可见不整，就不能新。
圣贤与凡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不肯使私欲掩住他们的良心，时时勤加拂拭。恶人所以昏天黑地，是非颠倒，就是因为他们太疏忽懒惰，自暴自弃，不肯对良心稍加拂拭，私欲就日积日多，反客为主了。
我中国所以国土日缩，民生日困，全是我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要人——自己闹的。怨不上帝国主义。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荀子说：“物腐生虫，鱼枯生蠹。”苏轼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俗语说：无有家贼，引不出外鬼。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要人——若再将祸国之责向外推卸，就是没有男子骨头。
自从有帝国主义这个名词，我中国的文官武将，无论如何倒行逆施，可以推为无过。自从有“环境不良”这个题目，青年男女，无论如何狂荡暴弃，也能够有理可说。
欲骂帝国主义，先要痛骂利己主义。中国人的利己主义不除，帝国主义不招就来。
有人说：“你不搂钱，别人也是搂。有钱的王八大三辈。有钱的人，到处受欢迎。不搂是自愿受罪，不搂是大傻瓜，何苦不搂。”我说：“中国就坏在这班彻底的明白人身上了。”
近三四年来，我中国人，对于勉为其难四个字，发明一句新话：跳火坑。据我看，多数跳火抗的志士，全已腰金衣紫，名显利达。我以为不如将跳火坑三字，改为跳金窖。如此，则名正言顺。且可免去许多的讥评。
非有强固的政府，决不能有坚强的国防。非全国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小民决没有安宁的日子。政府好，国民要诚心诚意地拥护他。政府不好，国民当实心实意地督责他。
官吏拥护政府，不在形式上的复电响应，是要在实质上的精诚合作。若仅仅照例行公事，敷衍面子，莫如省下电费，散给贫民。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必须如同太阳系中之八行星。不论自转公转，全要不离断与太阳的关系。否则，不但将太阳系毁了，自己也不能独存。
复兴农村，急切的办法，就是剿除零星的土匪，减免繁苛的捐税，将驻在各乡镇的军队，调往边远的防区，永不使他们接近人民。其次，就是严禁烟赌与一切含有诱惑性的娱乐。
“复兴农村，需要各种人材”一句话，是放狗屁。复兴农村，须乡农自己动手，万不可用一般“连米麦还认不清”的学者，与受洋化教育的人物。若用这些人，去复兴或改良农村，简直是要农民的苦命，是恐怕中国不赶快灭亡。
复兴农村，须先使农民可以有法活着，有法可以喘气。
复兴农村，先不可干涉农民的不关国政的习俗。要宽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效，要和平劝导，不可雷厉风行。须知官发一分威，吏发千分横，民受万分气。至于提倡天足，要专对新缠足的小女孩注意，不可对已缠成的老婆用心。否则，不是拯救妇女，简直是给官吏造成敲诈的机会。
害中国的，不是无知识的农工商，仍是一些有知识的官吏与读书人。政府与报馆，若欲挽救中国的危亡，须先由教化指导上中两阶级的人入手。这两类人若不好，农工商，万不能好。
人的善恶邪正，不在读书与不读书。要知善人因读书而更善，恶人因读书而更恶。王莽，秦桧，严嵩等人，若非因读书，决坏不到那般程度。
君子读书，如牛去角，小人读书，如虎生翅。
同是一本书，好人读完，学了许多好处，坏人读完，学了许多坏处。正如同是一棵花，蜜蜂能从中取蜜，黄蜂能从中取毒。
“教育救国”是一句时兴的话。然而据我看，现在的多数学校，所造就的，多是能毁灭中国的人物。仅就“皮毛的洋化”与“享乐的本领”而论，足可以灭种有余。
特立独行，是英雄的本色，随波逐流，是匹夫的行为。
学问，不能“躬行实践”不是真学问。文章，不关“国计民生”不是真文章。
若国府主席，犯了罪，就可住优待室，人力车夫犯了罪，就须住铁囚笼。那就不是“平等”。至于“要人”推牌九，运白面，还有卫兵守护，警察站岗位，小民斗纸牌吸鸦片，就得坐狱蹲监，处刑罚金，那更是毁法乱纪，惟我国所独有的怪现象。
将兴之国，严惩官吏，将亡之国，重办小民。换一句话说，“欲兴国，治官。欲亡国，治民”。
一国最失民心，最大的原因就是“法律失了平等”。
小民的偷盗行为，是由官吏的贪污手段，学了来的。
家财破败，可以复兴，人格破产，终生难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