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问我：“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对我自己，也是莫多知道。不过我立了三十二个‘信条’，你看一遍，大概可以略知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不爱国，不卖国，不救民，不害民，不谈主义，不读学说，不结党派，不入系属，不拜圣人，不敬学者，不充信徒，不当走狗，不诵佛经，不守礼拜，不倡革命，不讲文化，不听口号，不看标语，不喊打倒，不说拥护，不嫖娼妓，不交赌徒，不阅小说，不谈诗文，不言鬼怪，不学科学，不求发财，不甘贫贱，不犯国法，不装好人，不愿吃亏，不占便宜，不迷于古，不惑于今，不假冒轻财，不否认好色，不畅言国政，不勉随潮流，不厌恶妇女，不崇拜英雄，不挑拨愚民，不煽惑青年，不替‘苏俄’宣传，不受‘日本’驱使，不看中国电影，不穿外国衣服，不发违心之论，不道顺耳之言，不敢紧握屠刀，不忍多伤物命，不避欲加之罪，不畏暗箭明枪，不羡圣人之誉，不避混蛋之名，不存南北之见，不别门户亲疏，不对女人逞刚强，不为儿孙作牛马，不以教书为清高，不以作官为浑浊，不认无后为不孝，不信无名为可耻，不望将来升天堂，不怕死后入地狱。”
我以为，天下的事，除了夫妻间的某种行为以外，没有不可公开的。清初，大理学家李某，作日记居然将“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记入里边。有人说：“李某不顾廉耻。”我说：“你若顾廉耻，就当永远不娶妻。”李某既能将闺房的秘事，笔之于书，足见他一切的言行，没有不可告人的了。可知他的思想，比司马光的思想，还格外的彻底。可惜我们学不到。
以言语劝人，以文字化人，终抵不住以行为动人。古今中外的圣贤，全都在一个“行”字上注意。可见言语文字，是靠不住的。有人因我常在报上投稿，指斥奸盗邪淫，以为我必是一个好人。其实，是大错特错。我并非不是坏人，我不过是愿坏而坏不起来。要知，有许多坏人，因为没有为恶的能力与机会，而不敢为恶，竟侥幸被人错认为好人。
报上屡有“开发民智”的论调。我极不赞同。我以为，我国现今最要紧的是“开发官智”。因为官若有智，决不能贪脏枉法，决不能倒行逆施。他们若果有“智”，决不能不顾生前的骂名，决不能不怕死后的史笔。
民无“智”，国必不能强盛。官无“智”，国必趋于灭亡。我读中外史书，只见先有亡国之官，后才有亡国之民。
老子所说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所绝所弃的并非真圣真智。他所说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所绝所弃者，乃是假仁假义。他说这话，并非要违反人类进化的公例，不过是要彻底打倒那些骗子。
存心要如山海。行动要如江河。发言要如日月。
行正道，发直言，存好心，不必怕人，更不必怕神怕鬼。
我认识几个专门损人利己，贪污诡诈，见钱就使的人，每拜佛烧香，祷告上帝。他们的行为，还欺骗不了凡人，竟敢愚弄神佛。我以为并无神佛这种灵物。否则，早就不容他们装模作样假充善人了。
人类的不平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私心是生来就有的。世上只要有人类，就不能没有这两种缺点。这缺点既是天生的（或自然而有的），如同毒虫蚊蚤，无论如何凭人力也不能彻底消除。所以无论是提倡什么主义什么学说也是徒劳妄想。
见食物就吞吃，必致毒死为止。遇学说（或主义）就仿学，必致国亡而止。
非混蛋，决不肯以人命试药品。非大混蛋，决不忍以国命试学说。
我中国人是爱和平的。火药本是由中国人发明，仅仅用火药制为供人玩戏的鞭炮。火药的制法，被外国学去，就造成杀人的利器。
天道忌杀，所以鸷禽猛兽，决不善繁殖。好战的民族，决不能常存（天道就是自然之理，万不可视为迷信）。
中国古人的作品，我所以喜欢研究，是因为他们无论说些什么，归终不离“和平劝解”与“引人向善”的范围。甚至一些淫书艳史，我看过的最多。里边也含着“劝善”的用意。你乍一看，纵然眉飞色舞心动神摇，细一想，就令你如冷水浇背心惊胆落。
现今许多的书报，“诲淫”只能引人纵欲。“挑拨”只能动人愤争。并没有“开导长，若专靠薪俸生活，纵然将太太卖了，也不够他们的应酬费。
某要人，前年在南方提倡“紧缩政策”，主张低减官吏的薪俸。我以为他是不明了中国官场的情形。假若他的妙策得以实行，最受影响的就仅是一些下级人员，他不知，官一到了中级就如同当了女招待。目的是在小费，决不在工资。
俗语说“儿的生日，娘的苦日”。我以为，长官的生日也是属僚的苦日。因为下级人员的饭，可以不吃，长官的寿，不能不贺。我当小官僚时，一见“福，禄，寿，喜”的“知单”，我立时就出一身冷汗。我常说：“长官多做一次寿，当铺多生几分利。”
有人问我，现在小学，全将“修身”一门功课取消了，改为“公民”，你以为怎么样？我说：“这就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不能修身，决不能成良好的公民。在幼小时代，应先当将古人的嘉言懿行，灌入脑筋。然后再谈什么‘开会，组织，自治’等等的大问题。先要使儿童学成循规蹈矩的好孩儿，不可先将他们练成大言不惭的假圣人。”
现今中国所需要的知识，是“能在中国使用”的。可惜现今留学生，到外洋留学，如同猴子与狗熊，被人捉了去，教给一些“翻筋斗、戴鬼脸、扛木枷、玩铁叉”等等的把戏，一旦回到山林，所学来的技能，不合猴子与狗熊实际上的生活。
现今使我最痛心的是多数的学生，愁将来无出路而不知对眼前的学术用苦功。要知俗语说“有货不愁卖”。你只要学成一个“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人材”，社会里一定有你吃饭的地点。
不要恨怨人不肯用你，只怕你没有供人需要的技能。要知有好货，终有识货人。你在学校，虽然能混一张或买一张文凭，须知在社会，实不易混一个或骗一个饭碗。
学校不过如同一座“镀金炉”。社会确实如同一块“试金石”。你镀的金愈薄，愈抵不住试验，不久就要露出你原来的“胎子”。
现今，校长和职教员是靠学生为生的。因为人浮于事，谋生艰难，潮流所趋，校长和职教员，不能不将学生视同饭碗，认作饭东。既成了这种情形，学生也就以饭碗饭东自居，自尊自傲而不服管教了。这不怨学生们不服训导，是怨校长和职教员不敢认真。学生在学校，愈无拘无束安乐逍遥，毕业后愈无门无路，痛哭流涕。我是由学校出身的。这种实例我见得太多了。
我在学校，受的是严酷的教育。我曾发誓说：“我有朝一日，当了教员，我必反其道而行。”岂知因此一念之差，我教书十八年，连陆军在内，竟误了害了青年男女，不下四千人。
他们现在见面对我虽无恶感，可是更使我的良心不安。不但对不住学生，更对不住他们的家长。可见宽容学生，不是正当的教育方法。
广东对政府的态度，虽多可议之处，然而该省的当局，据报上所载，竟能令学校读“孝经”，竟能禁公务员着洋装，这实在是能由根本上，维护“人伦”，能从官场中，提倡“国货”。
自古没有不亡的国，不败的家，不死的人。人若想长生不死，永久立于不死不亡不败的地位，须在人格与声名上注意。
人的一生有三个成功。第一，是对国有功。第二，是对社会有功。第三，是对家族有功。若做不到第一，须做到第二，做不到第二，须做到第三。若一样也做不到就是枉度一生，对不住所耗的粮米。倘再与国有害，更对不住所见的猫狗。只可惜民国以来的要人，不但对不住猫狗，甚多是对不住蝎蛇的，因为这两种小东西，还可以做药材用。
有人驳我说，许多要人积下数百万的家私，位置了无数亲属同乡，岂不是有功于家族和社会么。我说，只因为积下数百万不义之财，才给祖宗招了痛骂。才给子孙造下大孽。只因为位置了无数亲属同乡，才害得他们失了原有的可靠的生活，染成了许多不可挽救的恶习。俗语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今是一人失势，鸡犬也随着坠地。坠地之后，欲再为鸡犬而亦不可能了。
有些要人，眼光浅陋脑筋昏聩。他们只顾讨少数的私人一时的欢喜，扩充地盘，筹画位置。结果，私人全都脑满肠肥饱载而归。自己却留下万代的骂名。要知争利时，有他们分肥。挨骂时，只有自己担过。
得百姓的歌颂易，得私人的感念难。对私人费万般心，不如对百姓施一分惠。私人的感念是一时的。百姓的歌颂是永久的。私人受你的好处，以为是分所应当。百姓受你的好处，认为是天高地厚。究竟是那样合算？
在外国，警察指挥开车的，在中国，开汽车的指挥警察。
文明的国，只讲法律不重势力。纷乱的国，只重势力而不顾法律。换一句话说，国家将兴，法律可以裁制势力。国家将亡，势力必定操纵法律。欲知我国，究竟能亡不能亡，先看一看“法律与势力”的强弱。
法律与势力，如同白黑不可混淆，薰莸不可同器。是非不可颠倒，正邪不可并立。有法律，决不容势力滋长。有势力，则不容法律进行。
“契约、规则、法律”全是本着公意而定的公同遵守的条件。这三样的范围与尊严，一样比一样大。只要有二人合作一件事，必须有契约。一团体合作一件事，必须有规则。全国之人，虽行业不同，也不过如同分工合作一件事，所以必须有法律。那么，这三样既不是可以由私意而定的，也万不能由私意而变更，更不能由私意而破坏。
自由与放肆的分别，如同狗与狼的分别。外形固然仿佛，性质则大不相似。一个是有拘束，守范围的。一个是不受拘束，不守范围的。
有人问我：“自由的解释”。我说合乎理法（或礼仪）而不妨害（或扰乱）别人的行动是自由。譬如你自己一人，独居在一个围墙之内，你纵然不穿裤子，也必无人干涉，那就是你的自由。只要另有一人与你同居，你若再不穿裤子，那就不是自由，而且是放肆。再譬如你走进厕所，寻到尿桶，你尽量便溺，那是你的自由。你在大街小巷，无论白昼黑夜，不论有人无人，你若略行便溺，不但不是自由，并且是违法。
自由有文明与野蛮之分，文明的自由是本乎“人道”的。
野蛮的自由是近乎“兽欲”的。中国古书所说的“慎独”与“主敬”全是真正由根本讲起的文明自由。慎独，是虽独居孤处也不敢放肆；主敬，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放肆。
“轨道”就是自由之路。八大星，遵循自己的轨道，绕着太阳走，各不相犯，那是八大星的真正自由。因为他们个个遵守着真正自由，所以走了几万万年，还未失了秩序，也未碰到一齐。否则，早就没有宇宙或世界了。
个人的真正自由，如同火车电车的铁轨，是不容人任意侵占的。火车电车的司机，撞死人物所以不按杀人罪抵偿，是因为他遵守一定的铁轨。人物入了它的铁轨，就是阻妨它们的真正自由，遇有伤害的咎由自取。假若司机将火车电车开出铁轨，伤害铁轨以外的人，就当以杀人论，因为他们出了真正自由之路。
在公共团体之内，不能容个人的自由发展。所以政府，局所，军队，党派，商店与家庭，万不可有个人的自由，学校是养成守法的人格，造成合用的人材之处，更当限制自由，以免染成放肆的恶习。
古时雅典的大贤兼立法者梭伦solon说：“能服从人者，始能管理人。”那意思是说“能为人下，始能为人上”。“能先服从指挥，将来才能充当首领”。现在许多青年，全有“首领欲”，然而在家庭，不肯受父母管教，入学校，不容师长管教，他们将来如何能成良好的首领。正如不守铺规的学徒，决成不了好铺长。不守纪律的兵士，决成不了好将官。
有人问我，为什么现在出了教育破产一句评语。我说：破产是失了存立的资格，无法维持。教育坏到这步田地，由根本上说不怪学生，而怪办教育的人。现在国立的学校多是官僚化。私立的学校多是商业化，统而言之，多是“分赃化”，焉能不大糟特糟。
学生若想养成换饭吃的本领（恕我不说，养成救国救民的能力），必须专心一意，注意应学的课程。最忌的是务外旷课。然而有些国立学校的首领，为养成个人的势力起见，私立学校的当局，为节省经费打算，惟恐学生不务外不旷课。
外国人在中国设学校，多是含着文化侵略的用意。在别国，对这种学校多加以严苛的限制。而在我中国，外人所办的学校，反格外的发达的原因，就是外国人所办的学校，能使学生少有务外与旷课的可能。家长所以肯使儿女入外人的学校，并非出于媚外，不过是使儿女多念一点书而已。
据报载，近来北平歇业的商店，以入商会的计算，已达八十余家。不在商会而关门的，尚不知确数，我以为，若照这市面的实在情形而言，当歇业的，足占全市三分之二。多数的商店，所以苟延对付，是因为债务的关系而不敢停止营业。换一句话说，是“愿关门而无法，想歇业而不能”。
我认识的商人，以书行与古玩行为最多。书行，因中国的新人物，不肯买中国书。旧人物，愿买而买不起，日本人因备战的原因，现在也不来收买。图书馆的生意更不好做。所以书行里的人，多是愁眉不展。古玩行，因懂古玩的买主，已死尽逃光，新发户的要人，又将古玩，认为腐化而不合时代的潮流。西洋人因欧战后，经济枯窘，又不来采购。日本人，虽肯购买几件，然而若不大赔血本，又抢不上去，所以古玩行里的人，多是叫苦连天。
我只见小饭馆生意兴隆座客常满。这大约是因为中国人全想开了。反正，生在这个有朝无夕的时代“吃一口是赚的”。
我的电影嗜好已经成了癖。有时，饭可以不吃，电影则不能不看，可是对于国产的片子——尤其是合于时代的——我宁可害一场大病，也不肯开一开眼福。因为那些明星（？）百分之九十九是“东施效颦，沐猴而冠，邯郸学步，婢学夫人”。简直是一味的追在外国人屁股后边，捡拾洋人的唾馀，一点“国民性”全都没有。我以为不如看“琳丁丁”（美国演电影名犬）或看耍猴的。因为多少还有一点天然的狗性与猴习。
许多的所谓中国电影明星，是应受外国政府奖励的。因为他们是传布外国恶俗的功臣，是推销洋货的媒介，是间接麻醉中国青年男女的先锋。我认为检查电影片子的重要，过于审定教科书。电影使人受影响的能力，远驾乎一切书报之上。仅以现今的青年男女而言，不肯读书的太多，不爱看电影的太少。
理财，以养民为先。为政，以正己为先。练兵，以训将为先。对外，以调内为先。治民，以治官为先。
欲正人心，先正风俗。欲正风俗，先禁不良的“洋化”。欲禁不良的洋化，须先对一些由外洋留学回国的博士硕士学士，严加取缔，以免鱼目混珠。要知这几年，所发生的轰动全国的“贪案”与“花案”，多是曾经留学而学来的。我并非反对“留学”，我是反对那些专能学“坏”的留学生。
《中庸》上说“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不但灾异是妖孽，反常的服饰玩好，也是妖孽。北宋将亡的时刻，妇人的鞋底，用两种颜色，名为“错到底”。金末，男子好穿尖靴，叫做“不到头”。我以为现在的妇女，披头散发，赤脚光腿，与青年的“背头”也不是国家将兴的预兆。甚至我看各商店张贴“电磨冰刀”的广告，而不说冰鞋。我也以为要成“兵刀”的现象，刀兵本是人人全怕的，何况再加“电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