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多数的青年，所以不能安心求学，不全是他们不知要强。是因为薄弱的心灵，抵不住强大的诱惑。在学校以外，有种种动人怀念欲的娱乐。在学校以内，又常有花枝招展的女生。他们既是血肉之躯，焉能不受影响。
以前的婚姻，多是成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言两语，一纸庚贴。可是夫妻之间，也未见怎么苦恼，并且多是如胶似漆，白首偕老。现今的婚姻，多是在于亲选自择，直接商定，试而又验，立约定盟，可是也未见如何快活。并且多是你疑我防，中途仳离。
以前，买卖房产，典当地亩，只凭中人说和，立定白字一张。双方各守信用，不必经官过府。现今虽经种种手续，样样定章，条条登记，蓝图白图，也未必能准免纠葛。可见，人事纵然按科学方法，条分缕析，依合理的定章，防前虑后，只能增加纷扰而已，只能使人多研求种种应付的方法而已。
手续愈多，所生的麻烦愈多。防范的方法愈精密，作奸犯科的手术愈奇巧。
我的朋友某君，在某大学出版部，寄售几册书。算账回来，对我说：“我因得了几元钱，将来我非早死几年不可。我收回了五元钱，经了三个‘股’，走了几千步，着了许多急，出了满身汗。我若再往该处寄卖书，我非得脑充血不可。”我说：“你还未到东城某大医院诊过病呢。你若前往求诊一次，你立刻就得住疯人院。因为他们那种种‘合乎科学’的手续，登时就能将你气疯。”
据现今许多书报的记载，以前的人类，不是人类。以前的生活，不是生活。以前的男女，不是男女。以前的夫妻，不是夫妻。以前的社会，不是社会。以前的国家，不是国家。以前的幸福，不是幸福。以前的学问，不是学问。以前的艺术，不是艺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简直干脆，古人全是极品的混蛋。今人——尤其是受过新文化洗礼的人——全是超等的圣人。
有求学养志的机会而偏不肯读书用功，是目下我中国多数青年的大毛病。有立名为善的机会而偏要倒行逆施，是现在我中国多数要人的致命伤。一是贪一时的逸乐，误了前途的幸福。一是求一时的私利，毁了千载的名声。这两种人的将来，只用痛悔两字，就可以包括了。
改良是个好名词，然而须在“良”字上注意。进步是个好名词，然而应在“步”字上留神。
无论什么国体，若使安分守己的良善之人无法苟活，使奸险邪恶的僭越之辈高车驷马，土地虽大，人民虽众，出产虽多，也必日趋于国亡民绝。
现今人民所求的不是高升到三十四层的天堂，而是莫再入十九层的地狱。不是想在世界强国间并驾齐驱，而是求再勿失长城内一片国土。
我用种种的方法侦查，我敢预断，现今喊嚷（环境不良）的人，将来若得着势力，所造的环境，必更加倍的不良。现今高唱“解放妇女”的人，将来若得着权威，所解放的妇女，决不是贤德的妇女。
求治的善法，诛杀千个盗匪，不如罢免一个贪官。
俗语说“理直气壮，理亏气馁”。理就是良心。气所以壮，是因为有良心作护符。气所以馁，是因为失了良心的援助。
得人民的爱助者，虽弱必兴。失人民之爱助者，虽强必亡。我国历史中，这种先例极多。入民国以来，这种例子，更特别的显著。
贪字是人生的大敌。万般罪恶多是因贪之一念而起的。种种苦恼也多是由贪之一念而生的。
真能对外的军人，决不肯对老百姓发横。专能对老百姓发横的军人，必不能对外。
宋朝立功最大的名将曹彬，在冬季不忍拆修墙壁，因为是恐怕伤害了里边的蛰虫。美国内战时的南军司令李将军Gen.Robert Lee行军不忍践踏田间的鸟巢。他们能对无罪无辜的小物，还有不忍加害之心，所以他们才能对真正的强敌，争杀的勇气。因为战争的原义，就是抑强扶弱的。
去年夏天某日，我在东华门一个小饭馆吃饭，忽听外边，汽车吼叫和狗哀号的声音。又听有人说“轧死了，轧死了”。少时进来个凶威的军人笑着坐下。我出门一看，见一只将死的狗，还在辆汽车的轮下压着呢。并且知道那位军人就是凶手。我转头对他说：“你将车再倒开一步，那只狗或可以活了。”他怒目横眉，怪我多管闲事。及至他不得已，挪开车之后，那狗早已丧了命了。这事虽小，可以见大。在这连年内争之间，老百姓死得不如那只狗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军人是国家的干城。不是私人的鹰犬。警察是民众的护卫，不是私人的家奴。前几年，某派当权之日，许多上级官长逛胡同，竟用卫兵站汽车，守窑门。他们的太太游市场，竟用军警抱孩子，携东西。这全是轻蔑军警的职责，不明白国家设立军警的意义。因为这种缘故，所以才养成不良的军队，才发生为私人战争的内乱。
据报载北平将要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我以为，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最有价值，最当建立的纪念物。因为这些阵亡将土，才是真正有功于国，有功于民的英雄豪杰。至于革某军阀以前所立的阵亡将士墓或碑，不过是哄骗他们部下的傻小子们，为他们卖命的诱惑物而已，不过是他损阴丧德的纪念品而已。
军人，能占领本国几省土地不算光荣。若失去本国一寸之地才是羞耻。
一国之兴隆，是少数要人的功勋。小民不能分功。一国的衰亡，也是少数要人的过失。小民不能担过。国有亡于内乱的，然而内乱，也是少数的要人逼起来的。国有亡于外寇的，然而外寇，也是少数的要人招进来的。无论国兴国亡，小民没有兴亡的责任可负。
一国之中，少数的要人，若存公心，国就可兴，多数的小民，也就随着享安乐。少数的要人，若怀私意，国就必亡，多数的小民，也就随着受痛苦。
《淮南子》上说：“猛兽不群，惊鸟不双。”英国俗话说：“猪羊群处，熊虎独游。”我以为，生成一把男子骨头，也当特立独行，超脱于群众之外。冻死也好，饿死也可，决不可加入什么派或什么系。
“其性与人殊”一句批评人的话，人全以为是耻辱。我以为殊不过是差别，不同，并无避忌的必要。不过，为人应与恶人殊，与小人殊。要与善人同，与君子同。
作文写字，意到笔随，写将下去。不必拘守成法，不必顾及体式。只要令人看得懂，使人认得出，就可说是文，就可说是字。何必效颦古人，更何必学步今人。’
作文之法，多读古人的好文章。写字之法，多看古人的好碑帖。不必成心仿学，不要劳神刻摹。随时济览，遇机考究。经得多见得广，自能下笔不俗。
《文章轨范》那部书，将名文分为“放胆文，小心文”已经是多此一举。《作文百法》将文又别为“一字立骨，反正相生，题前着笔，对面写景”等等，更是画蛇添足。依法读作，只能使人陷入歧途，披枷带锁，矫揉造作，掩闭灵机，不合自然。
我劝我的学生某甲，多读古人的文章，少看今人的作品。他说：古文思想陈旧，不合现代潮流。我说：文章只论香臭好坏，不论今文古文。文章含有道德劝戒的成分，就是香的，就是好的。文章含有淫邪挑拨的成分，就是臭的，就是坏的。譬如珠玉在古时是宝物，现今仍不失为珍品。古时的瓦砾是弃材，现在仍然是废料。更要知，古时的狗屎虽臭，若以臭的程度而论，还抵不住新狗屎呢。
古人的臭文章坏文章，多经不起后人的淘汰而灭绝了。所余下的，香的多，臭的少，好的多，坏的少，所以可读。今人的臭文章坏文章，还在灾梨祸枣的期间，大行其道的日子，无人敢惹的当儿，层出不穷的时候，所以不可读。
对于字，我最爱草书。对于画，我最爱写意。至于小楷，工笔，我以为仿佛是涂脂抹粉的乡女村妇。远看无神近观无韵。愈端相愈不耐端相。
去年报上的广告，有“一九三三的大衣”与“一九三三的汽车”，以及一九三三的这个那人，已经闹得头昏眼花。现在居然又登什么一九三三的文学，一九三三的小学。更令人不知所谓。莫非说，文学也是如同女人的衣饰或富人的用器，专在新字上追求么。要知，在一九三三的东西，到一九三四就不时兴了，竭力求新，反要落后，这岂不是庸人自扰。
人在贫贱的时候，若不能安分守己，到富贵的日子，必定祸国殃民，追查几个已死与未死的军阀的身世，就可证明他们那骂名千载的成绩，全是自幼养成的。
物质发达，只能增少数人享乐的范围，减少多数人生活的安宁。仅以汽车而论，究竟有多少人，能得着它的利益，自有汽车以来，路上的行人，增了许多危险，肺中吸了无量的毒尘，耳内受了屡屡的震动。
美国，以汽车的辆数而论，占全世界第一。可是每年被汽车撞死的人数，也占世界第一。现在造汽车的人，仍然不止地研究速率的增加。将来人类死于汽车的，必较死于瘟疫，刀兵，水火，疾病的，日增月添而岁加多。穷苦的小民一出门，就得预先留下遗嘱处分后事。并须在身上写名姓住址，以便家人领尸。
物质文明，本可增人类的便利。可惜人心日恶，偏将与人有益的发明，变为杀人的利器。譬如飞机，原可增加人类输运的范围，减少旅行的时日。然而狠心的人，竟将飞机用为轰城灭敌的东西。使无辜人民，添了一种“正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危险。
欧美的人说“人是能笑的动物”，“人是能用器的动物”，“人是能群的动物”与“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以上几样特点，在别的动物中，也有能表现出来的，不必详说。我以为，人不过是能进步改良的动物而已。譬如，一万年前的什么鸟筑什么样的巢，吃什么物。什么兽掘什么样的洞，吃什么食。到一万年后，它们也必不能有改变的思想。人类独能变古易常，对衣食住行四件事，永是研究改革的。
人类因为能知进步改良，人类的苦恼，也就因此而增。别的动物，因为不知进步改良，它们的苦恼，也就因此而减。我终以为“茹毛饮血，穴居野处”那时代的人，较这二十世纪的人，多有快乐。
直木才可以作栋梁，直人始可以当大任。弯曲之木只可成小器，邪曲之人只可任微职。
圣人不是如同蘑菇，经一阵雷雨之后，就能由土里钻出来的。也不是可以经一班信徒或一系一派一党的人，于短促的时间所能捧起来的。
圣人须有超凡脱俗的个性，有迈众超群的天才，有勤勉刻苦的修养，有博古通今的学识，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与精神。又须得一些志同道合的信徒的辅佐与继成之力。
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在当日，也决无人肯将他们认为圣人。并且他们也曾屡受凌辱，大遭疑嫉。他们虽有极顶绝巅的个性，天才，修养，学识，道德与精神，假如他们的信徒不能诚心诚意团结一致，恪遵遗教而行，孔释耶回的道理，也决不能流传普遍。只因他们的信徒能不违遗教，所行所为超凡脱俗，能不“宣真方，卖假药”，所以能引起别人的推崇佩服向往倾慕。历年愈久信仰的人愈多，深入人心牢不可拔。圣人的荣名，遂成了他们的专利。可见，虽是天生的圣人，若非有好的信徒，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人亡道息而已。
自从新文学兴起，“文圣”，“文坛健将”与“作家”钻出来不知多少。自从白话诗走运，“诗圣”，“诗哲”与“诗人”钻出不知多少。自从天足受欢迎，“美人”钻出来更不知多少。古人成名难，今人得名易。我替古人叫屈，我替今人庆幸。
有人问我，什么是个性。我说按心理学，人全有一个特异与人不同的性质。这不同的性质，就叫个性。不但人有个性，甚至除了人以外的动物，也全有“个性”。
个性有善恶邪正直曲之分。人若能牢守善的正的直的个性，就是君子。人若坚持恶的邪的曲的个性，就是小人。
《吕氏春秋》说：“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任子说：“水可干而不可夺湿。火可灭而不可夺热。金可柔而不可夺重。石可破而不可夺坚。”於陵子说：“良金百锻而不失其采。美玉百湿而不渝其洁。”这不可夺，不失，或不湿的特点，就是个性。大丈夫，当学“石之坚，丹之赤，水之湿，火之热，金之重，玉之洁”。
我对学生讲英文文法里的“物质名词”，说物，分之于极微极细，而仍不失原名的就是，譬如木可以做成桌椅。你若由其中任何部分取下一块，就不能称所取下来的为桌椅，而得称之为木。纸可以制为书报。你由其中任何部分撕下一方，就不能称所撕下来的为书报，仍须呼之为纸。木与纸二字，就是物质名词，我以为男子也应如此，任经如何改造，也不失原名原性。
个性是为人的资格。人若没有个性，不但不配称之为人，简直是有愧于物。
不但为人应当有个性，作文写字，也当有个性，没有个性的文，纵然作得好，也不能成名。没有个性的字，纵然写得精，也不能传世。
文章与书法，决不可随着人鼻孔出气。不可专一的婢学夫人。固然，在初学乍练的时候，须以一二名家为模范，然而到了相近的程度，必须冲出范围去。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洵、轼、辙），王安石，曾巩，所以能经人公认为唐宋八大文家，就是因为各有个性。老苏，大苏，小苏，虽是父子兄弟，而文章的气派，各具特点。他们八位，虽各有所宗学，各有所摹仿，而能跳出墙垣，使所得者与己同化，不露偷窃的痕迹。
作文写字，须自成一家。欲自成一家，不可专学一人或一派。否则纵然学得一丝不差，也不过成了一人一派的奴隶。受了麻醉，终生不能表显个性。
教育的目的，是为发展良好正大的个性，消灭恶劣邪曲的个性。
人身如同钟表。四肢五官五脏六腑，正如钟表内外的机件。命，正如钟表的主要机关（发条）。人吃喝，如同钟表须上弦，人得病，如同钟表须擦油泥。人死，如同钟表断了发条。不过钟表的发条，还可以接，可以换。人的发条一坏，只有完事大吉。市上可以寻得到二百年前的钟表，然而找不着一百年前的男女。
“人五百年身，枉作千年计”一句俗语，是极应牢记在心的。人若能时时想到这句话，世界上就能风平浪静，家给人足。
不必“怕饿死”。你守定正道而行，看看饿死饿不死。不必“羡富贵”。你妄行险路而求，看看有祸没有祸。
前年，我由小市上买了一个牙制的骷髅，到今日还摆在书桌上。我对它敬如师长，尊若神圣。我每逢因贫贱着急，我就看一看它。想一二十年后，我的本像也不过同它一样，我何必贪求。我每逢因愤怒恨人，我就看一看它。想到一二十年后，我的本像也不过同它一样，我何必烦恼。
以书法而论，专以满清说，王铎学柳，刘镛与何绍基学颜。然而人不能称王的字为柳，不能呼刘字何字为颜。必说“这是王，是刘，是何”。朱家宝学黄，虽学得升堂入室，而仍不过是黄庭坚的忠仆，不能取消奴籍，被人称之为“朱”。钱南国学颜，露的形迹虽多，然而所能以传，是因为人格，并不是因为书法。
将文章作好了或把字写好了，虽不署名，而能令人一见，就认出是谁的文，是谁的字，那才算到了名家的程度。不但文章与字是这样，一切艺术，若想成名也当如此。
文章或一切艺术，纵然好到绝顶，也须用人格作护卫，作先锋，才能经人宝爱传流久远。曹操，秦桧，严嵩等人，全是文章能手，书法大家。他们并非不爱作文，不好写字，然而竟不能流传的原因，全是被当时或后世的人毁灭了。王安石虽被一些学者所恨恶，他的文章竟能传流至今。原因是他那顽固不肯随和的个性，至死不改，他的文章，又非三功所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