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苑》上说“巧伪不如拙诚”，实在是一句处世最好的良言。因为伪字是人为二字结合的。纵然用尽心机，想尽巧妙的人为方法，终抵不过以逸待劳的拙诚。正如一块玉石，经能工巧匠雕成一件美术品，终不如一块天然的璞玉耐久延年。
在中国各处，多有开设二三百年的商店。在外国就少有这种例子。因为我国一些老商店，全是能守至诚无欺的老规矩。外国的商店，多是重视宣传竞赛的投机术。一个得利如同细水长流，滋田润物。一个得利仿佛山洪暴雨不能久长。
自从商战二字流入中国，将我国多数商店的商业道德几乎毁灭了。不独新开的许多小商店不顾信用，甚至有些有名的老商店，也染了欺骗的恶习。专在两片皮（嘴）上研究，而不在货品上留意。
前天我由鲜鱼口西口外路东，某有名的老糕点铺（姑隐其名），买了二十块玫瑰饼。店员的架子不下于法院的法官。我因抱着信仰的心，所以也不敢查看他给我包了些什么东西。到家一看，每块之上全加了一层灰土的装饰，馅子坚硬的程度，至少有两星期的年龄。钱虽然用了二百零八枚。可是，使我气得身上的体温增到二百零八度，我只好认定上当只一回。
所谓商战者，是与同业的商店，在货品与价格上而战。不是店员们大端架子，使顾客见了，吓出一身冷汗。也不是店员们善用花言巧语，哄骗买主，将坏货强充好货卖出去。
买卖人，固然应当先练成一片好嘴，但是更要预备一些好货。端大架子，固然不是生意规矩，假若能像北平□□堂，货真价实，也能招进买主。买主虽不愿看冰冷傲慢的面目，然而为购货要紧，也能忍气吞声。假若货既不良，架子又大，买主当然望而生畏，不敢登门。
欲语说“和气生财”。做生意的人，当知生意二字是活泼亲切，使人喜欢照顾的意思。假若使买主入门，如同进了阎罗殿，谁有勇气瞻仰一些鬼脸呢。
有些商店的货品并不精良，可是男女顾客往来不绝。他们那些主顾，所以肯去上当受骗，就是因为店员和蔼可亲。他们那种远接近送，敬烟捧茶的情形，能使买主甘愿上钩。假若他们再能货真价实，更必财源茂盛。
顾客花一分钱，要买一分货，当然要挑剔检选。这并非要占便宜，多是恐怕吃亏。因为顾客若不是血迷心窍，也必知道无论如何精明，决斗不过做生意的人。店员遇着这种顾各，要竭力耐烦忍气。要知能将货卖出去，才是好手。能吵嘴，善打架的店员，确是买卖人中的败类。
在日本，商人最以谦和为主。顾客挑选半天，纵然一物不买，他们也能和声柔气地鞠躬施礼，送到门前。这样态度，能使顾客感发良心，不忍不照顾他们。
最可恨的是有些店员，专对顾客的衣饰与性别上注意。要知俗语说“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穿着好西装的，未必就是好主顾。漂亮的妇人女子，未必就是活财神。
自爱二字，不是爱数十年必死的肉身，是爱千万年不死的令名。
钱财是人生的羁绊。人若被钱财捆住了，一生不能脱出它的势力范围，一生也要受它的驱使。若将他看轻了，只求足用，不求其多，无功不可成。古今中外的圣贤豪杰中，只有许多好色的，决无半个贪财的。
钱财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它能助你提高你的身份，能助你得着你所愿得的东西，能助你办理你所要行的事务。可见钱财，不过是个助手，并不是个主人。可惜我常见一些努力弄钱的人，只知堆积，不知花用。这种人无论存储多少钱财，也不配称之曰财主，只可呼之为财奴。
“要人”为老婆孩子牺牲声名，还觉值得。“要人”若为几个私人败名丧节，未免是愚不可及。可惜我国失败的“要人”之中，十之八九是因为使几个私人的欢喜，而得了全国的骂名，结果，一些私人发了大财做了大官，而自己反无立身之地，岂不可叹。
财与色是人生两个最难过的关口，是人生最难破的阵线。能不被这关口与阵线阻挡的人，才可称得起超凡入圣的人物。
我的老友张君说：“人生四惑（酒，色，财，气）的次序，是一个比一个严重普遍，并不是一个比一个轻微狭隘。”他这话极有道理。因为酒，有不饮的。色与财则比酒有引诱性，然而也有不贪不好的。惟有“气”是人人当犯的。并且“气”能伤人的身体，促人的寿命，较酒、色格外容易。
贪应贪之财，不为贪财。好应好之色，不为好色。应贪之财就是薪俸与利息。对这两项，丝毫不必谦让。应好之色就是自己的妻妾，除这两人，无论如何不可妄动。
古人称蓄钱的瓦器为“扑满”，是极有意思的。因为这种东西有入无出，积而不散，到了盈满的程度，也不能取出分文。所以必须将它扑打碎了，才可以将它的存储发现出来。人若只知存储而不知分散，也必要发生破碎的危险。不但钱是忌盈戒满，一切声名权势，也当以盈满二字为戒。
我半生没有做过阔事。当初最好的时候，每月收入不出二百五十元。最坏的日子，每月分文没有。并且是一天打鱼九天晒网。以入社会二十年合计，每月收入不过三十余元。可是我的生活程度，虽月入百元的也不敢同我相比。有人见我不知储蓄，对我说：“你上无父兄，下无子嗣，如此牛活。将来如何归宿。”我说：“你计虑得太远了。中国将来还不知归何结局，我不过一个小民，何必作久远的计划，我留下盈余是孝敬谁。”
朋友又问：“将来假若你有了儿子，也当为他留下生活费。”我说：“世界所以扰乱，就是因为对子孙的心念太重了。有一些人，不但为子孙，不顾一切，拼命搂钱。甚至连重孙子媳妇，将来用的马桶，全要预备好了，岂不是糊涂么。我的先父，没有给我留下生活费，所以我才得苦活至今。假若留下生活费，恐怕我早就乐死了。”
朋友又问：“你可以不为子孙谋，然而也当为自己谋。你若不存下几个钱，死了谁埋葬你？”我说：“我若死了，没钱棺殓，自有公安局与卫生局拿出款来，替我办丧事。岂不是还落一个‘国葬’么？”朋友大笑着说：“你一个小民，有何功德，配消耗国家的钱呢？”我说：“自民国以来，得享国葬的‘要人’，全是真正有功于国，有德于民的人么？”
专会讨老婆孩子喜欢的人，固然是好丈夫好父亲。然而决成不了大业，享不了大名。我读中外大圣大贤英雄豪杰的传记，才知道他们多是些享不到家庭快乐的人。因为人心不能二用。若专对一个私而小的范围内耗费精神，对于公而大的社会与邦国中，就不易有伟大的成绩。
人夸奖你，你不必快活。你若一起快活的感想，就如同别人砌了一堵墙，将你圈起来，你再不能有进步的可能。人讥笑你，你不必忧烦。你若一起忧烦的念头，就仿佛别人掘了一眼井，将你推下去，便更不易有出头的希望。
恭维的话，是愚夫愚妇的麻醉药。毁谤之言，是英雄志士的再造丸。
遇着恭维之言，先要自想配受不配受，听了毁谤之辞，先要自问应得不应得。自己是自己的天平，自己是自己的明镜，自己的轻重与美丑，自己应当明知确断。
人若能时时扪心自问，反躬自思，就能不因外人的谀言而喜，也能不因外人的谤语而惧。
人所以好多言，全是起于自以为学识道德高于别人。殊不知这种行为最容易显示自己的浅陋。
在大庭广众之间，真有学识的人，只觉无话可说。真无知识的人，才敢叨唠不止。
在你高谈阔论的当儿，大众若对你静默无声，不加反驳，你最好是立刻止住谈锋，强闭尊口。要知这未必就是对你心服口服的表示。
在你高谈阔论的时候，若有人对你提出抗议，你不必以为他是你的仇敌。你正当引他为你的同志。因为他若是一个深沉的人，他决不肯打断你的话头，他反要听你到底要说些什么。
与人谈话，你若愿讨他的喜欢，最好是用他的事务作资料。你若愿招他的憎恶，只有以你的事务作题目。因为人找你谈话，不是要卖弄他的学识，便是要向你求指教。决不是要为你作传记。你何必将你的详详细细向人说。谁有闲心耐性听你自颂功德。
无知的妇女向丈夫说话，爱加小注，好绕大弯。这种不肯简捷，直爽的说话方法，实在令人厌恶。然而，丈夫是为避免吵闹起见，不敢不听。所以只好用十二分的耐性，听她从头至尾，远征博引地说个详细。至于男子对男子说话，总当直直爽爽，干干脆脆，三言五语立刻说完。千万不可“拉丝，剥茧”。
男子说话，最忌附加小注。冗长拉扯的言语，最易使听者厌倦心烦。耗费的光阴，更觉可惜。
有些人说话，不知求要，只知求详。甚至一件小事，也必掰开揉碎，从根到底说个不休。譬如你问他：“你到上海去了一次么。几时回来的？”他决不简捷地说出来。他反要将他到上海的原因，临行以前的预备，何时雇汽车到车站，几点几分开车，买的是几等票，车中乘客多寡，男有多少，女有若干，男客的老少，女客的美丑，沿路有几个车站，车中有座位宽窄，以及车中的温度如何，全要预先说给你听。甚至要说火车是谁发明的，是用什么东西造的，是什么时候中国才有火车，全要源源本本，一五一十说个彻底。说了半天，也不过是一去的情形。至于到了上海，以及回来的情形，还未说到十分之一。你若任他说完，恐怕一天也没有了结。这种的说话方法，详细固然详细，但是详细得无用。
人的寿命是短促的。光阴是宝贵的。寿命既是由光阴积合而成，那么，浪费光阴就是轻视寿命。古今中外的伟人，有不爱惜金钱的，然而决没有浪费光阴的。
与其出去同人闲谈，不如在家里闭户自修。谈论国事既干禁令，谈论天气更觉无聊。国事是要人所包办的，谈论起来也不过是白费唾沫。天气是随时转变的，谈论许久，也不过空耗精神。与其谈说许久，讨论半天，还是以没有办法作一个归结，何如收心养气，听天由命，先对自己的本分上用功夫。
去年，有一位爱国商人，屡次来见我讨论救的事，并且有意呈递救国的条陈。我说：“你的条陈，是否确切先不必说。凭你这一个毫无声望的人，居然要‘伏阙上书’就是不知自量。并且每一个要人，必有几层的包围。你的条陈又岂能达到他的尊目。与其白耗精神，空生闲气，何如安分守己，做你的买卖。要知救国并不在乎干政。各尽本分就是为国家谋富强的唯一之法。譬如，你的贵行是买卖米面，你只要不屯积居奇，不大斗买入，小斗卖出，不向米面里掺东西，不劝人吃‘西贡’吃‘爷光’，遇到善士捐舍米面票，你真能给穷人准斤十六两，就是救国，也即是救民。”
又问：“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虽是个匹夫，岂能放弃责任，不管国家的兴亡。”我说：“顾先生的意思，并非指定邦国危亡之日，匹夫匹妇全应舍弃当尽的本分而去救国。他所以提出匹夫匹妇来，正是激励一班要人。匹夫匹妇尚须负救国救天下的责任。至于一班要人，更是责无可卸了。”
帝制国的君臣，向来负亡国之责。因为帝制国的人民，是处于奴仆的地位。譬如，主人若将家弄败了，只有主人负责。民主国的公仆，永远不负亡国之责。因为民主国的人民，是居于主人的身份。譬如，奴仆若将家弄败了，人也必是要将责任归到主人身上。况且，以我中华民国而言，这四万万多位主人，既有这个权，那个权，所以公仆们，可以永远立于无过之地。
公仆这两个字是由英Public sevant译出来的，是首先经华盛顿发明的，是专指民主国的官吏而言。因为民主国的官吏，是人民选举的，是为人民办事的，是服从民意的，是不敢独行己见的。所以，我以为民主国的官吏，若没华盛顿那种为人民鞠躬尽瘁，大公无私的心志，就不配妄用公仆这个名词。
富家的主人，若对于家务不关心，必至养成一班恶奴。专以北平一处而言，有一些旧日的富家的主人，现今多已成了乞丐。至于他们仆役，多已变了富翁。我详查他们败家的原因，多不是因他们吃喝嫖赌，多是因为过于信任仆役，以致“太阿倒持，大权旁落。主人日瘦，仆役日肥”。甚至反奴为主，上下颠倒。民国的人民若对于国事不加注意，只容一班公仆们任性而为，将来所得的结局，恐怕还不如北平富家的主人，所以，孙中山才提倡“民权”以防公仆们存私作弊。
富家的仆人，并非全是没有良心的。有些主人败家之后，反可依赖仆人为主。甚至有些发了财的仆人，不但能维持主人的生活，并且对主人能尽旧日的礼节。至于不入轨道的民国的“公仆”，多是高居万人之上，作威作福，平日既不将主人看在眼里，亡国之后，他们必跑在一边安享快乐，更不管主人是死是活。
仆只是私的，并没有公的。愈是一个人之仆，或小家庭之仆，愈能尽为仆之责。假若是大众所用的仆人，必然没有专诚的忠心，所以仆字之上，若加一公字，实在是不合情理。
凡事须求实惠，不可只贪虚名。贪有名无实的名，反要被名所累而有苦无处去诉。
凡事须顾名思义。有其名就当有其实。民国的官吏，既以公仆自居，就当细想仆字是怎么讲。假若住必洋楼，衣必华贵，食必精美，出必汽车飞机，而对于国事，成则居功，败不认过，未免是名卑实尊。如此，我宁愿生生世世为民国之公仆，决不愿名尊实卑而为民国的主人。
我是求实不求名的。我常说：“当犬马之名目若能享祖宗的待遇，我甘愿为犬马。得祖宗的名目，而受犬马的痛苦，我决不当祖宗。”
假若民主国的公仆不肯尽公仆之责，将来公仆二字，就要成了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譬如救国救民四个字，岂不是可尊可敬可钦可佩的好话。然而为什么，老百姓现在一听这四个字，就要长吁短叹，皱起眉头。
私仆若忘恩负义，营私肥己，就是恶奴。然而，其罪只关系一姓一家。公仆若忘恩负义，假公济私，便是民贼，其罪关系全民全国。前者，仅招一生一世的讥评。后者，则受千秋万代的唾骂。
中日两国，变法的时期，相差不远。然而，一则因变法而弱。一则因变法而强。我中国所以得到相反的结果，只是因为一班执政的人，专能在法上变革，而不在自己的心上改善，徒有良法而无良“心”，焉能得到良好的成绩。
不会变法的国，如同“沐猴而冠”的猴。纵然日日薰浴，天天更衣，到底还是贼头贼脑。不改良进化，还不失本来面目。一向人里打扮，反倒格外难瞧。
孔孟纵然披上猴皮，还是圣贤。猴子纵然穿起蟒服，仍是兽类。内心未变，外表的变更，毫无关系。
法制不过如同器械。徒有精良的器械，而无干练的工匠，也是无济于事。徒有完美的法制，而无公正的人员，也是有害无利。所以，重法制不如重人格。各项的工匠，若仅凭技艺，不讲道德，还可制成有用的物品。办公的人员，若仅凭‘才能，不讲道德，决不能做出利民的政绩。怕得罪小人，就是小人，肯扶助君子，就是君子。
中国古时重德化。西国今日重法治。化是温和的，是无形的，是静而不扰的。治是强暴的，是露骨的，是勤而多变的。施德化，则须勤于修己。讲法治，则须劳于防民。德化，是出于情。法治，是生于术。情之用，无尽。术之用，有穷。情专能感人内心。术精仅可帛外体。
为政的人，勤于变法，不如勤于正心。对于自己的一颗心，若不能将它放在腔子里，而欲使人民的行为，不出轨道，焉得能够。正心二字虽然是化的名词，但是无论那一国的要人，若不能先由这二字做起，纵然天天变法，日日改制，也是只能扰民，不能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