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原则是“凡根据许多事实，所得到的科学观念，应该假定她是真的，等到发现新事实，不能适用的时候，再去修正它。这种寻求真理的热诚，若以草木鸟兽做研究的对象，未尝于人类没有利益。假若以国政民命供这种试验，实在有极大的危险。
自从我中国人，被外国的“手枪炸弹、飞机大炮、奇技淫巧、邪说诈辞”吓昏了脑筋，诱迷了心窍以来，几乎是个名人，就大唱“科学救国”。甚至不知科学为何物的野老村夫，也就随声附和。并且以为我国只要有了科学，就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大庭广众之间，只要能说出科学二字，就可光宗耀祖。学生回到家乡故里，只要说学了科学，就能以神圣自居。这种对科学疯狂热烈的情形，几乎和当初三家村里的老学究，认定学会了“八股”就可以治国家，平天下，是一样的舍本逐末。所以，以前的中国愈揣摩八股愈糟。现今的欧美愈研究科学愈乱。所谓“本”者，就是自己的“心”。对于这个小东西，若不肯先加注意，任凭你八股做得天好，无论你科学讲得多精，也是庸人自扰，也是画蛇添足。
“八股”不过是一种文章的体式。认实质，原是稀松平常。科学不过是有系统或有组织的知识。说实了，也不是神奇鬼妙。八股虽然误尽苍生，有时还能略收束缚人心的效用。科学虽然自称万能，有时反能加增放纵人欲的危险。当初我国只讲八股而忘了“正心”，所以未能得到国利民福。现今欧美，只讲科学而忽略“正心”，所以闹得杀气冲天。
我国精神文明的好处，是能使人时时返照天良。种种的善念，可以由此而生。欧美物质文明的害处，是能引人日日扩大人欲。样样的恶行，必然因此而起。“科学发达，机械进步，人人必有幸福可享”的高调，只能欺骗一些醒着作梦的书呆子。
人类的苦恼中，最大的只有两样，一是天灾，一是人祸。天灾并不常有，人祸逐日增多。天灾中最大的不过水患，瘟疫，地震。人祸最大的就是战争。水患瘟疫地震，固觉可怕，然而以损伤生命财产的能力而论，决不如战争之大之甚。以历史中所载，天灾所损伤的数量与历次的人祸所损伤的数量相较，天灾实觉渺乎其小。现今欧美的科学家，一边努力研究防止天灾的方法，一边又大费苦心发明助长人祸的武器。这种救人而又杀人的行为，可谓只见其小，而忽略其大。结果，天灾减少了不过十之一二，人祸反倒增加了十之七八。这种倒行逆施，为善不足，为恶有余的趋向，实在是科学家自掘坟墓的愚行。
科学是为寻求真理的。只要它不拿人命做试验品，人人不当稍加反对。革命是为人民减少痛苦的。只要它不被恶人利用了，人人应当竭诚欢迎。
科学家若想发达，革命者若想成功，须要存着仁慈的心念，保持谦和的态度，放大了眼光，去净了偏私。万不可有包办的行为，更不可自认自己是科学的，是革命的。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是不科学的，就是反革命的。假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秩序与谐和，就永不能到达了。
科学这个名词，原是日本人由英文Science一个字译出来的。在前清光绪年间，我国还译之为“格致”，是由“格物致知”而定的名称。比较起来还是“科学”二字最为贴切。因为我国的格物致知，是偏重“心灵”的。外国的科学是偏重“物质”的。也可以说，一个偏于“正心”，一个偏于“逐物”，一个是向“内”寻安乐，一个是向“外”求满足。向内寻，愈寻愈觉满足。向外求，愈求愈感失望。
聪明人的乐处是由于“正心”，愚昧人的苦闷是起于“逐物”。由正心而生的乐，是天然的。因逐物而生的乐，是人造的artificial。天然的乐，无止无休。人造的乐，有穷有尽。所以，人人正心，人世就是天堂。人人逐物，天堂也能化为地狱。
为善为恶，全是一颗心。劝人骂人，全是一个口。援人打人，全是一支手。“为善，劝人，援人”，既不比“为恶，骂人，打人”费力，为什么偏不作些与人有益的事？科学家研究杀人的奇物，并不较考究益人的方法少费心思，为什么偏要甘为军阀的走狗，发明流火，毒气，助长他们杀人的能力？要知，发明飞机、潜艇、毒药弹、坦克车的傻小子们，到如今并没有得到“铜像”的报酬。可是，那班利用这些武器，毁灭人类的大将们，早已成了各该国历史里的英雄了。自己损阴丧德，为别人争名增誉，岂不是糊涂已极。
我不以禽兽为可怕。我只知人类最可畏。人类可为善，可为恶。禽兽中，善的常善，恶的常恶。善的虽有时发露一点恶性，不过是出于一时的自卫。恶的虽有时发露一点善性，不过是极少的例外。所以对待禽兽，接近也容易，防避也不难。惟独对人类，接近中，有时还须加以提防。防避间，还须加以谨慎。人类所以有这样危险性，只是因为反逆天理良心，能以伪善掩真恶，能于媚笑里藏尖刀，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狠手。
鸱鸟决不肯因为惹人厌恶而变化自己的恶声，虎豹决不肯因为招人嫌恨而改自己的凶态。人类若肯以本来的声调与本来的面目对人，世界上总可减少许多的扰乱与苦恼。
禽兽因不知进化，反能保住了一个诚字。人类口谈进化，反多生出来一个伪字。因此，种种损人利己的罪恶，就假借“为人类谋幸福”的好话，而行出去了。现在，就想将以上的好话，达于实现，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去伪存诚，一是不受欺骗。
我恨我对去伪的功夫，还未能做到万一。可幸我对不受骗的决心，已然练到了十足。我以为，世上只要不受骗的人数多起来，人类才能有真的解放与真的幸福。
我所最不愿听的一句话，就是“为人类谋幸福”。我只要一听到耳里，一看到眼中，就仿佛要气炸了肺管。这句话，并非不好。只是唱这种高调的人，据我详查，足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全是些“口吐人言，而行为反不如禽兽”的人。现今，人类所以又受了新的专制，添了新的痛苦，全是因为上了这种“嘴甜心苦”的怪物的大当。英国格言说“白的手套，可以遮掩污秽的手指”。人类若肯爱护天然的自由，若愿保住真正的幸福，第一不可仅在白的手套上注意。要知这二十世纪，正是“骗子世纪”。中外的骗子们，正在钩心斗角，施展骗人的法术呢。
有人问我：“自从前清末年，我中国几乎是每个有名的人，就会说‘救国救民’的话。为什么国愈救而愈危亡，民愈救而愈无生路？”我说：“国，是人立的。民，是人的别名。国与民，也必须用人救，才能转危为安，才能死而复生。那么若真想救国民，自己必得先是一个人。这初步功夫，若办不到，自己先不是‘人’，如何配谈救国救民的事。只会说‘人’话，若可做到这种的大事，鹦鹉与猩猩，早就可以造成强盛的邦国了。”
唐朝郑义宗的妻卢氏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仁义也。”《孟子札记》上说：“仁义之于天地，为人类生活之原理。无仁义，则禽兽食人而乾坤几乎息矣。”日本贝原笃敬说：“仁义者，人道之大本，犹天地之有阴阳。天无阴阳，则造化之道熄矣。人无仁义，则伦理灭，与禽兽何异乎？”这种“以仁义之有无而定人类与禽兽的差别”的话，古人说了不知多少。其实，禽兽之间，也时常有“仁义”的表示，岂能说仁义是人类所独有的特点。古人知道人类不愿得禽兽之名，所以就以仁义之有无，儆教人类，以免人类将仁义二字，视为可有可无。这正是古人愿意提高人类的苦心，并非古人不知禽兽也有仁义的行为。
禽兽能行“仁义”的证据，在中外的书里，说了很多，一时不能详谈。甚至愚笨的鹅和横行的蟹，也颇能行出仁心义举的事。在德国曾有一位老妇人救了一支小鹅，以后那妇人，因为患病双目失明，以乞讨为生，给引路的就是那只鹅。它天天用嘴衔住那妇人裙角，经过几条崎岖的险路，永远不肯离开那老妇人的身边。我曾亲眼见着两只螃蟹，驮着一只无腿的螃蟹爬行。所以，若以为仁义的有无，是人类与禽兽的分别，我极不认为是确论。
据我想，人类所以能行仁义，是因为知道“信天理，问良心”而生出来的。人所以高于万物的一点可贵之处，就是在这一点上。人类若反逆天理，背叛良心，简直就是不如禽兽，甚至不如虫鱼。
近来，在报上，时常有人对“天理良心”发表驳斥的言论。有的说：“讲天理是有意提倡迷信，谈良心更是空洞无聊。”有的说：“时至今日，拼命地追求科学，已觉着落人马后，若遭到懵然的妄论天理良心，未免是没有思想。”我以为，他们全是出于误解。因为谈论天理良心，并不妨碍科学发达。科学家若离弃天理良心，也决做不出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事。并且，在太平的日子，注重天理良心，才能长治久安。在纷扰的时候，注重天理良心，才能拨乱反正。
天理良心并不是荒谬难解的妖术魔法。天，并不是神。天，是无知觉的高空，并不能降福降祸。惟独“天”字之下，若加上一个“理”字，就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因为，天理是“至大至高，无所不包，永久如一”的真理。顺之则吉，违之则凶。世界有变，国政有变，学术有变，风俗有变。惟独天理，始终不变。至于如何才是不违天理，那就得先自问是否不背你的良心。并且，天理良心，是息息相通，无法分离的，简直就是一个不讲天理，就是没有良心。不问良心，即是不顾天理。所以中外全将这两样，合称之为“天良”。
天良，译英文为Conscience，原是由拉丁文“我知”Conscio二字，组织而成的。按字典上的定义，天良是“人心中最隐秘的思想”，是“辨别是非的感觉”Th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鸟兽鱼虫，决没有隐秘的思想，更没有分辨是非的感觉。它们自己是“是”、是“非”、是“善”、是“恶”、是“正”、是“邪”，它们也决不能自知，可见，天良是人类所独有的美点，人若守住天良，才是一个人。背逆天良，偏要瞒心昧己，滥唱高调，假借救国，救民，为国，为民的名义，利己损人，不但不是人，简直连草木土石不如。不但替自己唱高调是如此，甚至背逆天良，向要人的脸上“贴金”，替他们伪造功德，也是这样。
英国瓦尔顿Isaak Walton说：“人若失去天良，一身再无可存之物矣。”我以为，个人纵然威加海内，富有天下，若是不由天良而得，也是得不偿失。因为自己什么都有了，只是自己把自己这个人味丢了。
英文格言说：“好的天良，就是好的靠枕。”又说：“有天良，就有尊严。”又说：“天良不愧，闻雷不畏。”又说：“一个天良，等于千个证人。”又说：“天良时时开庭，罪犯就是自己。”人若不问天良，固然可以占一时的便宜，可是不能避免天良那长久的谴责。外来的指骂，以充耳不闻。内生的拷问，实在无法逃免。
假若真有上帝神佛，我以为，天良就是上帝神佛所派常驻人心中的代表。它不但是你的顾问，也是你的卫兵。你若听它的忠告，它就能使你心安意定，无所畏惧。你若违逆它的指导，它就能使你心烦意乱，肉跳心惊。
本着天良说话，言简而意明。背逆天良发言，话多而无序。
顺合天良的话，如同蒙尘的明珠，终不能掩住光辉。背逆天良之言，仿佛金漆的马桶，到底要泄出臭气。
一个人说话作文行事，只要合乎自己的天良，也必能激动别人的天良，因为天良是人类所共有的。并且天良具有一种奇妙的吸引力。你能发露你的天良，别人的天良也能随之感应。凡不起感应的人，他的天良必是因被私欲所蔽而失了作用。
依着自己天良所说的话，所做的文，不但在当时有感应，甚至千秋万世之后，仍必有同等的效力。诸葛亮死去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他的尸骨早已化为灰烬，可是他那《出师表》，仍能使现在的人读起来落泪。因为他那篇文章，是由他的天良发出来的。在民国这二十余年中，许多要人的演讲与通电，无不刻章琢句，典雅堂皇。然而老百姓听完读罢，毫无所动于衷。这全是因为他们那些好话，全不是本着天良而发。并且他们那损人利己的行为，早已在老百姓的心里留下了底案。
专以要人而言，天良就是公、诚。公则正，诚则实。正，可以服人。人实，可以感人。若不能服人感人，必是不公不诚。不公不诚，就是私，就是伪。私必偏倚，伪必空虚，偏倚即不能自存，空虚则无所依据。并且私字伪字之音与死字危字之音相近。这虽是有些强拉硬扯，可是，我以为，私是死征，伪是危兆，私与伪决不能支持长久。民国以来许多的要人，所以不能成事，只是因为缺乏公诚。所以不能公不能诚，只是因为先将天良丧尽了。
现今我国，因为外患紧近，“团结一致”的标语，又成了一时的口号。几乎是一个要人，就必拿这四个字作口头禅。其实，无论在那一国，团结全国的小民易，团结当权的几位要人难。要人若肯团结，小民自然一致。
要人所以不易且不能团结，只是因为他们不肯以公、诚相待。所以不肯开诚布公，只是因为误将别人全当作愚人。于是乎专以诈、伪相向，不肯吐露真实。用这种方法以求团结，岂不是南辕北辙。《说苑》上说“巧诈不如拙诚”。古语说“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要人若果有团结的志愿，不可不先将这两句陈腐话记在心里。自己若本不巧、不智，用诈，用私，更是自寻烦恼。
据《韩诗外传》里记载，当初楚国熊渠子，夜晚行路，见着一块石头，错认为虎，逐弯弓发箭射了去。及至临近一看，才知是一块大石，可是箭头已经射入石内，几乎没了箭杆。可见人的行为，若发于至诚，石头全可以他裂。据《列子》里说，在海边曾有一人，喜与海鸥相亲，每日有成百的海鸥同他游玩。有一天，他听了他父亲的吩咐，要捉住一只。及至他又到海边，海鸥全都远走高飞，不敢同他接近了。这并非海鸥有未到先知之能，乃是他先存下了机诈的心，纵有和善的面容，也不能遮掩他的欺诈。赵氏《孟子章句》上说：“至诚则动金石，不诚则鸟兽不可亲狎。”可见人若以巧诈之术团结人心，正是“心劳日拙”。
社会间，所以多有纷扰，国际间，所以不能和平，全是因为有些人，自作聪明，不守本分。所以不守本分，所以自作聪明，全是因为利欲熏心，错将别人与别国当作愚昧可欺，以为别人或别国，决不能看出自己的诈伪。岂知国人与别国，早已看透了你的肺肝。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施之于社会，则失自己的人格。施之于国际，则失自己的国誉。人失了人格，虽生而如死。国失了国誉，虽强而无威。
《袁子政书》上说：“凡有国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虚巧，故不可以不实。患在诈伪，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则国安。三者不明，则国乱。”这“有国者”三字，并非专指帝王而言，只要是执掌一国大权的人就是有国者。我国虽名为民国，我国的要人，虽自称“公仆”，可是，要人无论如何客气、自谦，我国的命脉，仍是操之于他们之手。自从我民国成立以来，所以一日不如一日，并非百姓不堪造就，乃是怨一些要人们，十之八九，不肯尚公，不肯崇实，不肯重信。
程颐说：“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以术驭人者，人亦以术而待。”王艺说：“使诈，则能愚人。推诚，则能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