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商学院”：
农民运动讲习所VS黄埔军校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就是要训练出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办法，更有农运的决心。 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
--毛泽东，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武昌）
开学典礼宣言，1927年3月
一、黄埔之败：MBA为何培养不出优秀经理人
在20世纪初期，国民党筹建的黄埔军校名声显赫，聚集了当时全国军界、政界的各路贤达、社会名流，还有苏联的军事专家，教师和学员的阵容都很庞大。国民党甚至声称，黄埔军校足以与当时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并驾齐驱，自诩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之一。
黄埔军校是干什么的呢？它和当下商学院的MBA教育是一样的，MBA教育是为了培养职业经理人，而黄埔军校则是为了培养职业军人。
20世纪20年代，国内军阀混战，派系林立，孙中山深切地感到手中无枪的窘迫，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支完全忠诚于国民党的“党军”，而苏联人又答应为其提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资助，于是他在1924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位于广州黄埔区长洲岛，所以通常被人们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但是，黄埔军校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事实上，黄埔军校学员的素质低在国民党系的军队中是有名的。
“1925年9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东征时，从黄埔军校抽调了18名学员补充宣传队伍，然而在战争实践中，人们发现这些黄埔军校的高材生丝毫没有战争宣传的经验，更缺乏基本的技巧，不仅没有起到帮助，反而成了东征宣传队的累赘。
“黄埔军校学员的政治素质普遍也很低。1926年2月，黄埔军校的学员进行了毕业考试，结果没有人知道国民党的目标是什么，就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忘了。
“最为严重的是，黄埔军校学员的军事素质普遍不过关，在战争实践中的应战技术缺乏基本的灵活性。黄埔学员获得了‘玩偶军队’的称号。”\[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霞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10月，第433页。
这与世人对黄埔军校的印象似乎大相径庭，然而这却是事实。
虽然黄埔军校中不乏优秀的军官学员，但是，人们却发现这些优秀的军官并不是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他们来自于另外一所军事培训机构--陆军讲武堂。
那时的国民党还没发展出自己的正规军队，只是一支杂牌军，由不同的军阀派系组成，他们各自都建有自己的军事培训机构，时任北伐军第六军军长的国民革命军上将程潜的陆军讲武堂就是其中的一个。当黄埔军校筹建时，蒋介石将其解散，并将正在受训的军官们整编到了黄埔军校，后被编入蒋介石的学生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1925年东征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来自于陆军讲武堂的军官军事技术要远远高于黄埔学员。
蒋介石想培养一支军事、政治素质都过硬，最重要的是忠实自己的“党军”来改造其他的旧式军队，但是没想到，正是“黄埔军”成了需要被改造的对象。
黄埔军校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呢？
其实，对比一下程潜的陆军讲武堂就能发现原因所在。
陆军讲武堂的学员全部来自滇、桂、粤、湘军推荐的军官，是从各种不同的军队中选拔的，都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并且程潜承诺在其毕业后让其归队；而黄埔军校的学员则来自全国各地（跟现在的高校招生区别不大），没有任何军事经验。
除了军事科学之外，陆军讲武堂还开设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等课程，教员均由那些“完全信奉并透彻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教师担任；而黄埔军校则将文化素质教育和政治教育置于议事日程的较低位置，教导军官们普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持抵制态度，对革命目标存在歧义，拒绝采用党义教育。
陆军讲武堂的宗旨在于培训来之能战的军事将领，出于实用的目的；而黄埔军校的真实宗旨实际上是蒋介石想建立一支忠实于自己的嫡系力量，出于私人功利和政治目的。
孙中山在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所提出的“亲爱精诚”的校训、“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的办学宗旨、“学习苏联建军经验，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办学方针，基本上都被抛弃了，只剩下了理论上的军事和功利的政治。《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433页。
当下中国的MBA教育存在着和黄埔军校同样的窘境。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全球MBA百强排名榜中，沃顿商学院排第一，哈佛商学院排第二，中国只有两所商学院入选，分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排第21位）和香港科技大学（排第47位），其他无一入选。
中国的MBA教育无法培养出令雇主满意的合格经理人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阿里巴巴CEO马云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我们用了很多MBA，包括哈佛、斯坦福和国内的，但95%都不太好！”“我发现许多人学MBA回来后全变傻了。”
MBA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与黄埔军校的问题一样，重理论轻实践、重数量轻质量、重学历轻资历、重关系轻知识、重考试轻考察、重功利轻责任、重国际轻本土是中国MBA教育的七大软肋。
第一，重理论轻实践。MBA教育过于理论化，与现实没有直接联系，与中国的国情也没多少联系，学的都是一些宏观的理论和西方企业的战略，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无法解决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
中国MBA的学员与企业界的沟通联系十分缺乏，而美国顶级商学院的学员往往会结成创业小组、组建公司，或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们在学习期间与相关企业的接触最终会决定他们的就职去向。
第二，重数量轻质量。中国MBA的招生越来越趋同于高校招生，高等院校不分实力大小纷纷成立MBA项目，为了招徕生源维持生存，对生源质量的要求越来越低，搞起了扩招。
第三，重学历轻资历。中国MBA的学员追求的是学历，MBA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学历教育，且学员年龄偏低，缺乏实际管理能力，而国外MBA的生源大多是一些具备一定实际管理经验的人员，平均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
第四，重关系轻知识。中国的MBA课堂越来越像“富人俱乐部”，来到这里的求学者大多是冲着关系和人脉来的。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关系、人情、面子就是资本，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对此都心知肚明，并不把学习本身当回事。
第五，重考试轻考察。中国MBA的录取主要还是通过笔试，这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弊端。笔试很有可能将有素养的经营管理者拒之门外，而一些毫无经验的学生通过机械地学习也能考取MBA。试图把管理教给一群几乎没什么管理经验的人，注定是要失败的。
第六，重功利轻责任。西方国家对MBA的投入和资助很大，而中国高校则把MBA教育当成了赚钱的工具。有些考生为备考MBA辞去自己的工作，并且交纳巨额学费，以至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把钱挣回来，养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跨国公司进不去，民营企业不愿意进，只问雇主能给多少钱，不问自己究竟具有多大的价值。更何况，一个对雇主没有价值认同的人，恐怕越有才对企业危害越大。责任感是中国MBA最缺乏的东西。
第七，重国际轻本土。中国的MBA虽然也提倡案例教学，但是大多数案例都是从西方买来的，自主研发的很少。国外的案例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谈不上指导意义。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中国本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本土经验和宝贵案例，相比较而言，比西方的经验更具价值，而我们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农民运动讲习所”中的营销培训课
黄埔军校有其失误之处，但是如果全面否定它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从黄埔军校中走出来一大批将帅之才，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出自于此。
但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成功实则应归功于共产党。初次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早在黄埔军校酝酿和筹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介入其中：1924年，中国共产党帮助黄埔军校筹委会招收学生；张申府、茅延桢、金佛庄、周恩来等中共党员相继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教职员，成为踏足黄埔的首批红色教官；在黄埔前6期工作、学习过的中共党员有近千人。熊永新、周猛：《追寻黄埔军校留下的红色记忆》，《解放军报》，2007年6月12日。
1955年，授予共和国将帅头衔的将军中有33人出自黄埔军校。
毛泽东对黄埔军校的筹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4月28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录取的时候，上海考区的主考官就是毛泽东。
在黄埔军校中，共产党人任职职务最高的是周恩来，曾任政治部主任。他在军校初期建设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以与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并驾齐驱。
应该说，黄埔早期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功劳是应该归功于共产党的，而共产党人后来创建红军的经验在这里也得到了最初的训练。
周恩来在政治文化教育、军纪法规建设和宣传工作等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周恩来之前的两任政治部主任，基本上对军校的政治工作无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