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宣传方面的才能也是无与伦比的。到任之后，他借鉴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先后制定了《政治部服务细则》《宣传队组织条例》等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些文件和制度在国民党派系的军队中没有得到贯彻，却锻炼了共产党人的队伍，为以后独立武装革命的成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在1925年9月的第二次东征中，从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所办的政治训练班和中央宣传部及其附属机构中抽调的宣传员，使东征宣传队中的其他人员相形见绌。
政治训练部是管理宣传工作的最高政治当局，它设计了一套定期发布宣传大纲的制度。它不仅规定了哪天该说些什么，而且规定了在什么时候说，在一次军事行动之前的一个月，就会预先安排好部队中的宣传事务。无论恰好置身何处，途经军队政治部听力所及范围内的每一位士兵和平民，都将在相同的时间被告知相同的事情。《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353页。
这丝毫不足为怪。因为，当时政治训练部和中央宣传部的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周恩来，而另一位则是毛泽东。
实际上，正是组织与宣传两大职能为以后红军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虽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未对国民党整体风气的改善起到作用，但是他们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却延续到了共产党人自己的军事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组织和创建中。
1926年2月5日，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这是农讲所成立之后规模最大和最集中的一次培训，一共有来自20个省份320多位学员参加。
农讲所除开设农民运动的理论课程外，还对学员进行了正规的军事训练，不仅开设了军事课，还聘请了专职的军事教官。
其后，毛泽东又于1927年3月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共有来自17个省的739名学员参加。在中央农讲所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就是要训练出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办法，更有农运的决心。 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
毛泽东延续了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经验，对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并提出：“我们进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决农民群众的痛苦。”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任务是努力把学员培养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农民运动讲习所实行严格正规的军事化管理，其实质内容同军事院校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的预备役军官学院，那么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共产党的干部训练营。
农民运动讲习所与黄埔军校的区别在于：黄埔军校是一个“教育机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一个“培训机构”，教育偏重理论，培训偏重实战；黄埔军校是“学历教育”，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实用教育”。培训的意义就在于弥补教育的软肋。
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当代企业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1.组织和宣传是营销经理人必须学会的两大技能
组织和宣传是共产党人的制胜法宝。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真正目的不是教给学员们什么空洞的理论和知识，而是要他们每个人都变成“活动家”“演说家”和“鼓动者”，以至于每个学员经过培训后都能独立作战，都能独立开辟革命战场。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毕业后，立即秘密地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相继在湘、赣、鄂等省市地区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达300多个。
除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外，共产党人还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数百个干部训练和宣传机构，为革命培养商人、下级官员、街头演说家、抄写员和资料员。黄埔军校没有诞生英雄，国民革命军也未成就大的作为，倒是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之后相继开办的各种讲习所在中国大地掀起了革命的暴风骤雨。《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383页。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一个组织和训练革命干部、宣传革命信仰的重要实验场所。这一实验的目的，是将国民党控制下的国家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变成觉醒的战士。
2.营销经理人要学会做市场研发
有目的性地做市场研发是提高营销水平的一个有效手段。正如毛泽东所说，领导农民革命的人才要“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营销人不能仅把自己定位为命令的执行者，而是要力争每个人都成为营销专家。
3.培训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必不可少
培训是企业最有价值的一种投资。很多企业认为培训是一种消耗和负担，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提高学习能力，建立学习型组织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学习的主体是人，而人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企业来说，学习和培训都是一项持续性的终身事业。没有持续性的学习，就会导致观念陈旧、行动保守、失去思想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最终导致企业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停滞不前。
蒙牛前董事长牛根生认为：“在企业里，培训是最性命攸关的大事。”在蒙牛企业文化里，培训是最大的福利。牛根生自称在蒙牛创业的八年间，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培训，走到哪就培训到哪。他的名言是：“团队建设是培训的重中之重。如果蒙牛是某一个人的蒙牛，或者是某些人的蒙牛，那蒙牛就失败了；如果蒙牛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以至上亿人的蒙牛，这才是伟大的蒙牛。”
培训是一种双赢投资，员工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提高最终会提高效率，并带来价值的增长。
4.实践是最大的培训
无论是陆军讲武堂还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其学员的特点都是源于实践，归于实践。带着问题参加培训，效果是最好的。
现代企业培训与学校教育也是完全不同的，学校教育是一种普及性教育，培训则是一种针对性教育，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寻找解决企业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带有极强的实践性。
学校教育以教师为中心，而培训则以学员为中心；学校教育偏重于理论，培训则偏重于实践。双向沟通、案例讨论、现场学习、实战模拟等是一些基本的培训方法。
高超的营销技巧不是先天带来的，也不是在学校课堂上就能学到的，而要靠后天的不断学习，在培训中学习，在实战中学习。
学院的课堂里培养不出成功的营销人，更培养不出企业家，优秀的营销人和企业家都是在营销实战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专业知识越多越可怕，它会削弱直觉和判断的敏感性与准确性。
同样，培训的课堂中也培养不出优秀的营销员来，只有在营销实战中才能改变营销员的观念和习惯。实战，是最好的营销课堂。
5.培训一支高素质的经销商队伍
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市场环境中，经销商队伍的优劣决定着市场竞争的成败。很多中小企业的快速崛起都有赖于与经销商之间的密切配合，通过经销商已有的渠道网络迅速占领市场。为了提高营销力，厂家与经销商必须协同作战。
因此，在营销经理人的团队中应将经销商放在第一位。但是，经销商不是一支自觉革命的队伍，他们的“革命意识”源于对现实利益的关注，而缺乏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信仰，缺少一致的产品认知和营销理念。为了防止执行上的偏差，保证销售目标的实现，有必要对经销商进行系统的培训，提升经销商的团队意识和营销管理水平，将“游击队”变成“正规军”。
牛根生认为，培训就是给个人、团队的大脑“吃饭”，并且他非常重视对经销商的培训，将其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他说：“我们不仅培训员工，也培训股东，培训经销商，培训合作伙伴。”
著名白酒品牌“水井坊”对经销商的培训也极为重视，将经销商视为营销团队的核心，经常举办经销商会议和针对经销商的培训。由于广州恰好是毛泽东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在地，因此“水井坊”在对华南地区的经销商的培训中，将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作为了一堂必修课，让他们领会“传播真理”对于革命的意义，将与经销商沟通称作“传播革命的圣火”。一支优质而高效的经销商团队的打造使水井坊以极少的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就迅速崛起，成长为华南地区最好的白酒高端品牌，创造了白酒行业的神话。
在实践中进行现场培训是一种有效的经销商培训方式。厂家可以成立一支培训督导队伍，对各地经销商在现场进行品牌推广、形象维护、销售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工作，指导和协助经销商理解并执行公司的营销策略。宝洁公司是这方面的典范，它对经销商提供了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经销商培训的全面化与经销商管理的精细化，是宝洁营销战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6.培训消费者，让消费者成为销售者
蒙牛曾正式提出将“培训消费者”作为自己的主要营销策略之一。他们认为，培育一个新的市场往往首先需要改变消费者的观念和习惯，而这些改变是要靠培训、教育来完成的。中国乳业市场的最大问题在于中国老百姓对于喝奶意义的认识不够，因此，为了企业和行业的发展，首先要教育消费者，传播乳制品的健康理念，引导大家喝奶。牛根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提倡全民喝奶，但你不一定喝蒙牛奶，只要你喝奶就行。”行业兴旺了，所有的企业都会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首先是革命产品和革命理念的消费者，其次才是它的销售者。通过消费体验的模式，将每一个革命理念的接受者都变成革命运动的发起者，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成功所在。所谓“人民战争”，就是让每一个接受了革命理念的人都变成革命理念的自觉传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