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曾提出一个“制度陷阱”的概念。我这里，也想套用老先生的说法，提出一个新概念，即“教训陷阱”。须知中国历代王朝的优秀统治者，都懂得以史为镜，重视研究和吸取历史教训。但这种教训的吸取是很有学问的，一旦分寸把握不当，便会适得其反。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自此以后，唐王朝便江河日下。其间，虽有刘晏实行的财政改革，杨炎①实行的“两税法”改革以及王叔文等人实行的“永贞革新”②等，给腐朽的唐政权带来了一丝生机与活力，但最终还是无法抵御藩镇割据和宦官猖獗这两大毒瘤的肆虐侵蚀，于公元907年寿终正寝。从此，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大动乱时期，也就是“五代十国”时期。
所谓“五代”，就是当时在中原先后建立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所谓“十国”，就是当时在南方分别建立的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等九个王朝，再加上北方的北汉。
俗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乱了五十三年后，一个叫赵匡胤的人最后登场了。他于公元960年以后周禁军高级将领、殿前都点检的身份，在赵普等人的帮助下，利用后周皇帝年纪小的机会，发动兵变，把黄袍披到了自己身上，建立了大宋政权。
一
赵匡胤当上皇帝后，首先考虑的就是防止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实行“兵变”。为此，他和他的弟弟宋太宗一起，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
1.强干弱枝
主要是采取“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做法，解决了唐朝中后期藩镇尾大不掉、对抗朝廷的问题。
2.重文轻武
这是宋朝的一条基本国策。为了落实这项国策，宋太祖先是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高怀德、石守信等一批功臣的兵权；其次以“才庸易制”和“循谨”为标准，选任将官；再次是更多地让文官担任武职，相当于用绵羊统领狮子，从而使军队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
3.分权制衡
主要是通过设置枢密院，将军权从宰相手中分离出来；通过扩大内库的职能和提高三司的地位，将财权从宰相手里分离出来；通过设置三衙③，把调兵权与统兵权分离开来，最终达到的效果是“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
4.滥发官帽
唐代科举考试一次录用的名额不过几十人。到了宋朝，特别是宋太宗时，为了笼络天下的读书人，一次录用的人数往往成百上千，再加上“特科”、“恩科”的人数，录取官员的总数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宋太祖兄弟的上述举措确实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既防止了藩镇势力的坐大，防止了武官拥兵自重，又防止了相权超越皇权，更多地讨好了天下的士子与官员，为宋王朝换来了近百年的太平。
二
凡事有利就有弊，或先得其利后生其弊，或少得其利多生其弊，或多得其利少生其弊。就宋太祖兄弟采取的这几招来看，应当属于先得其利后生其弊。
1.冗官之患
由于过分地讲究权力制衡，导致官僚机构成倍增加。又由于大开科举录用之门，导致官员队伍日益膨胀。据钱穆先生统计：
（1）官。真宗时，一万余员；英宗时，二万四千员。
（2）吏。真宗时，九千七百八十五万；英宗时，一亿五千六百多万。
（3）皇帝宗室吏员。真宗时，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仁宗时，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员。
2.冗兵之患
北宋王朝刚建立时，战火未平，还有仗可打，军队也只有二十多万；可到庆历年间，军队竟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多。对于这种状况，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感叹道：“当时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财政竭蹶，理无幸免。虽国家竭力设法增进岁入，到底追不上岁出的飞快激增。”
至于宋王朝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冗官冗兵”的窘境，最终得了“积贫积弱”的绝症，钱穆先生做了深刻的分析：“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却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虽有兵队而不能用。兵队愈不能用，则愈感兵队之少而兵队反日增。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吸国家的精血。”
钱穆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曾提出一个“制度陷阱”的概念。我这里，也想套用老先生的说法，提出一个新概念，即“教训陷阱”。须知中国历代王朝的优秀统治者，都懂得以史为镜，重视研究和吸取历史教训。但这种教训的吸取是很有学问的，一旦分寸把握不当，便会适得其反。
以宋朝为例，它之所以会得上“积贫积弱”的绝症，主要是由于其“重文轻武”的基本统治策略造成的。而宋朝实行让“文人压着武人”策略的原因，则主要是吸取了唐朝乃至五代之“军人操持政权”的教训。遗憾的是，他们吸取教训“过了度”，虽避开了一个陷阱，却又跳入另一个“陷阱”！
三
庆历三年九月初，面对“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的严重局面，宋仁宗着急了，他一再催促范仲淹和富弼等人拿出改革办法。
仓促之下，范仲淹根据自己多年来的思考，写成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方案，呈给了仁宗。
1.在吏治改革方面
他提出了五条措施：
（1）针对官员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提出了“明黜陟”的主张，建议朝廷对官员严加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奖优罚劣、奖勤罚懒，在官场树立清风正气。
（2）针对官员子弟接班、“恩荫”泛滥的问题，提出了“抑侥幸”的主张，建议朝廷大幅度限制恩荫，既控制官员队伍的不断膨胀，又遏制官员整体素质的下降。
（3）针对科举考试内容脱离实际、“舍大方而趋小道”的问题，提出了“精贡举”的主张，建议朝廷改变过去专以辞赋取进士的做法，注重考察士子的实践能力，注重考察士子德行的好坏，注重考察士子的经济才能。
（4）针对地方官员素质差的问题，提出了“择官长”的主张，建议朝廷在选拔和任用地方官员时，要高标准、严挑选，防止“父母官”变成“虎狼官”。
（5）针对官员俸禄不均、肥瘦不一的问题，提出了“均公田”的主张，建议朝廷对官员的“职田”按统一标准进行平均分配，使每个官员都能得到比较丰厚的俸禄，从而安心、尽心工作。
2.在改善民生方面
他提出了两条措施：
（1）针对老百姓因生计艰难、被逼为盗为匪的问题，他提出了“厚农桑”的主张，建议朝廷重视农业，重视民生，使百姓衣食足而知荣辱、守礼节。
（2）针对北宋初期以来徭役繁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问题，他提出了“减徭役”的主张，建议朝廷精简官僚机构，减轻徭役负担，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
3.在加强武备方面
针对军费开支巨大、财政担负不起的问题，他提出了“修武备”的主张，建议朝廷恢复唐朝初期的府兵制，寓兵于农，减少养兵费用。
4.在提高执政能力方面
他提出了两条措施：
（1）针对朝廷法令制度烦琐的问题，他提出了“重命令”的主张，建议朝廷在制定和颁布有关法令时，要加强调研，了解实情；反复推敲，切合实际；力避烦琐，简便易行。
（2）针对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的问题，他提出了“覃恩信”的主张，建议朝廷重抓制度的落实，避免失信于民。
范仲淹提出的十项改革措施，究竟落实得怎么样呢？从改革的内容上看，关于吏治方面的几项措施，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关于武备的建议，因为不合时宜，没有实行；关于民生方面的建议，部分得到了落实。从时间上看，庆历改革仅仅进行了一年多，便因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被罢官而告夭折，不亦痛哉！
四
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其结束和开始一样，均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作为改革的总导演，宋仁宗懦弱无刚，缺乏改革者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关系和格局的调整，势必会影响和损害一些集团或群体的利益，势必会遭人反对。这个时候，改革的主导者面对汹汹的反对浪潮，一定要志坚如铁、岿然不动，这样才能使改革之舟破浪前行。
可宋仁宗恰恰相反，他在没有改革时心情急迫，时时刻刻催促改革。一旦改革启动，当各种谗言接踵而至时，他迷惑了，害怕了，动摇了，退缩了，最后以范仲淹等人涉嫌朋党为由，将他们逐出朝廷，同时改革成果也付诸东流。
2.改革准备不充分
吏治改革历来是最艰难的！难就难在它是与整个官场的弊病和陋习在作对，与整个官场的潜规则在作对。而庆历新政又恰恰以吏治改革为重点，这就需要改革者事先对困难作出充分的估计，并研究制定出最周密、最详尽、最稳妥的具体操作措施。
由于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是在仁宗的一再催促下匆忙上马的，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做扎实的准备工作，如每项改革措施应该何时推行、有谁来推行、采取什么方式推行等等，均缺乏通盘考虑。这样就使得改革先天不足、后天难继了。
3.改革派本身力量太弱，又不注重团结更多的力量
改革，一方面是先进制度与落后制度的较量，另一方面则是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的较量。由于范仲淹、韩琦等人都是刚刚从地方调到中央任职，在朝廷并没有多深的根基，加之他们在推行“按察法”和“限恩荫”两项改革措施时，又不注重策略，遭到了一大批官吏的反对，使得保守派的阵营更加强大，自己更加弱小，至强对至弱，其胜败之数定矣。
4.范仲淹等人对自己的言行要求不严格，触犯了朝廷大忌
在帝国集权时代，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皇帝的态度就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如何才能坚定皇帝的态度呢？这就需要改革者多动心思，想方设法取得皇帝的信任。而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不仅没有通过勤请示、勤汇报等方式加强与皇帝的沟通，取得皇帝的信任，反而不顾仁宗皇帝“增朋党之戒”的警告，经常互相推捧，互相唱和，给人一种搞小团体、拉帮结派的感觉，客观上形成了朋党之嫌。
更有甚者，欧阳修还自作聪明，写了一篇《朋党论》，认为只有君子才能结成朋党，小人结不成朋党。这就等于公开宣告，他们几个是君子，所以他们结成了朋党。而朋党是宋朝的家法绝对不能容忍的，以仁宗皇帝的胸襟和智慧，又如何能容忍，又如何敢容忍呢！
5.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方略不当
改革和打仗一样，在自己力量尚小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先易后难，先打弱小之敌，再打强大之敌。范仲淹等人在推行庆历新政时，原本可以从“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入手，循序渐进，直到改革成效不断显现、自己的力量积蓄到足够强大时，再去碰硬钉子，解决“明黜陟”、“抑侥幸”等难题，这样也许可以达到目的。
“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
钱穆先生这段形象而生动的文字，便为仲淹等人的改革方略失误的原因做了精辟的分析。
6.宋代官场“好议论”的陋习，使改革容易中途夭折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文臣好议论，朝暮更张，常为政事之大害。”这种大害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钱穆先生进一步做了分析：
“宋史食货志谓：‘大国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逾于前，其后又复訾之如前。上之为君莫之适从，下之为民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论宋代好议论之病极切，要亦与谏官制度有关系。”
正是这种不良习气，使得整个宋代官场目光短浅，缺乏长策大谋，更无法经受改革之初所产生的“阵痛”，容易因噎废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