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是这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唐玄宗政治生涯上的大起大落，从主观上讲，是其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变化引起的。而从客观上讲，则是其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的利弊造成的。
黄炎培老先生在谈及历史兴衰的周期率时，有句名言叫“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话用在唐玄宗李隆基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皇帝像他那样，既开创了一个太平盛世，又孕育了一个苦难乱世；既把一个政权推上了鼎盛的高峰，又把一个政权推进了衰落的低谷；既是励精图治的典范，又是荒淫骄奢的典型；既培养选任了一大批贤能之士，又打造任用了一大批奸佞之徒。他的一生，真是功过交错、毁誉参半的一生。
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武则天的孙子。武则天死后，政局一度陷入了动荡。李隆基抓住了这一动荡的机会，先是除掉了自己的伯母韦皇后和堂妹安乐公主及其党羽，接着又除掉了自己的姑母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从而真正执掌了唐王朝的政权。
一
在唐玄宗四十多年的帝王生涯中，前二十多年无疑是光辉的，这期间，他虚心纳谏，选贤任能，励精图治，革新除弊，造就了“开元盛世”；后二十多年无疑是黯淡的，这期间，他精神懈怠，溺于酒色，任用奸佞，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自己也成了丧家之犬。
唐玄宗政治生涯上的大起大落，从主观上讲，是其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变化引起的。而从客观上讲，则是其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的利弊造成的。从有关历史学家的研究分析来看，促进其造就太平盛世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改革官吏选任制度、改革封地租调征收制度和改革宗教文化制度。
1.改革官吏选任制度
聂作平先生在《晚清危局--官患》中说了一段话很是精辟：“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政权走向没落的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吏治上出问题的。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官员的贪与廉、高效与低能、忠诚与离心，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否正常有序。”反之，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政权走向兴旺之途，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刷新吏治开始的。唐玄宗刷新吏治主要用了两招：
（1）开正门，封“斜门”。唐中宗时，朝政基本上由他的老婆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把持，一片乌烟瘴气，其中搞得最不像话的一件事就是卖官鬻爵。“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这种靠花钱买的官，在当时被人称为“斜封官”。“鼎盛”时，这种“斜封官”多达数千人，充斥于朝廷的各大衙门和各级机构，所谓“台寺之内，朱紫盈满”就是最好的形容。
“斜封官”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降低了行政效率，还加剧了腐败现象。李隆基当皇帝后，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废除“斜封官”制度，“大革奸滥，十去其九”，纯洁官员队伍。同时，他还大力精简机构，实施“拆庙”行动，废掉了闲散的司、监、署等十余所，使多余的官员没有了寄存之地。
（2）开正途，突重点。唐玄宗在废除“斜封官”、恢复正常选官制度的同时，更加严格了官吏的选拔标准和选拔程序，特别是对一些级别虽然不高但又非常重要的岗位，如县令等官员的选拔，注重严格把关。
比如，按唐朝以往的惯例，皇帝只审核五品以上官员的选任，六品以下官员的选任基本上是吏部说了算。但唐玄宗打破了这个惯例，对吏部提出的县令人选，他亲自进行复试把关。其中仅公元716年的一次复试，就有四十五名县令人选未过关而被淘汰。这种对重点岗位上的官员进行重点把关的做法，既保证了朝廷方针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落实，又保证了一个地方的太平和一方百姓的福祉，更留给后人诸多有益的启示。
此外，为了促进各级官吏忠于职守，唐玄宗还建立了考核制度，规定每年十月，由各道按察使对地方官的政绩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优罚劣。
2.改革封地租调征收制度
孟子讲：“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个巨室，从广义上讲，包括大官僚、大贵族和大地主。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看，各个王朝政权与巨室的关系往往很复杂、很矛盾。一方面，王朝政权需要巨室的支持；另一方面，王朝政权还必须防范其尾大不掉。至于巨室与各王朝的矛盾，有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但最主要的矛盾还是落在一个“钱”字上，落在利益的分配上。唐玄宗在解决这一矛盾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抑制食封贵族。
食封制度古已有之。比如，当年秦孝公为了变法强秦，就在《求贤令》中许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又比如，明末清初，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为了拉拢吴三桂为大清效力，就给了“封王封土”的承诺。由此可见，这种食封制度，实质上就是一种巨额奖赏制度，其好处是可以在特殊时期，尤其打江山、救危局的时候，充分调动部属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勇于献身、乐于卖命。但是，其不利的一方面就是裂土封国，容易养虎为患。
历代统治者多是不得已才实行这一制度的，颇有一种饮鸩止渴的感觉。唐初，唐高祖、唐太宗为了充分调动身边一批功臣的积极性，也实行了食封制度，只不过食封的数量很少，只有二三十家，而且规定，租调由封家征收，但课户①则由国家按照所封的户数拨给。可以说，这个时候的食封制度，弊端还不太明显，充其量只能算是疥癣。但从唐中宗开始，疥癣就开始向心腹之患发展，弊端日益突出：
（1）食封贵族的数量增加，达到一百四十多家。
（2）全国封丁达到六十多万人，是唐初的六倍。这样就使得国家的租调大量地落入私人的府库，唐中宗时甚至出现封家征收的租调超过政府所得的现象。
（3）封家直接派官吏或奴仆征收租调时，对封户进行勒索，有的还利用租调放高利贷，逼得大量封户破产逃亡，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针对这一问题，唐玄宗采取了以下三条强硬措施：
（1）规定封家租调由国家统一征收，封家到京城领取，防止随意加重封户负担。
（2）规定在征收租调时，封家不准到封地催索，并禁止放高利贷，防止变相勒索。
（3）规定凡子孙承袭实封的，户数减少十分之二，防止封家坐大。
唐玄宗的这几条举措，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食封制的问题，但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也顺应了民意，赢得了民心。
3.改革宗教文化制度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不可忽视也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始为大成。尤其是在唐朝，唐太宗重视佛教，武则天利用佛教为自己称帝制造舆论，以及后来唐中宗和韦皇后崇扬佛教，直到唐玄宗当皇帝时，佛教的势力已达到鼎盛，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势大。武则天时期，佛教在中国已是一家独大，几乎成了国教，当时的情形是“贵戚争营佛寺”、“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至中宗时，全国的和尚和尼姑已达到数十万人。
（2）财大。随着寺庙的增多和僧尼的增多，“佛产”也不断增多，“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3）消耗大。一方面，由于僧尼不服役纳税，国家税收减少；另一方面，建寺造像又浪费大量的钱财，“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剥万人体上之衣以涂土木”，这使本来就已经很凋敝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
面对这种状况，唐玄宗采取了三个解决办法：裁汰僧尼，强迫还俗；不准创建佛寺；严禁民间铸造佛像、抄写佛经。
唐玄宗的这三条措施，就像三道堤坝，挡住了当时兴盛的佛教洪流，对于巩固政权、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均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在大力推行以上三项改革举措的同时，唐玄宗还在法制建设、农业水利建设、对外开放等方面积极推进，从而把唐王朝推上了一个全盛时期，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太平盛世。描写这方面的文学作品很多，但写得最好的、最形象的还是杜甫的《忆昔》：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首诗，看起来只是一个诗人的感叹，实质上却是一首内涵非常丰富的政治诗，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老百姓对“盛世”的向往，也概括了“盛世”的标准：
标准之一，富，不仅国富，民也要富，所谓“公私仓廪俱丰实”。用现代话讲，就是大河、小河都有水。
标准之二，吃得饱，所谓“稻米流脂粟米白”。
标准之三，行得安，所谓“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标准之四，穿得好，所谓“齐纨鲁缟车班班”。
标准之五，家庭、社会和谐，所谓“男耕女桑不相失”，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负其责。
二
以上三项改革举措，算是帮助唐玄宗缔造了煌煌功业的“香花”；但令人遗憾的是，唐玄宗在种下“香花”的同时，也种下了三株“毒草”，给唐王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1.募兵制
前面已经提到，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的最大特点是寓兵于农，兵农结合，战时为兵，平时为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业余兵制，颇似我们现在的“民兵”。但这种兵制沿袭到唐玄宗时，由于政府太不关心兵卒的待遇，有功无赏，有死无恤，有伤无助，大大损伤了老百姓当兵的积极性，以至于朝廷在关键时刻根本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兵。
怎么办呢？面对这种局面，唐玄宗采纳宰相张说的建议：一是大力精简军队，将边防部队从六十万减到四十万，减轻了朝廷养兵的负担；二是实行募兵制，由朝廷出钱，招募丁壮充当职业军人，拱卫京师，镇守边防。
应当说，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使朝廷从此有了一支相对稳定的武装力量，有了一把锋利的“刀”。但问题在于，唐玄宗在为朝廷准备好这把刀时，却没有想到应该如何掌握好这把刀。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把刀朝廷非但没有掌握住，还被那些有异心的将帅掌握了，最终酿成了大祸。
2.节度使
唐初时，为了提高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唐太宗做了两件事：一是沿袭隋朝的制度，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二是实行州县合并，将若干个小州合并成大州，若干个小县合并成大县。
应当说，唐太宗的这一做法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但唐玄宗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抑或是心血来潮，硬是增设了一个叫“节度使”的官，既赋予了他们管理若干个州的大权力，又赐予了他们与宰相一样高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些位高权重的节度使并没有像唐玄宗希望的那样，为他应对强敌、征服四夷，而是拥兵自重，时时想着如何革掉唐王朝的命，自己好取而代之。可以说，唐玄宗的噩梦就是从节度使开始的，唐王朝的祸乱也是从节度使开始的。
3.宦官
历代的一些皇帝在其比较清醒和英明的时候，都对宦官防得紧、管得严，严禁宦官参与和干扰政事。而在其昏庸、贪图安乐的时候，则依赖宦官、重用宦官，最终导致肘腋之患。如果说唐玄宗增设节度使是给唐王朝种下了“艾滋病毒”，那么，他宠信和重用宦官则直接导致唐王朝“脑瘫”。
唐玄宗宠信宦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赏高位。如宦官杨思勖，唐玄宗不仅先后封他为辅国大将军、骠骑大将军，还封他为国公，彻底打破了唐王朝宦官最高品级不得超过三品的规矩。
（2）赋大权。唐玄宗不仅将朝廷一般性的政事交给高力士处理，在用人方面尤其是将相的选任上，也多是听取高力士的意见。狡诈奸猾如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等人，为了获取将相之位，也不得不走高力士的门子，可见其当时势权之盛。
（3）派宦官监军。军队是国家的长城，是政权的重要维护力量，也是皇帝的重要保护力量，本不应由任何人、任何势力染指。可唐玄宗倒好，不仅恢复了已经被废弃的监军制，还委派宦官为监军，把对军队的掌控权力直接交给了宦官，当然也把唐朝皇帝的命运交给了宦官。唐朝后期有三个皇帝，唐顺宗、唐宪宗、唐敬宗，就是被宦官害死的；有七个皇帝，如唐穆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等，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可以这样说，晚唐的命运实际上已完全掌握在宦官手里，皇帝完全成了他们手里的玩偶。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十几个皇帝中，确实不乏英明能干者，他们看到了藩镇与宦官这两颗大毒瘤对朝廷的危害，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割除这两颗毒瘤，但最终都失败了。唐朝的盛衰命运，就这样在唐玄宗的英明与昏聩、正确与错误中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