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是这最为不平等的条款，却让中国受益最大。通过香港，中国看到了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看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会融合，了解了西方商品经济的运作模式。香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样板，提供了一种模式，香港指导着中国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革，指导着中国进行政治体制的创新。不同的思想通过香港传递到中国，不同的文化通过香港传播到中国。这些思想和文化影响了整个近代的有识之士，影响了整个近代社会的发展方向，香港在中国奋斗的这一百多年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无可替代。
所以确切的说，《中英南京条约》是英国强逼中国签订的，是强加给中国的一款不平等的条约。但这款条约在整个近代，带给中国的益处，远远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它给生活在封建君主社会里的中国人民，打开了一扇天窗，当阳光突然照射进来时，会非常刺眼，但当适应了阳光之后，整个中华民族看到的，是重新发展、重新自强的希望。
出让的主权
虽然严禁鸦片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但《南京条约》中却只字没有提及鸦片。巴麦尊曾经在训令中明确表示，禁止鸦片是中国的内政，英国政府不能越权，也不能有任何的要求，但可以利用机会劝说清政府放弃鸦片禁令。
璞鼎查也完全按照巴麦尊的要求去做了，8月26日，就在条约签订的前三天，他来拜访耆英。
他对耆英说：既然中国没有能力严禁鸦片，那么还不如收税划算。与其担着禁止的名义，却没有收到效果，不如干脆放开，收取重税，还能使国库充盈。
耆英反问道：英国为什么不禁止种植鸦片？为什么不禁止鸦片贸易？
璞鼎查说道：英国是一个宪法社会，不合乎宪法的事情，即使是政府也不能去做。而且就算英国禁止了鸦片种植，对中国也没有任何帮助，中国人不戒掉鸦片恶习的话，还会有别的国家从事这项贸易。所以，鸦片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负责，如果你们坚绝不吸鸦片，如果你们的官员都廉洁奉公，鸦片不用禁止，自己就会灭亡，也不会有人再去种植它。
耆英说：你说的这些都很对，很有道理。但是皇上不会同意，我们也不能弛禁，更不能去收取鸦片税。能不能禁止，取决于能力，要不要禁止，关乎的是态度。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耆英陷入了深思，他手捧着《中英南京条约》，心中一片茫然。英军就要撤退了，南京的围也已经解了，濒临崩溃的天朝，似乎在悬崖边被拉了回来，可是接下来的问题，一点都不轻松。
按现代的观点，或者当时的欧洲标准，《南京条约》没有任何难以执行的地方，赔款、割地、五口通商，只需要按照英方的要求打开国门就可以了。但在当时，这所有的条款，耆英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根本没有入手的地方，他本能的发现，这所有的条款，都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这所有的条款，都留下了长长的隐患。
他不理解英国人，也不知道英国的政治制度，但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天朝根本没有做好开放的准备，所有的官员都不知道如果去执行这些条款。
如果英国攻击中国得到了这些利益，其他西洋国家呢？会不会挨个登门拜访？
如果百姓和这些洋人发生了冲突，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洋人包庇汉奸的话，应该如何应付？
经过这样的一次大战，沿海肯定会重建海防，引起英方的猜忌怎么办？
要是英国人潜入内地，百姓群起攻之，英军会不会再次起兵兴师问罪？
条约解决的是战争，解决不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天朝注定跟洋人不相融合。这些桀骜不驯的洋人，他们还会不会再来？
耆英的心中有一连串的疑问，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他没有答案。他只知道，这些隐患不解决的话，中英之间的争端，还是不会平息。
就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他给璞鼎查发去了一份长长的照会，提出了自己作为钦差大臣，向英方严正交涉的十二项内容。他希望这些内容得以解决，即使不能解决，英方也不要因此产生“误会”，不要因为这些隐患，再次爆发战争。
他不知道，他的这十二项交涉内容，不但将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社会，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数不清的隐患，留下了数不清的隐忧。如果说《南京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的话，那么他对英方的这十二项要求，彻底把中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他的十二项内容如下：
一、五个通商口岸允许建立商馆，贸易时供英国商人居住，但贸易结束之后，英国商人要起程回国，不能在商馆区域定居。
此一项内容违反了南京条约，英方根本就不会答应。
二、今后如果有商人欠英方的钱财，不能让官府代为偿还，只能是官府代为追索。
《南京条约》当中的代偿商欠，本身就是特指此次商欠，英国政府不会再理民间的贸易纠纷，耆英多此一举。但耆英害怕英方会援引此例，所以要求落实这款内容。
三、通商口岸只准货船来往，军舰不得进入口岸游奕，五个开放口岸之外，也不允许英方的军舰游奕。
通商口岸本来就是国家的主权象征，外国军舰未得允许，一概不许驶入。这是国际公法，耆英根本不懂，他害怕今后英国军舰会常驻在口岸之内，以保护商船为名，侵犯中国的主权。
四、大清战后有可能在沿海修筑防御工事，是为了缉拿海盗，英国不要因此疑虑，也不应该进行阻拦。
各国自己修建防御工事，其他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进行阻拦，也不会有任何疑虑。但是耆英害怕英军会因此大动干戈，他要落实这项条款。
五、江苏、浙江已经停战，消息还没有传到其他地区，万一各地不知道订立和约，导致攻击英舰，英方不应该以此重启战火。
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军舰根本就不允许靠近海岸线，如果英军靠岸，遭遇中方的攻击，那也是咎由自取。本应该由中方诘问对方意图，如今却变成了求对方不要因此开战。
六、和约订立以后，英军要从长江沿线和镇海撤军，暂时驻守在定海、鼓浪屿的英军士兵，最好住在船上，不要上岸。
按照《南京条约》，暂时驻守在定海和鼓浪屿的英军士兵，可以自己选择住在船上，或者是上岸。耆英的这条交涉，没有任何意义，英军也不会听从。
七、驻守在定海和鼓浪屿的英军，不应该骚扰百姓，也不应该再向中国商船抽税。
按照国际公法，暂时驻守在定海和鼓浪屿的英军，根本不允许骚扰百姓。至于向中国商船抽税，《南京条约》上写的清清楚楚，英军根本没有这种权力。
八、英国商人在五个口岸经商，难保与当地百姓发生纠纷，今后英国商人归英国管辖，中国百姓归中国管理，双方各自管理自己的百姓，以免发生争端。其他国家的商人，也要归自己国家管理，不能要求中国政府处理。
这条内容实在是太要命了。按照国际公法，所有进入他国的商人，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广州口岸多年来，将治外法权当成是惯例，但那毕竟没有形成条文，可以视为官府的行政不作为。当年林维喜案件，义律援引广州“惯例”，要求英国水手由英国审判，但这种诉求其实得不到法律方面的支持，反而让英国政府陷入被动。现在耆英公然将治外法权拱手相让，为今后中国管理口岸造成了天大的麻烦，更引发整个近代处理教案的重大难题。
九、英方不得保护中国罪犯，如果中国罪犯寻求英方保护，英方应当将罪犯送交中国政府，不得包庇。
这条交涉也同样给中国带来了大麻烦。英国船只在中国境内，必须接受中国的搜查，而耆英简简单单的“送交”二字，将中国的主权拱手相让，反而让罪犯们得以逍遥法外。因为耆英说了送交，却没有说如果英方不送交的话，又该怎么办。
十、如今五口通商，是特指针对英国，如果其他国家也要进入这些口岸，应当与英国进行商议。
耆英知道接下来各国都会向英国一样，纷纷前来口岸，但这些口岸是英国人“打”下来的，万一英国不允许，势必又成了另一场纠纷。所以耆英的办法是，让其他国家找英国商议，以避免中国陷入两难。耆英不知道向别国开放口岸，是中国自己的主权，英国根本没有权力去阻止，也没有权力去干涉。
十一、开放的这五个口岸，税率各不相同，自然应当遵照广州的税率执行，由户部核准后执行。
这一条交涉内容，是最为要命的。制订关税是各国政府最重要的主权之一，如果连关税税率都要跟英方交涉，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主权可言？耆英要求中国自己制订关税税率，但他却去与英方交涉，等于将中国的主权彻底葬送。后世李鸿章为了取消这条不平等条约，跑遍了西洋各国，吃尽了闭门羹，最终也没能达成心愿。如果不是这款交涉内容，晚清海关的关税还能再翻一番，北洋水师的规模也将变得史无前例的庞大，清朝绝不至于在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当中一败涂地。那样的话，也许中国近代的历史就能改写。
十二、中国皇帝已经同意在条约上加盖国玺，英国也应该同样办理。
《南京条约》里并没有加盖国玺，条约制订之后，英方提出了这项“请求”，道光皇帝已经同意了，所以耆英要求英方也同样办理。
耆英的十二项交涉意见，实在是太惊人了，把璞鼎查吓了一大跳，这一次，轮到他目瞪口呆了。
耆英所“要求”的，竟然是英国政府做梦都想不到的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更出让了大量的中国主权，那些毫无争议的主权，现在全都拿来与英国“分享”，实在已经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
由于《南京条约》已经签订，首付款也已经缴清，按照条约规定，璞鼎查不得不离开长江。但他实在舍不得到嘴的肥鱼再溜走，于是急忙照会耆英。他说：
如今战争已经结束，本人也不再是英军总司令，只是一位英国大使，所以我现在的角度是完全中立的。您所提的这些交涉意见，实在是太紧要了，必须再签订一份新的条约（附粘本约）才能解决。只要大清皇帝和英国女王同意，按我的意见，由我与您在广东进行商议，重新起草一份新约，以便解决这些难题。
耆英收到璞鼎查的照会之后，大喜过望，他原以为条约已经订立，璞鼎查不会再与自己交涉，这些难题也就无法解决了。现在看来，璞鼎查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使。
与此同时，道光皇帝的圣旨也到了江苏，对《南京条约》的善后问题，要求耆英与英方再进行交涉，圣旨中的内容几乎与耆英的交涉内容完全相同。另一边，刘韵珂在看到了《南京条约》之后，也给耆英寄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出条约善后的十个问题，也基本与耆英的交涉内容完全相同。
大清的君臣们，终于想到了一起，出现了难得的一致，他们争相出卖中国的主权，看来签订一份新的条约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中英虎门条约》
璞鼎查满怀希望回到香港，可他没想到道光皇帝派来的，不是耆英，而是伊里布。
在道光皇帝看来，两江总督的位置更重要，这里要管理整个南中国新开放的各个口岸，除了耆英没人可以胜任。道光皇帝认为，新约的谈判，主要涉及的是关税，在天朝的思维当中，关税只是利而不是义，更与天朝的尊严无关。所以道光皇帝任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主持新约谈判。
1843年1月9日，伊里布到达了广州。自从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伊里布经历了钦差——革职——流放——起复，他的身心早已疲惫不堪了。在签订《南京条约》时，张喜立了大功，耆英却不许张喜参与最终的谈判，更没有保奏张喜，引来了张喜的极度不满。张喜说耆英抢占了伊里布的功劳，害怕伊里布盖过自己的风头。是伊里布最终压制住张喜，才没有闹出事端。在宦海沉浮这么多年，伊里布对功名早已经看的淡了。
南京赎城的时候，他已经身患重病，他是被抬着去的南京。他拖着病躯出谋划策，保住了这座历史名城。签订条约的时候，他又被抬着去登上了英国军舰，了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
他见证了条约签订，看到了英军退兵，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吊着的最后这口气，也终于松动了。
因为台湾杀俘事件，璞鼎查扬言要北上谈判，大有重新开战的势头。是他截住了璞鼎查，避免了节外生枝。到了广州之后，广州周边的“义民”与英国商人大起纷争，竟然一把大火将英国商馆烧成了灰烬。又是他，在最危极的时刻，调解纠纷，赔钱赔罪，终于平复了洋人的怒气。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就在新约谈判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死了，他来到广州还不到两个月，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道光皇帝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开复了生平所有处分，算是给了他一个公正的交代。
但是正在洽谈新约的璞鼎查，却不愿意煮熟的鸭子飞掉。他生怕清政府派来一位强硬的官员，他更害怕派来的新任官员，看穿新约中的问题，于是他主动提出，要与耆英进行谈判。如果清政府不派耆英来广州的话，他就要扬帆北上，去南京找耆英。
道光皇帝闻讯大惊，紧急将耆英改派为两广总督，负责与璞鼎查签订新约。
1843年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简称《五口通商章程》，历史上称之为《中英虎门条约》。
《中英虎门条约》分为两部分，共有31款内容，小船定例3款，另对26类货物制定了详细的税率，其内容已经是《南京条约》的整整四倍。
实际《中英虎门条约》是由两个新条约组成。7月22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的叫《五口通商章程海关则例》，10月8日签订的才是《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这两个新条约组合在一起，被称为《中英虎门条约》。
《中英虎门条约》规定英方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口岸租地权、军舰进驻口岸权等等，同时放弃了中国对关税的自主权等。
领事裁判权
领事裁判权本身是存在的，这是一种治外法权，通常是指一个国家的政要，在另一个国家犯法时，不应受到所在国的法律审判。但这项权利通常只适用于总统、政要和外交大使，是一种外交特权。
璞鼎查诱使耆英将这项权利扩展到全体英国人，规定凡是在中国的英国人，不受中国司法的审判，只受本国领事的裁判。耆英此举原本是想让英国政府管辖英国商人，没想到误入璞鼎查的圈套，放弃了这个重要的权力。治外法权的丧失，反而导致中国政府无法约束外国人，给近代中国造成了无穷的困扰。
可是在这项条款签订之时，耆英却十分兴奋。他说，今后要是再有华夷诉讼，只需要将英国人交给他们的领事就可以了，官府再也不用为审判外国罪犯而头痛了。
关税自主权
《虎门条约》规定，今后海关制订税率，应当秉公议定，由户部颁布执行。
可是耆英哪里知道，所谓的秉公议定，清政府自己的关税，又需要与谁议呢？
在《五口通商章程海关则例》中，耆英与璞鼎查议定了26类160多种货物税率，基本以百分之五收取，从此清政府就丧失了独自改变税率的权力，将制订中国国税税率的权力拱手让给了外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