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个税率公布之时，耆英却十分高兴。他认为百分之五的税率，已经大大超过了原先值百抽二、值百抽四的税率，从此国税将比以往更加充盈。他哪里知道，百分之五的税率是全世界最低的进出口关税。
不仅如此，《虎门条约》还规定进出口货物免征子口税，耆英连带将内地的运销税也一并拱手让给了外国人。
片面最惠国待遇
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由来，是耆英担心其他国家进入新开辟的口岸，会引来英国的反感。如果不同意其他国家进入口岸，又会惹来中外冲突。于是他建议由英方出面解释，中方就不用再背负这个责任了。
璞鼎查一下子就从中嗅到了机遇，他在《虎门条约》里注明，如果中国允许其他国家去新口岸贸易，英国绝无异议。但是，将来如果中国给其他国家恩惠的话，英国也要一体均沾，以示公允。
璞鼎查不懂得天朝传统，也不知道大皇帝怀柔远人的一贯策略，但他提出的这个条款，极其符合封建社会的传统美德。天朝皇帝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视同仁，以示公允。这个条款不提还好，一旦提出来，就成了“乞求”中国皇帝将赐给其他国家的恩惠，也“施舍”给英国，中国皇帝又怎么可能小家子气，去跟他斤斤计较呢？
口岸租地画界权
《虎门条约》规定，英国人有权利在开放的口岸租地建屋，或者经常居住，或者不时往来，均不允许到乡村游玩，更不能深入内地贸易。中国官府应当根据各地情况，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求彼此永久相安无事。
耆英订立这款内容的初衷，是希望英国商人与百姓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双方引起纠纷。这款内容的最初版本，其实就是广州商馆。广州商馆不允许洋人随意出入，也不许普通百姓随意进出商馆，以求避免民夷纠纷，初衷是好的。
可是耆英怎么能够想到，自己费尽心思的这项条款，最终会演变成各个口岸里的国中之国，双方议定界址之后，租界更加不受地方官员管束。而这些租界更被民间宣传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当然租界的设立也是有利有弊，丧失主权的同时，也在近代保护过无数的爱国人士，成了仁人志士的避难场所。
军舰进驻口岸权
耆英当时害怕英国军舰不愿离去，所以特别交涉今后英国军舰不得驶入各个口岸。但是这本来就是中国的主权，他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进行交涉，让狡猾的璞鼎查发现了可乘之机。
璞鼎查对耆英说，如果英国军舰不进驻各个口岸的话，恐怕英国官员无法约束商人们的不法行为。
耆英根据国内镇压起义的经验，认为璞鼎查的这个诉求极为合理，也十分必要。没有官员进行弹压，百姓还会服从约束吗？倘若英国军舰不在口岸的话，难道让中国官员去约束英国商人的行为吗？于是他欣然同意了这项诉求，但是为了保证中方的合法权益，他提出在每个口岸，只准停泊一艘英国军舰。
可惜的是，这些英国军舰不但没有约束自己的国民，反而成了一种威慑手段，不但保护本国商人从事违法经营，更不断地威胁当地官府就范。耆英在不知不觉当中，堕入了璞鼎查的圈套。
鸦片战争过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由来，就是《中英虎门条约》。但是《中英虎门条约》并不是英国政府强迫中方签订的，而是清政府求着对方同意的。首次接触洋务的耆英，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权益所在，他通过封建社会的惯性思维，本能地以为这是在维持中国的利益。他没想到自己忙着为五口通商善后时，竟会拱手将主权让给英国，对方当然是却之不恭了。
《中英虎门条约》中的各个款项，不但耆英不甚了然，就连道光皇帝也极为赞许，称赞耆英所办可嘉，深得大体。道光以为耆英的做法附和中国的利益，维持了中方的合法权益，将五口通商的善后工作，做得极为妥当。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同样认为耆英的做法非常正确。甚至以精明能干著称的刘韵珂，也同样懵懵懂懂地堕入彀中茫然不觉，他甚至还在背后为耆英出谋划策。
无独有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洋务领袖恭亲王奕，也同样受到了俄罗斯公使的诱骗，承认了《中俄瑷珲条约》，中国白白损失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封建传统在作怪，整个中国的士子阶层，没有任何人知道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根本没人了解国际知识。二千年封建社会留给他们的，只有君子小人之辩，只有欲伸大义于天下，不为小利所趋。
所以说，这是时代的通病，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代价，也是中国开放必须付出的“学费”。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奕执政时期才得以改观。奕执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设同文馆（北京大学最早的前身）。他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向中国首批外交人才教授《万国公法》，从此中国政府的外交人员，终于明白了国际交往的基本常识，懂得了如何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再也不会犯类似的常识性错误了。
《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浦条约》
近二百年来，美国一直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那个国家，他们在近代所有的世界大战中全部受益。他们总是在战争最焦灼的时候作壁上观，又总是在战争出现明显趋势的时候，加入到受益的阵营中，从无失算。
鸦片战争也是同样，连林则徐都认为美国人十分恭顺，而英国人十分奸诈。广州禁烟最严厉的时候，义律带着所有英国人躲到了香港，美国商人因此在广州大发利市。英国商品在香港发霉变质，不得不委托美国商人倾销，结果导致英国商人跨海七万里，只有不超过6%的利润，甚至还会赔钱，而美国商人只从香港运到广州，就获得暴利40%以上。
鸦片战争过程中，美国人跟着英国战舰游历沿海，战争打到哪里，生意就做到哪里。《南京条约》签订后，宁波、上海等新口岸迎来的第一批客商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人。
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就立即派顾盛为专使，前往中国签订条约。
当这件事情奏报到北京时，道光皇帝内心十分清楚，从此之后，西洋各国会竞相效仿，纷纷与中国签订条约。他要求两广总督驳回美国专使的请求。
耆英与伊里布上奏说，美国与英国早就勾结在一起了，他们的服饰船只几乎完全相同，中国人根本无法分辨，如果不同意美国的请求，美国商人打着英国的旗号，同样可以在口岸贸易，到时候，美国肯定会感激英国，而怨恨中国的。与其守着当年的旧章，无法处理，倒不如对西洋各国一视同仁。
耆英的奏折让顾盛喜出望外，但他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他早就看到了中国的软肋，所以他提出的要求，比英国发动这场战争还要可怕。
1844年2月27日，《中英虎门条约》刚刚签订完成。顾盛突然出现在广州，他没有要求跟中国签订条约，而是提出要觐见道光皇帝。
这无疑是给清政府投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谁都知道他不会遵照中国的礼教传统，更不会在觐见皇帝时三跪九叩，他要伤及的恰恰是封建社会的命根子，皇帝脸上的遮羞布。
此时的耆英刚刚离开广州，前往两江赴任。道光皇帝紧急命令他返回广州，务必阻止美国专使前来天津。耆英顾不上两江总督的椅子还没有坐热，就马不停蹄星夜兼程，又立即赶回了广州。
就在耆英还没有赶到广州的时候，美国战舰没兰得湾号突然闯过虎门要塞，驶入黄浦商馆区，鸣放礼炮。
虽然顾盛一再解释，说这只是按照西洋各国的礼节，鸣放的是礼炮，并不是要开战。但耆英和所有的广州官员都知道，顾盛的意图是什么。
耆英几乎是声泪俱下地恳求顾盛，他说，中国之所以是天朝，就是因为中国对待世界各国，从不偏袒偏向。去年与英国签订的《虎门条约》，大皇帝不用各国请求，都会对各国一视同仁，这就是天朝从不偏袒的明证。《虎门条约》并不是专门为英国制订的，只要各国都遵照《虎门条约》，中国又怎么可能区别对待。
顾盛大喜过望，他没有想到自己还没有出面，就已经获得了英国发动战争才获取到的所有利益。但他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要把所有条款都写成明明白白的文字。
1844年7月3日，《中美望厦条约》签订，相比《虎门条约》，顾盛把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写的更加清楚透彻。
《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领事裁判权的内容：
今后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诉讼，美国公民由美国官员捉拿审讯，照美国法律治罪。
关税协定内容：
今后中国要改变海关关税税率，应当与美国领事官员讨论议定。
除此以外，顾盛还提出了修约要求：
和约订立之后，不得轻易变更，如果某些条款不适宜具体情况，应当在十二年后，由两国派人共同议定。
如果说《虎门条约》中的内容，已经是出让中国主权的话，那么《望厦条约》则把中国的主权出让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从今往后，中国要想改变税率，就要跟英国、美国共同商议，因为英国有片面最惠国待遇，所以中美签订条约，也等于是跟英国签订了新的条约。
而十二年后重新修约的规定，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也葬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
与美国的小气不同，法国前来中国的时候，带着整整一个舰队，共有八艘载炮50门以上的巨舰。他们来中国，第一目的并不是签订条约，而是炫耀武力，他们想让中国知道，除了英国之外，法国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帝国。
有了上次的经验，耆英没有跟法国绕弯儿，而是一见面，就推出了《虎门条约》为蓝本，希望与法国签订条约。在耆英看来，法国根本没有必要出动这么庞大的舰队，只需要派一名官员前来，就可以跟中国签订条约。
这反而让法国专使拉萼尼有些被动，美国只派了一位专使，就签订了条约，自己可是兴师动众，拉着一个舰队前来的。但要让他想出比《虎门条约》更加优厚的条约，他连想都想不出。无奈之下，他提出了一个跟政府要求无关的条款，他要求中国弛禁天主教。
天主教在雍正年间已经被严格禁止，弛禁天主教意味着耆英要改变祖宗成法。耆英含着泪对拉萼尼说：你让我做出这样的让步，等于是让我付出自己的生命，你有义务拯救我，帮助我。
但是拉萼尼不为所动。耆英还想把弛禁天主教控制在各个口岸，最后也没有成功。谈判到了僵局的时候，拉萼尼甚至恐吓起耆英来，他说：
你如果不接受的话，没关系，去北京的路我很熟，我也知道中国有些多余的领土，你们也已经同意俄国人待在你们的国土上，到时候，你可别怪我说话的口气太强硬。
耆英迫于无奈，最终同意了弛禁天主教，他向道光皇帝上奏说：
当年康熙朝的时候，中国也是弛禁天主教的，俄罗斯东正教还曾经在北京建过天主堂。臣连日来，反复开导，但法国公使竟能拿出康熙年间的弛禁碑文，让臣百口莫辩。臣想，不如弛禁天主教，如果现在严词拒绝，只怕还会激出事端。
道光皇帝只得让军机大臣复议，军机处复议的结果说，大清朝从来没有严禁过天主教，天主教劝人向善，与其他邪教迥然不同，所以大清也从来没有宣布过天主教是邪教。只要信奉天主教的百姓遵纪守法，大清不会因为信仰而追究责任。但是外国传教士不允许到内地传教，以示区别。
天主教弛禁了，从此中国开始多灾多难。晚清的教案耗费了政府绝大多数的精力，让洋务大臣们千头万绪，顾此失彼。连再造清朝的曾国藩，也因为教案一事，声名一落千丈，成了卖国的大汉奸。他最终惆怅落寞地死在南京，天津教案是最为直接的原因。
教案更引发北方数省民族情绪空前对立，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侵华，华北百姓惨遭战火蹂躏，首都沦陷，大清朝从此一蹶不振，最终灭亡。说到底，弛禁天主教正是最初的乱源根本。
不过耆英却顾不了这么多了，他看不到那么远，也不可能预知未来，他只知道他面对的，是八艘法国巨型战舰，战败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再去抵抗。他哪里知道，美国也罢，法国也罢，根本就不可能发动对华战争，这些战舰只是用来吓吓他而已。
不过拉萼尼在签订条约的时候，也向耆英发出过邀请和建议，他希望中法两国互派公使，加强协助，法国向中国派遣天文学家和各类人才，教授中国基础的科技知识。
拉萼尼还邀请中方派使团前往法国，学习制造战舰和大炮的技术。拉萼尼说：
中国重文轻武，不懂海战，只要在法国进行学习，不出三年，一定可以整体提升中国的战备能力，到时候就不用害怕西方列强了。
耆英的回答让拉萼尼惊愕异常，耆英说：
中国人才辈出，算术尤其精通，现在造出来的战舰大炮，已经跟西方达到了一个水准，不用派人去法国学习了。况且海战要因地制宜，法国也教不出来。
签约工作基本结束了，除了这几部条约之外，耆英还与德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签订了条约，内容不出《虎门条约》的框架。按照耆英的说法，中国大皇帝一视同仁，绝不偏袒，来华的洋人不必疑虑，自今往后，《五口通商章程》适用于所有国家，不用一个个分别签订了。
也就是说，如果今后中国要改变关税、收回片面最惠国待遇、不准外国军舰进出口岸的话，需要跟全世界所有国家一起商议决定。耆英茫茫然地将中国推向了万丈深渊，没有一丝一毫的知觉。
但也不能因此责怪耆英，因为十几年后，日本也在犯着与中国同样的错误，而且更加茫然，更加懵懂，有过之而无不及。
1853年，鸦片战争过去10多年了，日本江户湾驶进了四艘美国战舰，这些军舰有2450吨排水，大炮能攻击三公里以外的任何目标，吓得日本连战争的想法都没有，就紧急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随后日本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客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有意思的是，随后日本虽然开始明治维新，迈开步伐追赶西方。却在1870年的时候，跟中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互相规定片面最惠国待遇，互相对对方口岸派驻军舰，互相协定关税，中国商人在日本，竟然也能拥有治外法权。从此开始，中国人也可以在日本逍遥法外，设立租界，规定“日本人与狗不得入内“了，而日本海关的关税等于也由中国政府参与制订了。这显然又成了不平等条约当中的“平等”条款。
直到1911年，日本终于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和军事能力，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加入到了国际列强的阵营。而这一年，日本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中国没有日本那么幸运，中国完全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一直等到了1943年。其间如果不是因为军阀割据，抗日战争，中国完全有可能在1928年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
历史给了中国机遇，也让中国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这些不平等条约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困扰着中国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的奋斗。当中华民族终于摆脱它的时候，已经付出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