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共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在官方组织下走向农村和边疆。这场被称为“上山下乡”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知青这一庞大群体中，除了人们熟知的“文革”中下乡知青，还有一个“无声的群落”，即“文革”前知青。“文革”前知青约有130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群体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致他们的经历鲜为人知。2006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重庆1964、1965年老知青回忆录》，作者是“文革”前从重庆前往大巴山插队落户的知青。在沉寂近半个世纪后，他们终于将自己的坎坷经历，汇集为一部催人泪下、真切动人的纪实文本。回忆录一经行世，在各地知青中产生热烈反响，好评如潮，并被《中华读书报》推选为当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百佳图书之一。
本书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进而提出编写一部全国老知青回忆录的宏大计划。三年来，包括北京、重庆、成都、长沙、达州的老知青在内的《无声的群落》（续编）编委会齐心合力，在各地知青的积极响应下，完成了一部近百万字的书稿，即将印行。本书作者都是1964年和1965年从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西安等地下乡的知青，目前散居在全国二十余个城市和海外，一个共同的夙愿将这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凝聚到一起，共同续写了中国知青史中一段起伏跌宕的开篇。
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文革”前知青是一个具有特色的群体。他们出生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成长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最纯正，也最具影响力的年代。其中的大多数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了学习和就业的权利，不得不到农村去“脱胎换骨”。由于背负着为父辈赎罪的十字架，他们的人生经历往往比后来的知青更为曲折和坎坷。因为上山下乡，他们的正常成长道路被打断，人生轨迹发生急剧的转变。正是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底层社会令人心悸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的革命激情和虚幻理想很快消磨殆尽。于是，他们又成为知青群体中最早觉悟的一群。
近年来，知青史已经初见成果，知青学也在有关圈子的酝酿之中。在反映上山下乡史实方面，主要有史书与口述回忆（回忆录）两类性质不同的着述。史书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史学方法为研究手段，作者追求一种客观立场，目前还处在宏大历史的概括和基本事实的还原阶段。回忆与口述则带有更鲜明的个人色彩、引人入胜的情节、强烈的情感倾向和多元的价值判断。它的好处还包括可读性强、叙述自由以及广泛的群众参与。目前，回忆录与口述史学在知青史研究中的应用，已获得广泛认同。以往人们只把这些作品视作普通的回忆，很少谈及它的学术价值和方法意义。经过近些年的努力，一批有学术价值的纪实作品陆续出现，不仅拓展了知青史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学术研究的手段。
《无声的群落》及其《续编》，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续编》收有知青回忆文章近九十篇和近五十首新旧体诗歌。每篇回忆文章基本围绕个人经历或某些历史事件展开。
在记录“可怕的真实”方面，续编保持了前编的特色。老知青董大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6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65年在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期间，因为邻居诬告被勒令退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堂堂北大校方竟拒绝向董大南这个天真幼稚、忠诚老实的青年说明处分的理由（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长沙老知青王百明因为出身问题，三次高考落榜，最后抱着“赎罪”的愿望，到湖南省江永县落户。尽管出身卑贱，他却不乏保尔·柯察金的忠诚和牛虻的狂热。1967年8月，他明知江永邻近道县的“革命群众”正在对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开杀戒，却义无反顾地从长沙返回江永，不久惨遭杀害。这位向往崇高的青年没有成为“革命”的英雄，却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祭奠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郑文斗：《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如此惨痛的史事，因本书出版避免了湮没于世。感谢本书编者，由于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不懈努力，当代史中又多了一批真实可靠的宝贵例证。
在相当程度上，这些个性化回忆构成“文革”前老知青那几分绚烂、几分惨淡人生的一个缩影。作者不仅记录史实，还对诸多历史现象（如20世纪60年代初学校中贯彻“阶级路线”、知青中一度弥漫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等）的由来、背景、影响加以诠释或评价，从而加强了纪实文本的厚重。除了内容丰富、文字生动外，书中还包括若干珍稀档案和图片，共同构成一段比较完整的历史记忆。
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动向，就是试图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忽略小人物和弱势群体的精英史观，把眼光向上变为眼光向下。特别在揭示“正史”不敢正视的史实方面，回忆录和口述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庸赘言，在这方面，本书也是一个典范。
本书作者多是一些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绝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演绎了同样的人生三部曲。但他们的经历又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苦难、磨砺中，实际浓缩着不止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因此，当他们讲述这段历史时，已不是简单地就知青谈知青。换言之，正是通过这扇窗口，几十年层出不穷的经济、政治运动（即所谓的“穷折腾”）及其灾难性后果，几代人──包括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遭受的苦难与挫折，都得到了集中展示。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史学遗产之系统与丰富，在世界各国中无出其右。
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堪称最具“历史感”的民族。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这个民族，在对待当代史方面却表现为极度的无知和麻木。包括当年的知青在内，许多人已经习惯于记忆的忘却。还有许多人，基于对官贪吏黩、贫富分化现状的不满，对那段逐渐远去的沉重年代，不恰当，甚至不负责任地赋予了太多的瑰丽色彩。在许多人，包括知识和文化精英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遗忘的今天，《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显得尤为可贵。回忆录是写给世人看的。当年的知青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史书，都有一段五味杂陈的回忆。这些回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色彩斑斓……但属于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忆，是以悲剧为其底色的。忘记过去，就可能重蹈悲剧。当然，在感慨人们遗忘历史的惊人速度时，我们更需要谴责那种制造历史遗忘的机制。古今中外，好好坏坏的历史总是人写的。秉笔直书的历史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是文明社会的命脉；而无论是人为掩盖历史真相，或是用扭曲的历史误导世人，都是在酿造新的悲剧，并且注定要沦为历史的罪人。
最后，我想用本书主编邓鹏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道义。我们尊重历史，是为了从过去的成败中总结经验，避免重复以往的错误；我们还原历史，是为了辨明过去的是非，吸取其中的道德教训。”愿以此话与有识者共勉！
注：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知青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