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鹏
这本书里的一百余篇文章，介绍的是一段至今“一半烟遮、一半云埋”的历史，作者大多是1964年和1965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四十多年前，他们告别父母，离开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西安、贵阳、广州等大城市和一些中小城市，到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在这些饱蘸着心血的文章里，作者如实地讲述了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记载了他们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的观察和感受，留下了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诚实的思考。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观。它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第一个高潮；1968年底，中共中央发出“12·22指示”，把数百万中学生送到农村，上山下乡运动至此达到巅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终止，上山下乡运动也黯然落幕。但是这一在世界史上空前绝后、持续20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大迁徙，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虽然最近20年来，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字汗牛充栋，但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些重要层面至今还缺乏研究和总结，还存在许多认识上的盲点和误区，有待知识青年中的有识之士和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发掘、抢救和考察。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的“老三届”（指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和“新三届”（指1969年至1971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的知青，在走出农村后逐渐获得了话语权，开始以文学的形式反映知青在农村的经历。自叶辛、张承志、梁晓声一鸣惊人之后，难以数计的知青作者纷纷闪亮登场。三十多年来，知青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历久不衰。知青文学不仅表现出对青春的怀念、对农民的感激，而且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道德使命色彩。20世纪90年代，一些知青出身的学者，如刘小萌、定宜庄、杨健、邓贤等，更是筚路蓝缕，编写出《中国知青事典》、《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知青文学史》和《中国知青梦》等专着和文献。这些着作为今天和未来的人们研究上山下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高潮迭起的知青文学和知青研究中，却存在着一个非常特异的现象，那就是，“文革”以前下乡的一百二十几万老知青几乎是无声无息。截至2006年，中国仅有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一部关于“文革”前老知青的学术专着。因为作者主要依赖官方公布的资料，所以存在明显的局限。此外，关于这个群体的文学作品也寥若晨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文革”前老知青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老知青的标签被转贴到“文革”中被毛泽东送到农村的“老三届”身上。“文革”前老知青对这种张冠李戴的历史误会并不介意，从事知青研究的学者则需斟酌。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文献，包括顾洪章、胡梦洲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对“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描述和解释，在理论、事实和结论上都存在一些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的那几个家喻户晓的上山下乡的标兵人物的事迹，并不能概括，更不能代表大多数老知青的命运。他们的故事不过是一种“宏大叙事”中的情节或“支配性话语”的具体表达，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式乌托邦的符号，它为政治精英所炮制并用来支撑着一个虚无的理想和美丽的谎言。
“文革”前老知青这种集体的失语决非偶然。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产物。
一方面，这个群体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员出身于所谓的“非劳动人民家庭”（指非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气候，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里厉行贯彻的阶级路线，他们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是班干部，是团员，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由于学校教育和各种信息渠道的灌输，这些天真的青少年又对领袖满怀敬仰，对革命的正义性深信不疑，对祖国满怀忠诚，对人生和社会抱有理想主义的认识。中考和高考名落孙山的打击与官方的所有宣传使他们朦胧或清醒地认识到：滞留城市是没有出路的；若要改变自己的“二等公民”地位，就必须跟自己的“剥削家庭”划清界限。这种决裂不仅要在口头上信誓旦旦，反复表白，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上山下乡于是成了这些少不更事的青少年“脱胎换骨”的必由之路。
无可讳言，老知青怀着幼稚的政治信仰和宗教般的虔诚，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栉风沐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创办夜校，把知识带到农村；他们通过文艺表演，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尽管生存环境艰苦，老知青中还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及对人生、对世界的浪漫情怀，少数老知青甚至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英勇献身。可以说，“文革”前的老知青是一群殉道者：他们知行统一，公而忘私；他们执着向上、勇于奉献；他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愧于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
然而上山下乡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不足。老知青可以为他们的信仰作出牺牲，但是天长日久，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对这一运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产生疑问。这种疑问开始是模糊的、胆怯的，多年的正统教育造成了他们对领袖的迷信和盲从。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反差，逐渐动摇了老知青的盲目信念，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加速了部分老知青的觉醒，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上山下乡运动真正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正当“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甚嚣尘上，正当红卫兵小将在伟大领袖的旗帜下“横扫一切”的时候，一个启蒙的火花在部分老知青中悄然迸发。这些老知青的思想状态正如诗人但丁在他那不朽的《神曲》卷首写下的那句话：
“正当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片昏暗的森林里停了下来，因为我在那里迷失了政治的道路。”
迷惘是痛苦的，但它是觉醒的必要条件。“文革”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老知青的大量回流。部分老知青受到红卫兵的影响，回到城市造反，有的甚至参与了造反派的夺权和对立派之间的武斗。更多的老知青把“文革”初期的动乱局面，看成了他们讨回公道的极好机会。在广州，老知青扛着一口棺材在大街上游行，申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争取自己回城的权利；在贵州的小城安顺，知青乔装打扮成政府官员到公社去迁移自己的户口；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老知青纷纷上演了将户口迁移回城得而复失的悲喜剧。应该说，这些举措不仅反映出老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怀疑，而且体现了他们的人权意识在初步萌动。
不过，老知青的艰难处境和诉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几陷全面瘫痪的政府，对他们的问题和意愿置若罔闻。于是，在喧嚣的中国社会，老知青成了一个游离在政治运动之外、几乎无人理会的多余的群体。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几百万“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随即涌进农村。毛泽东的“12·22指示”的出台标志着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一高潮的来临，一方面掩盖了老知青的困境和要求，另一方面将原来仅属于老知青的问题演变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老知青的命运由此出现了转机。
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招工浪潮中，老知青逐渐离开农村。但是在招工过程中，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成员仍然面临政治歧视，许多人因为“政审”（政治审查）而一再痛失参工的机会。最后他们不得不用“病残”或“顶替”（即让父母提前退休，子女替代空缺）的方式离开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的时候，一些老知青才最后带着心灵的伤痕和疲惫的身体回到久违的故乡。更有少数老知青在下乡地区成家或就业，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老知青已经或正在进入花甲之年。由于中国社会残存的血统论的影响，这个群体的经历比大多数同龄人更坎坷，地位更低下。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在今天这个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新时期，的确没有多少，也难得获取什么话语权。
但是老知青的经历不仅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占据着一个不可取代和不可忽略的地位。这是因为：一、1964、1965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二、1964、1965年也是中国高等院校和高中升学录取过程中，第一次对所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实行“一刀切”的“不予录取”歧视性政策的高峰时期；三、因为如此，研究这些“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的经历，实际上为研究他们的家庭在1949年至1978年之间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四、通过考察这些老知青和他们的家庭的经历，我们也可透视1949年至1978年间发生的那些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至为关键的社会变迁和政治事件。
历史是一个民族对以往事件的记录，也是对自己的经历的一种解释。存史不仅是为了让后代知道过去，而且也旨在为现在和将来提供经验和教训，它是中华民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种精神活动。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历史怀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中国素来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修史除了保存社会记忆之外，还有树立正统、维护政治秩序的功能。正因为这样的功利目的，正史便难免存在远离事实真相的病诟。好在中国历来也有野史存在。来自民间的野史，在皇权和正统的重压下，勇敢地承担了道义，顽强地表达了独立的史观，为后代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真实，跟官史相映成趣。在这种意义上，《无声的群落》（续集）里的故事至少包含着以下历史教训：
第一，上山下乡运动是乌托邦思想登峰造极的产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它是一种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社会工程”。
早在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坦率地承认：上山下乡是个“一举两害”，即既害青年，又害国家的运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也指出，上山下乡运动前前后后花了国家一百多亿元，结果买来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许人俊：《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浪潮》，《党史博览》第二期，1980年2月）。但是二十几年来，知青内部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还是众说纷纭。荦荦大端者中，有“青春无悔”的高调；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叹息；更有“劫后辉煌”这样的宏论。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因为2700万知识青年中的每个人在那段时间里的经历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对那场运动的感受也各自相异。要全面认识上山下乡这样一个波及中国社会每个角落的历史事件，必须有多角度、多层次、多观点的考察，必须允许和鼓励不同见解之间的交流。
本书的作者之一、书法家杨代欣在四川农村度过了12年的光阴。他是这样来回顾他在农村的经历的：
12年是漫长的，12年是不堪回首的。试问，12年怎么能“无悔”？
对于我12年的知青生涯我是十分悔恨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虽然不断向上的求知欲和不屈不挠的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拯救了我，使我没有丧失做人的准则，使我没有在严酷的毫无人性的社会中沉沦，使我没有成为庸庸碌碌的斗志全无的小人。
杨代欣所痛惜的岂只是自己的遭遇，他痛惜的是这一劳民伤财的运动给一代人、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破坏和损失：
尽管我通过拼搏上了大学，成为历史学文博学教授，成为书法家，但是当我在“耳顺”之年，仍然对悲剧似的上山下乡运动，使近两千万知青和亿万人民群众，乃至整个国家付出的无法弥补的惨痛的代价感到无比震惊和痛心。（杨代欣：《我的上山下乡》）老知青中的成功者常常有“青春无悔”、“人生无悔”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是无悔的青春不应该用来掩盖历史的教训。关于上山下乡的得失，曾为上海老知青的科学家董大南有这样的感受：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董大南：《兵团战友阿蔡》）回顾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发展和终结，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在其中的决定性的影响。在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时间里，他以领袖之尊，不顾中国社会的现状，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企图一夜之间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领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雄心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宏图”。结果事与愿违，这些盲目浮躁的举措不仅没有带来现代化和人间天堂，反而给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1958年至1959年的大跃进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陷入低谷，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和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盲目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导致的人口过度增长，迫使中国领导人寻找缓解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和经济停滞不前之间的尖锐矛盾的途径。于是，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政府一箭双雕的选择：一方面，它是缓解城市就业问题“一劳永逸”的举措；另一方面，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和边远地区落户也正迎合了毛泽东消灭城乡差别的构想。但是，在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中，政府对经济上的尴尬讳莫如深，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意义却进行了高调的包装。
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动。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城市化。英文中的文明一词civilization来自古希腊语里的civitas（城市）一词，可见文明跟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加速了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城市化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现代化当然可能出现问题，城市也可能由于财富的聚敛而出现腐化堕落、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并由此跟农村形成对立，甚至导致农村的反抗。工业化、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它可以暂时被阻碍、被滞延，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中国革命的风暴过去之后，现代化再一次显示了它那摧枯拉朽的威力，城市化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