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美国思想库研究背景与意义
2009年初，被媒体称之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诞生，同年7月，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由此而带来的密集的媒体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使得“思想库”这个词汇迅速进入了中国精英群体和普通公众的视野，进而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思想库也称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汇是舶来品，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的美国，是指战争期间美军用来讨论作战计划的保密室。后来泛指一切以政策研究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政策研究机构。思想库作为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源头，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本身，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全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思想库的发达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从全球趋势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世界各国面临的内政、外交问题越来越复杂，从而促使政策制定者寻求政府体系以外的思想库的政策支持。20世纪70年代以来，思想库的数量不但在美国迅速增加，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2009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了《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根据他们对思想库的定义和评判标准，目前全球共有5 465家智库。从地区看，北美和西欧有3 080家，占总数的56. 35%，亚洲只有653家，占11. 95%。从国别看，美国有1 777家，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拥有105家，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①而据中国学界的不完全统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 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这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 000多家，数量甚至超过智库最发达的美国（王健君等，2009）18。
我们暂且不论中美两国学者对于中国智库数量统计误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在哪里，毫无疑问，美国思想库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全球最成熟的思想库市场。在世界各国智库当中，美国思想库对公共政策和舆论所发挥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它不但影响美国公共政策和社会思潮，还对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认为思想库是美国的第四种权利( Paul Dick-son，1971)47，托马斯·戴伊则把思想库看作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一种发挥中心作用的协调机制(托马斯·戴伊，2003)。”
从数量上来看，应该说中美两国都属于思想库发展的大国。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至今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数量很多，但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却与美国智库存在很大的差距。大多数中国思想库既不为政策制定者所重视，也不为公众所信任。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宽慰之谈，中国大部分主流智库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尽管类似误判和失策的根本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智库，但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①资料来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想库与公共社会项目”发布的报告。2008 The global go-to thinktanks: 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http: //www. fpri. org/.
息需求上的不足、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王健君等，2009）17。另外，中国思想库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缺失和影响力的弱小严重影响了中国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构建。或许，这也正是中美两国学者对于中国智库数量统计误差如此之大的原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因素，随着类似于金融危机、环境问题、反恐问题等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具有思想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库的智力支持。因此，如何提升中国思想库的创新能力、产品（研究）质量，已经成为中国能否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因素。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责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思想库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尚前名等，2009）。”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①2009年3月20日，被媒体称之为“中国最高级别思想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英文名：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英文缩写：CCIEE)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一家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经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由中国政府最高决策层直接倡导，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批示，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担任执行副理事长，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担任秘书长，汇集了中国政界、商界、学界力量，并拥有5亿人民币研究基金作为强大后盾的思想库。②其目标是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政府对思想①参见胡锦涛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http：//news．xinhuanet. com/newscenter/2007 - 10/24/content_6938568. htm②数据来源于笔者2009年5月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领导的谈话。
库参与政府决策、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全球影响力拓展的强烈渴求。
2007年至2009年，笔者作为教育部派出的首届“中美联合培养博士生”，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以访问研究员(Visiting Research Fellow)的身份，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以“美国思想库”为研究对象的访问研究。2009年初，作为思想库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笔者应邀与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肖耿博士一起，为国经中心高层领导和学者做了一次以“美国思想库现状以及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为主题的演讲，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之后笔者应邀以研究员的身份参与国经中心的核心运作以及国经中心在2009年7月举行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策划筹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更加深刻、直观的体会到中国政界、学界对美国思想库的模糊点太多，对中国思想库未来发展的模糊点也太多，思想库研究在中国亟须得到重视和深入发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美国思想库影响力进行深度分析和系统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从现实纬度上讲，首先，研究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将对中国思想库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带来有益的启示和可直接借鉴的经验。美国思想库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大影响力与其舆论聚散核心地位、传播策略和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经济环境，以及其在一个世纪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是密不可分的。诚然，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依赖于其生存的特定土壤，中国智库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模式。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取其精华，从而寻找到一条提高中国思想库影响力的现实途径。本研究将为中国政府和思想库借鉴美国思想库发展经验，提高中国思想库的影响力提出独立思想和建议。
其次，研究美国思想库影响力，考察其产生机制和传播策略以及渠道，将有助于中国廓清和加深对美国思想库的了解，从而在未来中美智库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中更具主动性和策略性，通过影响美国思想库，进而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和美国社会舆论对中国的印象。随着中国经济全面崛起，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中国不但需要在对外决策当中不出现问题，更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判断不出现太大的偏差。中国可以借助美国智库已有渠道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培育美国精英和公众对于中国的好感，也可以在与美国智库的交流中为其提供正确、及时的信息，从而使这些智库做出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决策。
第三，从长远来看，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研究对于提高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直接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也可以通过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这些平台和渠道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而思想库在这其中占据了舆论中心和枢纽地位，是社会各界了解公共政策信息和参与政策制定的一个理想的平台和空间。对于中国公众而言，目前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还相对较少，虽然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海量信息，汇集在网络上的舆论往往带有很大情绪性和非理性成分，很多时候无法真正起到政策建议的作用，也无法全方位满足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需求，而思想库可以承担起这一影响政府决策理性渠道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这将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并且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从学术价值的纬度上来讲，虽然中国学界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大部分研究始终停留在对资料进行翻译、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缺乏在美国思想库的实地参与调查和系统研究，很多研究成果与美国思想库实际状况有一段距离，缺乏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这一方面源于美国思想库作为一个特殊研究主体的难以接近性，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重要性的认识不足。由于中国学界思想库研究的滞后，也导致了在与西方思想库研究界的交流中，中国学界还不能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和定义权。除此之外，目前在思想库研究领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界，对思想库展开系统研究的学者大都集中在政治学、公共政策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领域。
笔者基于实地调查和参与的关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系统研究，一方面弥补了中国学界对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系统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试图弥补国际学界关于舆论学视角思想库影响力研究的空白。
（第二节美国思想库研究现状
就思想库研究而言，无论是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起步都比较晚，研究成果不是特别丰富，而且大都从政治学、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的角度对思想库展开研究。
另外，思想库研究的学者大部分都集中在美国。
西方学界对思想库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为学界所认可的思想库理论和传统。西方学者们在研究中虽然都对思想库影响舆论的功能有所提及，并且分析了思想库发挥影响力的渠道，也有的学者对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进行了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视角切人，对思想库的影响力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中国学界对思想库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基于翻译、资料分析的著作和文章，但是，基于中国学界视角的深度研究也还非常少。
西方的研究现状1971年，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迪克逊( Paul Dickson)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介绍美国思想库形成与发展的著作《思想库》。该书出版以后的20多年间，西方学术界关于思想库的重要研究论著一直不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对思想库参与政策过程的研究才开始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而今，关于“思想库”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界的新热点，西方学界在近几十年间逐渐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的思想库理论，初步形成了西方思想库研究领域的三个传统：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早期的研究基本都是针对思想库发展最成熟的美英两国思想库的历史分析，之后学术界逐渐出现了以观察当前思想库发展状况为主要目的实证研究，最近几年，国际比较研究也逐渐兴起。
基于历史路径的分析方法，主要分析思想库兴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对某一思想库的产生、发展历程进行案例研究。除了保罗·迪克逊的著作外，90年代初出现了几部各有侧重的历史路径的思想库研究著作。
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在其1991年的重要著作《思想掮客：思想库和崛起的新政策精英》中，将目前在美国兴起的新政策精英群体的思想库专家称为“思想掮客”。他指出思想库专家在“思想的市场”中扮演着信息传播者和政策倡导者的角色。在此书中，他还对美国思想库得以兴盛的原因归结为基金会传统和政治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