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
Chapter Six: How to Assess American "rhink Tanks"lllfce经过以上几章的分析，我们明确了美国思想库为什么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应该如何把握和评估呢。虽然这一章不是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却是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研究所必然涉及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思想库学者和业界一直存在困惑的问题。本章抛砖引玉，希望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基础。
在舆论学领域，效果研究复杂异常而且争议不断，思想库影响力的研究也面临同样问题。唐纳德·阿贝尔森在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思想库的影响力是难以准确测量的。大卫·瑞奇曾评论说：“我近距离地观察思想库在做些什么，从出版书籍到举行各种会议。我也向思想库的学者和管理者们询问他们自身如何看待思想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力，我最终意识到没有人能够精确地知道影响力到底是怎样的(David Ricci，1993)。”
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国的思想库研究的学者们大多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背景，他们通过各种理论路径和模式展开对思想库影响力的研究，如宏观层面的精英理论、多元理论、国家理论，中观层面的政策过程理论，以及微观层面的政策影响网络理论等。至今为止，这些理论模式在解释思想库影响力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很难说哪一种最好。
事实上，思想库的影响力是各种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种长时间段的效果显现。本章首先分析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构成要素，然后分析衡量影响力的不同方法，然后以传播学的“培养理论”和恩格斯的“合力论”为理论基础，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套相对较为简便、可行的影响力评估指标和框架。
第一节影响力的构成要素本书在绪论部分已经对什么是“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做了明确的概念界定：
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实质是影响力，是思想库凭借其舆论地位、资金的独立性、观点的创新性和全方位的传播机制对政策制定者、精英群体和公众舆论所产生的，不具有强制性和合法性的，支配或改变其思想或者行为的舆论力量，是实现其影响公共政策最终目标的工具。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已经突破国家界限，具有全球性。
长期以来，在思想库研究界和业界，对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实现和构成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学者们和业界管理者们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深入分析衡量影响力的方法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美国思想库影响力是如何实现的，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
影响力的实现对于影响力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国际政治学者霍尔斯蒂(K.J．Holsti)和其他学者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分析模式：线性和全面分析模式。霍尔斯蒂认为影响力发生在当A说服B做与不做某事，或者劝说B继续实行某项对A有用或有利的政策与行为的时候。若A无法实现预期的结果，就表明其在这些情况下未能发挥影响。这些预期的结果可能是由众多与A或B有关的因素造成的(Holsti，1994)。（见图6.1]
图6.1影响力的实现：线性模式资料来源：Donald Abelson.A Capitol Ide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165根据霍尔斯蒂的模式，假使A能让B做某事，而C却不能让B做相同的事的话，那么在这一特定问题上，A发挥了更多的影响。如果B不顾A的反对而做了某事，那么就可以假定A在此情况下，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B以A能接受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就可以感受到产生了影响。反之，如果B没有尊崇A的意愿行事，那么A就没有产生影响。总之，影响与政策结果直接相关。
很显然，用这一模式来解释思想库的影响力的发生太过于简单化。思想库学者唐纳德·阿贝尔森对此指出：“想象一下A是以华盛顿为基地的一个思想库的学者，B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A已经发表了关于国家导弹防御的研究，并被要求向委员会证实该项研究。根据霍尔斯蒂的模式，假如A的建议没有被B采纳，将认为A没有影响力。或者，如果A的建议被B采纳，则被认为有影响力(Donald Abelson，2006)166，”事实上，影响力的发生绝非如此简单化和直线化。我们绝不能假定说A的建议未得到B的认可，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没有发挥影响。
也许A未能影响具体政策的制定，却在帮助大众、决策者以及媒体采取其他方法解决潜在的政策难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线性模式外，美国学者们采用全面分析的模式分析影响力的实现。这种模式使学者们把政策制定过程看作是一系列发生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的多方参与者之间的对话。在这一模式中，影响不是与具体的政策结果直接相关，而是通过与政策制定过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不同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来实现。与线性模式相比，显然这一模式更具合理性。这一方法是以研究美国的政策社群，认知共同体和议题网络等问题的学者所做的工作为基础的。①政策社群和议题网络由个体和组织组成，由于具有某一特殊政策范围内的专业知识，他们受决策者之邀而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的各阶段中。这些社群力图影响具体的政策。全面的方法研究众多参与者（由An，Bn，Cn和Dn来表示）是如何试图影响政策制定的环境和政府的政策(X)的。换句话说，研究政策制定的全面方法假定当白宫、国会以及各政府部门和机构里的官员们制定政策时，思想库作为众多群体中的一员(假设是An)，在与其他群体的互动中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力。
（见图6.2）图6.2 影响力的实现：全面的分析模式资料来源：Donald Abelson.A Capitol Idea. McGII_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1 68全面分析的模式加深了我们对思想库影响力实现的理解。全面的模式认为影响以不同方式发生在政策周期的各个阶段，该模式描绘出了A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政策社群、认知共同体和议题网络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政策网络理论。政策社群主要是指由政府部门内和外的政策参与者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认知共同体是主要由专家们组成的，为了认识其他专家的某领域相关政策的思想和主张的网络。议题网络是指针对某一政策问题而言所形成的一个参与网络。参见James Mcgann. The 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 tr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 Inc. 1996. Peter Haas. Knowledg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7. Diane Stone.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Frank Cass. 1996.
真实图景。
还是以唐纳德·阿贝尔森所举的例子为例，即使A未能说服B赞同其提出的建议，A的证词也在媒体、学术界、总统办公室、其他智囊团以及无数国家政策被广泛讨论和分析的地方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事实上A或许并未改变B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中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A缺乏影响力，或在中期以及长期内，A的建议将受到忽视，B不愿履行A的意愿，仅表明在这一情况下B不能或不愿采纳A的意见。影响产生的时段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虽然霍尔斯蒂没有具体说明A影响B的合理时段，但很明显，他根据线性模式提出，一旦B作了决定，A就无法再产生深远影响。若A无法说服B按照其意愿行动，A或许将通过其他渠道来寻求影响。
例如，当联合国安理会明显不同意入侵时，布什政府肯定会派遣军队到伊拉克(Donald Abelson, 2006)168.
全面分析的模式鼓励学者们关注决定做出后发生了什么，这一时期残余的影响会逐渐显现。正如以上所举的例子，如果B没有按照A的意愿行事，并不意味着在中期和长期内A就不发挥影响。而且，即便B按照A的意愿行事，也不意味着A将立即讨论下一个问题。B采纳A的建议确实鼓励了A对其他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发挥影响。与线性模式不同，全面的方法并非要减少对全有或全无的命题的影响，它承认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存在，也承认个体和组织凭借其专业知识和与重要决策者的联系而准备好对政策制定环境与具体的方针政策施加影响(Donald Abel-son，2006)17o。
显然，全面分析的模式较之线性模式更为科学，这种分析模式虽然无法为影响力的评估提供任何实际的框架和方法，但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影响力是如何实现的。全面的分析模式使我们明确了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有时候影响力不取决于思想库政策研究成果（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策略；有时候因为某种特殊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对思想库的政策建议产生很大影响；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也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对思想库的需求。
影响力的构成对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构成，不同思想库的管理者、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思想库的影响力至少有三种形式：设定议程、引领讨论、设计政策。每一个形式都面向不同的听众，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传递信息。设定议程可能是介绍一个新的观点以使公众有所觉悟，或者使公众对一些原本受到忽视的问题产生足够的重视。思想库通过与各种政治机构、企业界、非盈利组织、主流媒体、研究者和学术界的沟通来实现这一过程。在某个特定的议题已经受到高度关注后要引领相关的讨论，这一工作需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去接触特定的决策者，比如国会议员、负责相关事务的政府官员、政治和商界领袖、媒体，以及公民团体等。
这个工作中，包括学者为主要的媒体或者网站撰写观点文章，或者针对有影响力的听众进行演讲。思想库拥有的一个重要能力是“召集力”，即有能力创造合适的氛围，把相关的人员聚集在一起，针对当前重要的议题进行公开的或者非公开的讨论。在设计特定的政策时，思想库需要把负责某个特定领域的高层决策者或者立法者作为目标，有针对性地提供研究和政策建议。这一工作包括学者撰写政策文章、召开有政府官员或决策者参与的非公开研讨会，或者在国会听证会上提供证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管华盛顿项目的副总裁凯·金(Kay King)则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对影响力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思想库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媒体的引用率、网站的访问量、会议的举办次数等数据，以及具体的案例显现出来。以下是凯·金提供的对外关系委员会2007～2009年度的一些反映影响力的数据：
参见布鲁金斯学会战略计划报告。Strategic Plan Brookings"s Thenth Decade-Phase One： 2007-2009. 39 - 41
表6.1 对外关系委员会2007—2009年度影响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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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委员会影响力变量 09财年 08财年 07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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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媒体提及次数 28 010 27 619 25 913
《外交》杂志被提及次数 1 1 18 1 276 756
通过谷歌广告关键词来到cfr. org网站的访问者 175 952 117 121 195 165
记录在案的会议次数 134 119 162
分发给受众的新闻稿件数 32 24 48
“本周世界”（电子公告牌） 46 974 39 214 3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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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2009年8月18日对Kay King的邮件采访。
学者杰姆斯·迈甘认为思想库的影响力由资源变量、需求变量和影响变量三大因素构成。资源变量主要包括运营资金、研究人员以及与政策群体和媒体的关系网；需求变量包含媒体引用率、网络点击量、国会听证次数、书籍出版、会议举办次数等；迈甘把影响变量表述为多少建议被采纳(James McGann，2007)。（具体见表6.2）
杰姆斯·迈甘所发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中，思想库影响力的排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的。笔者认为，迈甘所提出的这三大变量为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但是他所提出的“影响变量”，从实际操作来讲是一个无法街量的变量。除了我们很难在众多智库中追寻某一条被采纳的建议来自于哪一家智库之外，还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智库作为税务免除的非盈利组织不能影响具体的法律条款。因此思想库本身往往不愿意把这一变量作为影响力衡量的标准。
表6.2 思想库影响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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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变量 变量构成
资源变量 运营资金的大小和稳定性、与政策制定者的接近性、研究人员的背景和能力、与资源变量政策群体和媒体的关系网
需求变量 媒体引用率、网络点击量、国会听证次数、官员任命、书籍、报告、会议
影响变量 多少建议被采用
资料来源：james McGann.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S:Academics,Advisors Advocates. Routledge.2007
唐纳德·阿贝尔森把思想库的影响力分为公开的影响力和私下的影响力两种形式。关于这两种影响力形成的渠道，阿贝尔森做了详细的总结，他所指的公开的影响力主要是那些通过媒体、公开会议、国会听证、书籍报告等形式产生的影响力，而私下影响力是指思想库与总统、国会和行政机构之间所建立起了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Donald Abelson，2002)75-79。（详情见表6.3）。
表6.3 影响力形成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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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影响力 私下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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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各种公开的会议、研讨会，就各种国内、国 ●接受政府内阁、顾问委员会的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