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问题进行讨论； ●在总统竞选期间担任顾问；
●鼓励学者发表公开演讲； ●保持与国会的密切关系；
●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 ●邀请政策制定者出席研讨会；
●出版图书、期刊、政策简报等； ●邀请前政党官员在思想库任职。
●制作网站，并允许访问者下载资料；
●增加媒体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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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onald 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
他认为有的思想库不把追求媒介的曝光率等公开的影响力作为首要目标，他们的活动大多通过私下的形式发挥影响力，因此，虽然他们虽不为很多人所熟知，但却对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衡量思想库的影响力时，要综合考虑其公开的影响力和私下的影响力。
阿贝尔森所总结的公开的影响力和私下的影响力，实际上是再现了影响力赖以形成的传播渠道。本书的第四章已经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正是通过这些公开的或私下的传播渠道，思想库的影响力得以实现。
对于以上四种关于影响力构成的分析，为我们衡量思想库影响力提供了一个蓝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思想库业界还是学界，对于思想库影响力的构成还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简单而言，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是由一系列可见和不可见的指标和网络所构成的。
（第二节影响力的测量
对于思想库影响力的测量，长期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霍华德·威亚尔达曾经提出了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分析方法。他指出：“政府的运作很大一部分是在备忘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务院或国防部官员，或者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分析专家的面前摆着你的研究，而且当他给秘书、部长甚至是总统本人写备忘录的时候，正好打开了、甚至引用了你的研究报告，那么在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份研究报告就产生了影响力。换言之，如果你的报告没在他面前打开，或者更糟的是，你甚至不知道谁是负责的官员，你就不会施加任何影响。道理就是这样简单(Donald Abelson, 2006)121.”
沿着威亚尔达的思维逻辑，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总统、行政机构官员、国会议员们关于政策制定的所有言行和文件，那么评估思想库的影响力自然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如果学者们能魔法般地把他们的学术长袍转变成隐身的斗篷，研究公共政策和非政府机构努力塑造它就会容易多了。通过隐身，他们可以在白宫、国会山和许多政府部门和专业行政机构里随意走动，就跟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洞穴般的走廊和楼梯那样容易(Donald Abelson，2006)179。”的确，有了隐形斗篷，学者们就能确定是谁和什么在影响着决策者，他们可以观察总统办公室高层官员会议，偷听到国会重要成员间的电话谈话，且可以接近机密文件，神秘且复杂的政策制定世界将突然变得公开透明。但现实是，学者们不可能藏在虚构的斗篷后去直接观察为什么制定某些政策，思想库又是如何影响了政策，他们必须找到其他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评估思想库的影响力。
对于思想库影响力的具体测量和排名，学者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既有定量研究也有定性分析，既有文献分析又有深度访谈，既有民意调查也有案例研究。
很难说哪一种方法最好，只能说任何一种方法所测量出的影响力都只是思想库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如果说思想库的影响力是一块拼图，那么每一种测量方法都只是拿到了整个拼图中的一块。
定量研究的尝试与问题在定量分析方面，近些年来，思想库学者接受电子媒体访问的频率和其研究成果被平面媒体引用的次数已经成为研究思想库的学者以及社会各界衡量思想库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这种分析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理论和对大众传播所具有的巨大舆论扩散力和影响力的认可上。而且因为这些数据的易得性和经济性，这种分析方法深为思想库学界和业界所推崇。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思想库也积极致力于提高自己的信息传播能力，从而在思想库影响力的排名中占据优势。
但是大部分从事思想库研究的学者都认为，媒体的引用率所反映出的并不一定是思想库的影响力，而只能说明思想库的活跃程度。
在Susanne Trimbath所做的谁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库研究中，采用统计抽样的方法分析了1997年到2005年间，美国17家思想库的经济学专家在11家权威平面媒体出现的次数，进而得出了影响力排名前三位的思想库是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见表6.4）安德鲁·瑞奇(Andrew Rich)采用电话问卷调查的方法，就思想库的影响力、可信度等问题对国会成员和华盛顿的著名记者进行了调查分析。这项调查分别在1993年和1997年进行了两次，1997年的调查花费两个半月时间，共有71名国会工作人员和54名精英媒体的记者接受了访问。
根据这项调查，瑞奇得出了关于思想库的影响力排名。两次调查结果所得出的影响力排名前八位的思想库几乎相同，其中都包含了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等。针对思想库的影响力问题，受访的国会成员和媒体记者中93. 6%的人认为思想库对政策制定具有影响。而关于“你认为当今对于华盛顿公共政策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三家思想库是谁？”这一具体问题，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出现的频率最多(Andrew Rich，2006)75-83。
迄今为止，这是思想库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一项针对思想库目标受众群体的、相对严谨的一项实证研究。安德鲁?瑞奇的研究为思想库影响力评估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石。
表6.4 美国思想库影响力排名
1997～2005年智库被引用次数排名 调查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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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引用次数 2005 200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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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会 2 180 1 1 1
国际经济研究所 1 621 2 2 2
美国企业研究所 1 351 3 3 3
卡托研究所 873 4 4 5
胡佛研究所 658 5 6 *
经济政策研究所 634 6 5 6
城市研究所 577 7 8 8
传统基金会 548 8 7 7
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 421 9 9 9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355 10 13 *
进步政策研究所 346 11 15 12
哈德逊研究所 328 12 16 10
米尔肯研究所 275 13 * 11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265 14 14 *
外交关系委员会 259 15 12 *
国家政策分析中心 220 16 10 *
经济战略研究所 184 17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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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未参与排名
资料来源：http：//www. iie. com/study/methodology．htm.
2009年，杰姆斯·迈甘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全球思想库影响力排名的报告，他采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这项研究首先依据以往的研究和思想库现有的数据库，确定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5 465家思想库。然后，该研究确定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库的标准，然后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专家、学者、舆论领袖、政策制定者根据已确定的标准提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库。
在得到407个智库的提名之后，杰姆斯·迈甘把这个提名目录发送给全球的智库学者、智库管理者、舆论领袖、政策制定者，请他们对这407家思想库进行影响力的排名。迈甘与瑞奇所采用的实际上都是民意调查的方式，但是相比瑞奇的研究，迈甘在抽样选择上更具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对思想库影响力标准的确定上也不具有全球意义。加之迈甘实行调查的全球范围所带来的资金和人力上的困难都使得这项全球性的民意调查报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尽管如此，这项史无前例的全球智库影响力排名的报告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思想库影响力研究的重要性。按照迈甘的研究，目前美国有1 777家思想库，影响力排名前10位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卡托研究所、胡佛研究所。（见表6.5）
表6.5 2008年美国智库影响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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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智库名称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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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华盛顿
2 外交关系委员会《_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纽约
3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华盛顿
Internationalnal Peace)
4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圣塔莫尼卡（加利福尼亚州）
5 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华盛顿
6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 华盛顿
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7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一 华盛顿
tional Studies)
8 美国企业研究所( Arn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华盛顿
9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华盛顿
10 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
资料来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想库与公共社会项目”发布的报告。
2008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定性与个案研究的优势与不足在思想库研究领域，定性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也是思想库影响力评估通常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和长时间段的角度观察和评估思想库的影响力。
大多数情况下，思想库的影响力发挥作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另外，思想库的私下影响力是很难用具体量化的指标来衡量的，只能通过深度访谈与个案研究结合的方法来展开分析。面对复杂而且不可知的政治决策过程，定性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思想库影响力的宏观把握，能够给学者提供原始数据所不能给的一些政策决定产生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如果方法得当，深度访谈可以为影响力的评估提供大量的信息来详细描述塑造公众政策的关键因素。而案例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对思想库影响力进行全面分析的蓝图。学者们通常选取一位总统，分析其任期内所制定的主要政策，其与思想库的关系来进行分析。也有的学者选取一个具体的政策，分析这个政策从提出到实施的这一过程中，思想库如何参与了这一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把定性分析与个案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对思想库影响力展开研究的学者应该首推唐纳德·阿贝尔森。阿贝尔森曾选取卡特、里根、克林顿、布什四位总统作为案例，分析他们在总统竞选期间以及在总统任期内与思想库的关系，以此观察思想库的影响力。阿贝尔森也曾选取911事件作为一个关键坐标，分析911前后对布什政府发挥影响力的思想库。阿贝尔森之所以选取总统任期和危机事件作为案例，是建立在他认为思想库在每一届总统竞选期间以及国际安全危机时期最容易发挥影响力的观点上。在分析思想库对布什政府的影响力时，阿贝尔森分析了布什竞选期间所倚重的思想库，以及911之后到第二次竞选之前在反恐问题、单边主义以及先发制人的外交策略上对其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库。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中，通过分析思想库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网络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思想库能够享有进入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重要机会。1981年，传统基金会主席埃德温与里根政府重要成员的友谊．使得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能够迅速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并进而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新世纪研究所也同样如此，它依靠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网络和知名度的成员来对政策制定者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副总统迪克·切尼都是美国新世纪研究所的成员，正是依靠他们与布什总统的紧密关系，“重建美国国防”报告才进入布什政府的视野，并且发挥了影响力(Donald Abelson，2002)123-143。
虽然定性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可以为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带来很多有益的帮助，但是仅仅依靠这种分析方法也无法获得关于影响力的精确把握。
总之，目前在思想库研究领域，对于思想库影响力的测量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评估框架，也没有一个类似于大学排名的评分体系。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一问题唐纳德·阿贝尔森在其著作《国会的理念》和《影响力可以评估吗》两部专著中都对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的困难性，另一方面也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开拓空间。
（第三节构建影响力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