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学者们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思想库的影响力进行分析，但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对思想库的影响力做出全面的解释。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宏观的、长期的、全面的视角，来构建一个思想库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和指标。
在本书第四章，我们分析了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是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扩散的，有公开的渠道也有隐性的渠道，其目标受众是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舆论。因此，对于影响力的测量也可以分为公开影响力和隐性影响力两部分。对于公开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用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通过对一个时间段内具有代表意义的指标的测量取得影响力的量度。对于隐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结合民意测验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民意测验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抽样的选取。在运用这种分析框架和指标进行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实际测量时，应该首先确定一定数量的思想库名单，然后就这几家思想库在一个时间段，至少是半年或者一年之内的各项指标进行测量。
因为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如何测量影响力，本章的目的只是试图确定一个思想库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和指标，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因此，本章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在进行数据说明时并没有严格限制思想库的取样和时间段。
公开影响力的评估美国思想库公开的影响力可以由以下几个量化的指标反映出来：运营资金、媒体引用数量、国会听证数量、网站点击率以及思想库内前任政府官员的数量。接下来我们来具体分析为什么这些指标可以为衡量美国思想库的公开影响力提供具有代表意义的量度。
美国思想库的运营资金主要来自于基金会、企业、个人和政府。作为在思想的市场自由竞争的商业机构，美国思想库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其产品的竞争力，而思想库产品的竞争力就在于是否产生了影响力。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基金会、企业、个人还是政府机构，他们在选择投资和捐赠对象的时候，最为看重的是思想库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拥有巨额运营资金的思想库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产品一定是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布鲁金斯学会前总裁Bruce Maclaury 曾指出：“当我们寻找资金的时候，你必须证明自己的工作是有成果的、是可以看到的，资金就等于影响力(Andrew Rich，2004) 69。”
基于此，笔者认为运营资金可以成为衡量思想库影响力的一个指标。以下是2008年美国排名前十位的思想库的预算资金统计，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库的预算资金无一低于1 900万美金。
对于媒介引用率和国会听证数量这两个指标，唐纳德·阿贝尔森认为他们只能反映出思想库在政策制定领域的活跃程度，却不能反映出思想库在改变一个政策制定者的观念上的影响力有多大(Donald Abelson，2002)89。阿贝尔森对影响力的理解是“思想库改变政策制定者的观念”，更进一步说，阿贝尔森认为影响力等同于态度的改变。笔者认为这种对影响力的认识是偏僻的。本书在绪论的概念界定部分就明确指出，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实质是影响力，而影响力发挥的重要环节是设定政策议程的阶段。在这样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完全可以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思想库的影响力。
就媒介引用数量而言，这个指标所反映出的是美国思想库为大众传媒设定议程的能力。而大众传媒所具有的为公众和政府设定议程、引导并且塑造舆论的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思想库的影响力在全社会进行迅速、大规模扩散，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美国思想库的学者经常有机会到国会听证会作证，他们所面对的受众是掌握政策决定权的国会议员、议员助理以及来自政府机构、大众媒体等其他各个领域的舆论精英。一般美国国会的听证会都可以通过美国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Cable 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s，简称C-SPAN)进行现场直播，到国会听证会作证不但可以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和舆论精英，而且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影响整个社会舆论。因此，国会听证数量也是一个衡量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另外，笔者通过对一组数据的分析，发现了思想库的媒体引用量和国会听证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比较2001年至2005年间，在美国主要报纸和电视网络上以及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拥有外交和防务政策专业知识的特定思想库的曝光次数，我们可以看到在媒体曝光次数居多的思想库，同样有更多机会出席国会听证会。（见表6.7、6.8、6.9）网站点击率一直以来没有进入思想库研究学者的视野，这个指标所能反映出的影响力也因此一直未能引起思想库学界足够的重视。网络媒体作为一种快速、便捷、全球性、交互性、多媒体性的传播媒介，几乎融合了所有媒介的特点，具有其他媒介所不具有的独特传播优势。作为一个传播公共政策信息的网络平台，思想库的网站点击率可以反映出一家思想库受公众所关注的程度，进而可以反映出其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表6.7 2001年1月~2005年1月平面媒体曝光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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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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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金会 2 129
兰德公司 2 165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2 489
外交关系协会 2 885
布鲁金斯学会 4 045
资料来源：LexisNexis.
表6.8 2001年1月～2005年1月电视媒体曝光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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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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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金会 31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96
外交关系协会 123
兰德公司 129
布鲁金斯学会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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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范德比尔特电视新闻。
表6.9 2001年1月—2005年1月国会听证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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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 证言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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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关系委员会 9
兰德公司 10
美国企业研究所 14
布鲁金斯学会 22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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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exisNexis.
以下是笔者选取的2009年10月18日，七家具有影响力的美国思想库的网络排名。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统计出在一个长时间段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内，所选取思想库的评价网络排名。
笔者所选取的最后一个指标是思想库内前任政府官员的数量。在本书的第二章美国思想库概论部分，笔者明确指出美国思想库的核心功能是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以及推行“第二轨道”外交。这两大功能的实现的前提是美国思想库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密切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美国思想库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旋转门”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思想库内前任政府官员的数量可以反映出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
表6. 10 思想库网站点击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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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名称 全球排名 美国排名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62 827 20 484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 184 038 147 088
ternational Peace)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lnterna- 136 334 76 221
tional Studies)
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23 363 38 505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54 931 24 024
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17 661 4 655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75 606 24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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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Alexa网站2009年10月18日数据，网上只能查到网站访问量的相对排名，实际访问数量只 有每个网站各自才知道。
笔者之所以选取运营资金、媒介引用数量、国会听证数量、网站点击率、思想库内前任政府官员数量作为测量思想库公开影响力的指标，除了以上所阐述的理论上的合理性外，还因为这几个数据的易得性，对于能够反映思想库影响力的一些其他指标，如进入政府做官的人员数量、每年举行会议的数量等，这一类的准确数字只能由思想库自身才能提供，而且大多数情况并不公开，没有其他中立的第三个数据源头，因此笔者把这样的指标排除在外。
隐性影响力的把握关于思想库的隐性影响力，主要是指我们通过量化的指标无法触摸到、感知到的那部分神奇的舆论力量。对此，最好的测量方法自然是民意测验。民意测验主要用于把握舆论的走向、量度和强度。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民意测验就成为了舆论最主要的测量和表达方式。正如赫伯特·阿舍( Herbet Asher)所言，民意测验的重要性在于：“它已经成为美国人了解公民目前在想什么的主要途径( Claude Robinson，1932)。”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民意测验的准确性不断提高，民意测验成为美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的民意调查机构一般可分为商业性和非商业性两类。商业性的有盖洛普、罗珀、克罗斯利等公司，非商业性的有密歇根大学政治研究中心、康涅迪格大学的罗珀舆论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另外，实力雄厚的大众传媒机构也经常性从事民意调查，它们不仅仅自己进行独立的民意调查，而且还与专业的民意调查机构合作，目的是更加准确了解民意。这是近些年来美国民意测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民意测验的两个基本问题是：调查谁，如何调查。关于调查谁，现代民意测验经历了趣味化发展和科学化发展的两个阶段。民意测验的具体方法也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早期的方便抽样，20世纪30年代的定额抽样，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广泛采用的随机抽样。定额抽样的方法是按照要调查的问题，选择与问题相关的人，按照各类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确定各类人在样本中应占的百分比。随机抽样的特点是按照随机原则来抽取样本，调查总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被抽中的同等可能性，完全排除调查者在选取样本时的主观意愿、印象、好恶等的关系(韩运荣等，2005)173。
民意测验过程一般包括五个步骤：测验方案的整体设计、抽样、拟定问题表、征询意见、整理分析测验结果。在这个五个步骤中，最为关键的是抽样。对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民意测验，我们首先要确定的问题就是调查谁。美国思想库从事舆论生产的目的是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制定，也就是说其目标客户是社会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们（总统、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影响公众舆论的目的是对政策制定者形成更强的舆论压力。基于此，笔者把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调查对象确定为：社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的舆论测量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般而言，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议员以及其他行政官员，学者能够与其接触并且进行民意调查的几-非常小。因此，为了测量的实际可操作性，我们可以把对政策制定者的抽样扩展为：政策制定者及其核心丁作人员。
笔者采用这种全面的测量方式的理论出发点建立在恩格斯的“合力论”和传播学的“培养理论”上。①培养理论不讲求短期的“效果”，而是认为应该研究持续的、① 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由G．格伯纳等人提出。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不足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
多次重复的媒介内容究竟对受众产生了怎样的长期的、累积的持久性作用和稳定性作用。就美国思想库对公共政策和舆论的影响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顷政策从提出到立法，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思想库通过各种影响力策略和传播渠道营造舆论氛围、进行舆论扩散。“培养理论”有助于我们明晰美国思想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正是一种长期的、累积的效果。
“合力论”是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的，信中这样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通过本书对美国思想库舆论地位、影响力策略以及深层机制的分析，显而易见，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就是在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相互交错中产生的合力。
行文至此，论文对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产生的机制、影响力传播战略、影响力形成的基础以及影响力的评估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本章虽然不是论文的核心问题，但却是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系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本章对影响力的评估所进行的研究仅仅是抛砖引玉，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