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午后，阳光懒懒的，又是一个人呆在图书馆四楼东边的房间里，斜倚窗边，窗外柳枝新芽初出，几只雀鸟跳来蹦去，就想着古代的读书人的羡慕的境界，“待晴日，奇书看罢，卧小窗，午睡听黄莺!”也不过如此。
我发现自己有点离群所居了，深居简出，对人们多谈论的日常琐事已厌倦了。甚至连感情，有时也淡漠，葱油饼说我病了。
病了，我真的病了？厌倦生活，愁眉苦脸，自卑自闭，茶饭不思，思维迟钝，就连每月一次裸疗的惯例也不想了。就写了一首诗：
生病的人
十二月，
屋子里生满了蛆。
胡同里的老鼠窃笑着猖獗。
城市的霓虹灯没日夜地亮着，
孤独的是钟鼓楼上的月。
每扇门都关着，
你不知道的地方有人在无语望天。
庸俗与猥琐俘获了生活。
墓碑上留下的是古老的名字以及唾液，
你是那个生病的人，
无力地鞭笞着爬入生命的苍蝇。
我想到了在一百多年前，在都林的街头，有一个叫尼采的人抱着一匹马痛哭，撕心裂肺，人们都以为他疯了。事实上，他没有疯，他只是太孤独太失望了。他发现茫茫宇宙，芸芸众生，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对话的人，只能和一匹在人类的皮鞭下仍抬着头前进的马对话。
上帝死了，谁来救赎？
周国平曾写过，对意义的追寻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当这种需要找不到明确的指向时，人就会感到精神空虚，弗兰克称之为“存在的空虚”。当这种需要有明确的指向却不可能实现时，人就会有受挫之感，弗兰克称之为“存在的挫折”。
按这个标准，我仍然是空虚，一片或一团混沌不清的东西。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思考，要写这些文字，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写这样消极的东西了，人们更愿意写一些什么小说、散文之类的，可以娱乐大众也可以免遭攻击，我怕是真生病了。
可我是怎么就突然病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起二年前，屠夫给我说感情是日出来的，女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仅仅是动物而已。那时我只是失落了一下，还讥笑过他，那时还没有病，还每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再后来，周围的人开始逃课、打魔兽、睡觉、泡妞、和女人开房，我也没有生病，每天看书、记录所思所想，情绪也正常，只是偶尔发点呆，这也是正常反应，还和宿舍的人有说有笑的，那时还是好的。那是什么时候呢？哦，一定是那次那个痞子在我喜欢的女人面前说我坏话，朱婷见我说话也少了，后来见他们在一起，那次我喝了许多酒，从那时开始逃课、网吧通宵上网、看三级片片，自暴自弃，满腔怨气，可半年后，我又不再恨她了。哦，我知道了，一定是那次，那天就像正常一样，万里晴空，人们上课，下课，吃饭，睡觉，上网，上自习，泡妞，开房，跟平时没什么两样，我还是习惯性地坐在4号教学楼的402教室的最后一排的靠窗户的位子，零散的几个人在自习室，我看点书，听着广播，传来噩耗，阿桑死了。那时广播里还放着她的《叶子》、《一直很安静》，我就留下了泪水。阿桑是谁？我认识她么？我们素未谋面，更谈不上萍水相逢，我为什么哭了？那时我似乎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又似乎那时没有问过，以后的日子里却常常问起的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就是从那时起，我茶饭不思了。
听着梵音，一整天，呆在昏暗昏暗的房间里，不说话，不看书，不思考，四川鬼子见了，打趣地说，“又想女人了？”
他在四川老家的女友另寻新欢，那段时间里，他整个人消沉了。现在，在这边找了一个女友，常常对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其实，我一直想问他一个问题，当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否真的没有一点哪怕是一点点对过往的眷恋？因为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很轻松，就像痞子牛吐出的一个烟圈，也像屠夫随手丢掉的一个避孕套，或是淫贼呛咳时吐出的一口痰，过了那个点，就再也没有意味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在四川老家的女人，给他打来电话说分手时他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哭。他的哭声很沉，弱弱地，眼泪哗啦啦的不停，身子一直在颤抖。
淫贼还安慰他，“反正你在这边有女人了，她出轨，你也出轨，拉平，谁不欠谁。”
宿舍里的舍友都一句又一句安慰他，他就是不接话，一直抽泣着。我当时还说，“鬼子，你要是气的不行，就直接把楼道里那个蓝色垃圾桶给砸了。泄泄气”。
他哭了好久，就一个人出去了。事实上，是另一个女人拯救了她，她的一个老乡，也是班级里的。他找她聊了很久，向她倾诉。后来，他也喜欢上了她，但他却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包括那个叫芳的女孩。或许，他也知道一个道理，喜欢一个不可能的人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远远地看着她，可观而不可亵玩也。
他喜欢他的那个女老乡的秘密只有我知道，因为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在梦中不断地喊着那个女人的名字，“芳，芳”。
有段时间见他说话的眼神，语气，似乎对那个离他而去的女人蛮不在乎，我开始怀疑我所见，我所闻的一切，问自己，“他那时的眼泪，哭声难道都是假的吗？”
现在，我已经不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见我没回答，他又继续说，“其实，有时候我倒羡慕你，一个人也好，孔老二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我如今算是领教了。”
我说，“你站着说话，腰痛不痛？”
他说，“你别急着反讽我”，喝了一口水，像一个老人一样沉重地叹息着，“时代不同了，规则也改变了。”
我说，“改变了什么？”
他说，“当女性在这个社会中变得更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可怕的现象发生了，男人们就会被这种情形和自己不忍放弃的所谓男子气概逼到了危机重重的边缘，而这时，那些阳痿的富二代、官二代，一边吃着伟哥，一边操着漂亮的女人，同时心里还鄙视着流着眼泪的你，露出淫邪的笑，还有因肥甘厚味而胖大的舌头和黑黄的牙齿。”
我就又一阵心里难过，这和以前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子和流氓纠缠，是同一回事吗？
淫贼回来，见我呆呆不语，疑惑地问，“什么情况？”
四川鬼子说，“老问题！”
淫贼就说，“不就是一个女人么，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我觉得真是合理，恐怕只有他这样的人才会真的这么想了。
就没缘由地想起了一首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有些事，你以为忘记了，可真是这样的吗？
以前听长颈鹿常常念叨着，每个人都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可那坚强是什么呢？对过去的漠视？变得冷酷？
那种没有棱角，酸不溜溜又咸乎乎黏腻腻的酱缸色彩的感情，我永远学不会，没那个技巧。
这一点，我和葱油饼不同，他至少尝试着改变以前的一些偏执的想法，而我，却不想改变，一就是一，眼睛里容不了沙子。
长颈鹿的说法很现实，他说，“如果你总以为后面的才是最好的，总有一天，你会像很多人人一样，辜负了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去验证一个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道理，那时，又有如何？无论如何，你和你爱过的人，都不在年轻了。”
我说，“我就是一个扑腾来扑腾去的鸟，不死不休。”
肥婆说，“你现在说这些话，因为你还年轻，等有一天，你发现生活******就是一个让人越来越失望，到最后无望可失的过程时，就不会这么想了。因为，结局都是一样，预设好了，庸俗地死去。”
也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说辞，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那时还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自诩，说自己已经把人生最难的问题解决了。
生活印证了肥婆的话，至少几年以后，我步入社会，经历了人心的沙漠，总算理解了他的那句话，那段时日，我是想清楚了许多事情，可又同时把更多的事情想糊涂了。
已经很久了，久的我都忘记了。
每天这样一种生活，回到宿舍，倒头躺在双手，发呆，然后起身，走到窗前，看着人来人往，去食堂，买饭，吃饭，回宿舍，喝水，睡觉，对让人们谈论的话题充耳不闻，然后所有人都去上课了。一个人呆在宿舍，打开音乐，沏杯热茶，开始一天的写作。
五一二地震的时候，大家每天看着视频，听着广播，我却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大热的夏天，汗流浃背，整个人感觉都会长出蘑菇了。
葱油饼说，“那些地震后留下来的人，真可怜。”
我几近病态地说，“我和那些人一样可怜，甚至比他们更可怜。”
他说，“为什么？你又不是缺胳膊少腿。”
我说，“他们的家毁了还可再建，我精神的家园毁了，却再也建不起来了。一只鸟儿的翅膀冻伤了，它就再也不能飞了。”他说，“世界是美好的，不该责怪它。”
我说，“我在乎的东西都会让我绝望，又或者想到死，每次都这样，我怕自己哪天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他劝我别再看那些消极的书籍了，别胡思乱想了。
我没听他的话，像个精神病人一样，一本书一本书地看，有时自带着食物，整天不出图书馆。
我是个没有自律的人，在某些方面尤其如此，因为软弱，不免受试探。
我应该是那种不死不休的人，像一种鸟，一生都在飞翔，落地的那一刻，生命就终结了。
长颈鹿每次见我，总是叹息着，“你就是这样的不安分，不停的把自己往绝路上逼，不留退路，以为这样，就会置死地而后生，可最终改变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改变。人家都是翘着二郎腿，慢悠悠地吃着炸酱面，你呢，扑腾来折腾去地转一圈，汗流浃背地回到原点，面已经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