枹罕飞桥是乞伏鲜卑在兰州建立西秦政权后，于乞伏乾归执政时在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修建的。据《沙州记》记载：“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垒石作基阶，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相镇压，两边俱来，相去三丈，并大材，巨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枹罕“飞桥”是鲜卑、羌等居住在河湟地区的各民族群众在丝绸之路上最早架设的一座跨黄河的全伸臂木梁桥，它的修建对畅通丝绸之路，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有关史料记载，枹罕飞桥在义熙三年即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由于这种桥建造不用桥墩，而是根据力学原理，用巨木从河左右两岸层层镇压，向河中心延伸，待两岸伸出的木梁相距10米左右时，用大圆木、板材将两边连接起来，飞架于河谷陡岸之上，状似凌空飞越，故名“飞桥”，号称“天下第一桥”。
位于今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东侧雷坛河上的原兰州握桥，相传是唐代仿“河厉”之制而建的，是一座有名的伸臂木梁桥，为昔日兰州八景之一的“虹桥春涨”。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说，兰州握桥“是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一个代表”。
雷坛河水经此桥入黄河，入冬河流结冰，冰层逐渐加厚，入春，冰融水涨，片片冰块涌向桥下，白水红桥，奇丽壮观。
从枹罕飞桥到兰州握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魏晋时期，吐谷浑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建筑文化，而且开始影响兰州地区的农耕畜牧文化。到隋唐时期，其文化已传播到今兰州地区，并与兰州地区的各民族文化开始交流，给兰州地区已形成的各民族文化增加了新鲜血液。吐谷浑虽以畜牧业为主，但仍兼营农业。史称：“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主要依靠河湟地区羌民及汉人兼营农业。吐谷浑的手工业、冶炼工业都较为发达，主要有采掘、冶炼、制造兵器及金银制作等。这些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兰州本土文化，如仿“河厉”之制而建的兰州握桥就是一个明证。
氐族自称“盍稚”，“氐”是他民族对氐族的称呼。据史书记载，东周时期，氐族就已经形成了定居农耕生活。他们居室的住宅建筑是板屋形式，这和古代西部汉族基本是一致的。《诗经·秦风·小戎》说：“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汉代，兰州属陇西郡，陇西郡治在狄道，也就是现在的临洮，与兰州市接壤。这些记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汉代，包括今兰州在内的陇西郡已有氐人居住生活，二是“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居住在今兰州地区的氐人在内。另据《后汉书·西南夷传》、《魏略·西戎传》、《南史·武兴国传》等记载，氐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与汉族等杂居后，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这说明，氐、汉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交融中的互相影响。
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秦汉以降，至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直至元明清年间，兰州多民族地域文化，因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割据，民族的兴衰、迁徙，各民族及外国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在这统一和分裂的时期中，兰州地区的汉族传统文化不断吸取北方胡族如匈奴、鲜卑等和西北氐、羌等族文化，以及中亚等外来文化的成分，从而巨大地影响了兰州的多民族多元文化。
就总体而言，汉族传统文化、中亚、印度的佛教文化、******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均从四周不断浸润着、影响着兰州地区文化，促使其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对明清时期兰州地区移民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色彩斑斓的兰州民族文化
发生在兰州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和从远方迁徙来兰的千万移民，或征战、或军垦、或屯田、或经商、或建设开拓、或树立大业，在兰州的地域名称、生活习俗、语言气质、古文物上都留下多民族互相交流的深深印记，而移民千里迁徙，带家携口，顶风冒雨，万里奔波，其情其景，无不产生动人心魄的故事。
满汉习俗皆相同
满族发祥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一带，历史悠久。其族源可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肃慎人，汉代以后史书记载的挹娄、勿吉、女真等，都是肃慎的后裔，满族的先民。1635年，皇太极废除旧称，定族名为满族，第二年即帝位，号“大清”。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全国。为了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清政府向全国许多地方派遣大批官兵驻守，建城筑堡，携家眷居住，名曰“满城”。永登的满族，就以这种屯军形式而来。其姓氏主要有戴、唐、伊、席、白、越、袁等。当时管理相当严格，规定满人不得在满城以外居住，不得同外族人通婚。后来，这一规定松弛，满族人逐渐同汉族人同婚杂居，各地大部分满城也慢慢废弃。但至今兰州仍保留着一座比较完整的，如永登的满城遗址即是。据永登方志记载：“清初于县治之南五里，筑一庄丽之满城，遣皇帝贵戚之满官满兵携眷居住其中，以资镇守要地。”那时，由于满族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所受待遇比其他民族优厚，因而人口发展也比较迅速，高峰时全县有满族五百零六户、二千余口，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永登的满族后裔大都改而从事农业生产，人口也逐渐减少。新中国的建立，给永登满族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加上全国各地前来支援兰州建设的满族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使兰州的满族人口又迅速增加，成为仅次于回族的第二个少数民族。
过去的满族人以北京土语为主。他们喜欢养花和培植草木。饮食上喜欢吃水晶包子、麻辣兔肉、羊肉面旗、辣花豆瓣、猪肝炒洋芋、豆腐脑儿等。但现在生活习俗、服装、语言均与汉族无异。
据兰州市满族联谊会秘书长吴继成先生介绍，今天居住在兰州地区的满族同胞约九千人，他们普遍文化层次较高，多从事行政、教育、卫生工作，是新兰州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清真寺里，贴着汉文化的对联
兰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共有35个民族的人民在这里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其中尤以回族同胞为多，有10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所以，走近兰州，漫步兰州，现代化的都市里，随处可见阿拉伯式的拱顶清真寺。清真寺建筑一般由礼拜大殿，传授宗教知识的经堂和沐浴室三部分组成，主要包括极有民族特点的礼拜堂、庭院、凹壁、讲坛、宣礼塔、拱顶和券门等。兰州历史上的清真寺，多采用中国古老宫殿的建筑形式，殿脊隆起，飞檐四出，雄伟古朴，庄严肃穆。现在新建的清真寺形式多样，既有古典建筑和现代建筑，也有阿拉伯式建筑。如榆中县朱家沟的清真寺，其造型与结构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的大殿形式。
然而，就在修建于兰州的清真寺里，竟也吸纳了汉族人贴对联的做法。
如兰州市绣河沿清真寺礼拜大殿的对联是：
此处即教门，明道修身，要晓得生于何来，死于何去；
而今循义路，归真复命，方知是共之不合，分之不离。
礼拜大殿的楹柱联是：
穆圣护温麦提；
真主惠赐众班德。
兰州桥门清真寺礼拜大殿联：
古兰载正道，护国民恩波远；
圣谕劝佳行，正己化人德泽长。
兰州西关清真寺礼拜大殿古联：
梵音默诵，每拜首而自修身，无事尘心入界；
鸟革翚舒，大观瞻以视圣寺，恍和瀛海归来。
横额：一心守正
兰州坊清真寺唤礼楼联：
寺台数级乃圣地；
碧水环流别有天。
一览无遗，独占地势，
五时常拜，道阐天方。
这些楹联含有教民劝善的蕴意，又透出汉字书法艺术的感染力和浓浓的文化氛围，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汉、回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神秘的薛家湾人
永登县薛家湾的神秘，大概可以追溯到清代。传说有一天，薛家湾村来了两个人，要村里的“高手”给他们算上一卦。一名中年“卦先生”来到了二人面前，他定眼稍稍端详了二人的脸，立刻说其中一人有当皇帝的命，一人有当丞相的命。二人大吃一惊，相互对视，并暗自叫绝：“好厉害的卜卦人！”其实，此二人就是微服私访的雍正皇帝和他的随行丞相。雍正皇帝接着问：“卦先生，你自己是什么命？”“卦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兵部侍郎命”。之后“卦先生”又说，他某月某日将要进京、某月某日见皇帝、某月某日会被封官等等。雍正心想：“你想得倒美，我偏不让你当官，看你算得准不准。”雍正回京后，提前一个月发出圣旨，让那位能卜自己未来命运的“卦先生”进京。谁知，几十天的连绵阴雨，耽搁了赶路的时间，“卦先生”恰巧在他算定的时间到了京城，见到了雍正皇帝。雍正对此十分惊奇，就真的给他封了个兵部侍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薛家湾人救助落难皇姑的故事，更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同治年间，兵荒马乱，皇帝的一个女儿落难失散，被薛家湾人收留。她在这个小村庄一住就是三年，后来又回到了宫廷。皇帝为了感谢这些算卦的人，要封官给他们，却被婉言谢绝了。皇帝说：“那就赏些钱给你们吧！”薛家湾人也没要。无可奈何，皇帝只好说：“干脆封你们走州吃州，走县吃县吧！”于是，这些人从此便游走天涯，帮人卜卦算命，不论到哪里，县衙都要好生款待，管吃管住。时间一长，许多衙门不干了，觉得不成体统，薛家湾人也觉得不自在，索性走到哪里有庙宇，就住了进去。从此，这些四处流浪的卜卦人晚上常常以破庙、麦场、沙窝、守瓜棚等处为栖身之地。
解放前，薛家湾的成年妇女留长发，挽起后在头顶盘成高髻，还要用黑头巾罩起来。她们年轻时也裹脚，不过是长方形的尖脚。薛家湾男人以前穿长袍，女人穿大襟袄。这样的服装，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消失了。
薛家湾人曾经使用过一种隐语，也称“密语”或“绍句”。他们把炕叫“文台”，把耳朵叫“听宫”，把眼睛叫“照宫”，把鸡叫“勾张”，把开水叫“滚轮子”，把房子叫“开瓜”，把丈夫叫“荷代”，把妻子叫“胭脂”，把吃饭叫“绕散长”，把父亲叫“根子”，把母亲叫“模子”，把小孩叫“阿燕子”等等。这些隐语实际是将汉语的一些关键词汇进行了加工改造，只有薛家湾人才知道其中含义。这种语言，薛家湾人平时并不使用，而是用当地的汉语互相交流。那么，这种隐语在什么场合才使用呢？据介绍，当有外人在场时，薛家湾人之间为了便于说话，又可保守秘密，或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人的不悦，才使用他们自己创造发明的“密语”。这种语言，不是一种民族语言，而是在他们独特的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职业”语言，也可称为“行话”。
有专家通过对薛家湾人的调查研究，认为他们不是苗人，也不是人，更不是吉普赛人。他们最初可能是南方移民，在特殊的地理、经济等客观环境中，在人们互相之间的不断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有着显著特点的群体。薛家湾人的风俗习惯、语言服饰等特征已经出现了趋于消亡的迹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不同于周围村民的各种特点最终也将彻底消失。
也有专家认为：薛家湾人的族源、民俗传承及特点与汉族无大异，所使用的特殊语言“绍句”，也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隐语，而非少数民族语言……他们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断迁徙，最后因有共同的行为及习俗而集合于一处的特殊的民间职业集团。这种人文现象在中国极为罕见，不论从民俗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汉民的村落里，上演着蒙古人的舞蹈
在民俗文化方面，多民族的融合也留下了明显的印迹。如兰州近郊的榆中县，在元代，蒙古人曾统治达一百四十多年，至今这里留有鞑靼崾、巴什沟、达尔多（大耳朵）等地名。
该县苑川一带的村庄在农历七月有庙会，热闹异常，形同蒙古的那达慕，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的办会，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山人海。会上有“鞑靼神”的游艺节目，由一男巫师站在桌面上，戴假辫子，脸上搽粉，另一男巫师站在桌前地下，手执马鞭在桌面上一击，问：“你从哪里来呢呢？”桌上立者答：“我从西方来呢呢！”一问一答，互相考问，内容幽默，引得围观的众人乐不可支。另外还有“迎盘”节目。届时，在村巷中每隔一段摆一张条桌，上摆大馒头、果品，桌头绑插一面旗帜。这样的桌子共摆十几张，总长度达一百多米。节目开始，由八名男子手拿羊皮单面鼓，其中两人身穿无袖百纳衣，头上戴假辫子，由他俩领头，其余六人身穿长布衫，开场之后，他们按节拍击鼓，有假辫子的两人在前边带头走动，头上的辫子甩动起来如同今日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边甩边沿摆桌子的线路走动。紧随其后的六个人，踏着鼓点节拍，互相碰撞，作舞蹈状前进，并由一人领唱，其余的和声、尾声是无歌词的拖音“啊哈唉嗨”，反复多次，极富蒙古草原上的歌曲韵味。
当地汉民们在玩社火时，在很多固有的狮子、龙灯、竹马、七巧灯之外，还夹杂有“鞑靼摔跤”节目。此节目的扮演者仅一个人，此人先在背上绑束一块长条形木板，板上有木架做的两个半身人形状的木偶，其大小与真人一样，用棉花和布制头，上画眉眼，头顶有辫子。“两人”的布袖胳膊作互擒牵扯状。扮演者的两只脚腿及两个手臂均穿裤子及靴。上场时，表演者匍匐来到广场围观者中心，手、足作互踢状，口中“呃、呃”作声，背上的两个半身木偶人也晃动如同相朴、摔跤的样子，然后往左右跌倒，起来又跌倒。在社火灯笼的光亮下，宛如两个蒙古人在草原上摔跤似的。整个节目热闹欢快，是当地汉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显然，这个游戏是当年的统治者——蒙古人留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