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肃王朱来兰时，大批的公侯大臣、护卫甲士、巫医乐师亦随之迁兰。这些早期的江南移民不仅将那里的饮食、服饰、称谓、种植方法、风俗习惯以及方言词汇带入新的环境，还将一些神话传说引入兰州，世代相传。在诸多民间传说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晏公庙与晏公斩蛟”的故事了。
20世纪50年代前，兰州黄河铁桥东侧城墙下，有一座不大的晏公庙，门口设木栅栏，内塑怒目执剑戎装的晏公和手攥水蛇的副将（兰州歇后语，晏公爷的伙计——攥死蛇。即来源于此），还有晏公在惊涛骇浪中斩杀蛟龙的壁画。在兰州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晏公庙曾被改为茶园，1958年拓建滨河路时，庙被拆除。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晏公庙，在广源门外河滨，康熙三十五年重修。”但旧县志载称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晏公庙的修建，是和流传于江南晏公斩蛟的神话故事是连在一起的。
传说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兰州连降大雨，黄河水猛涨，人们惊慌失措，拖儿带女纷纷向南北两山的高地逃去。这时黄河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忽高忽低窜来窜去的蛟龙，在水中摇头摆尾推波助澜，蛟跃水涨，越涨越高的大水涌到城墙跟前，东川成了一片汪洋。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水北门城头上闪出一个威风凛凛的人来，这人就是晏公。他虎背熊腰，膀宽力大，手提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见蛟龙兴风作浪，气得两眼冒火，厉声喝道：“不斩此蛟，兰州难保！”说完纵身跳入水中。
晏公与蛟龙大战了几十个回合，终将蛟龙杀死。顷刻之间，鲜血染红了黄河水，晏公一手举剑一手提蛟龙的头，浑身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在浪头上一显身，之后就渐渐消失在波涛浊浪之中。当天风浪平息，黄河水降，兰州城里和四乡的百姓得知晏公献身的消息，忍不住恸哭，杀猪宰羊在河边祭奠。后来老百姓为了表达对晏公的敬意和怀念，就在晏公投水斗蛟的地方修起一座晏公庙，塑上他的像，岁岁祭祀。
据查证，兰州晏公庙应建于明初，原因是肃王迁兰，南人扈从者甚多，鉴于兰州城濒临黄河，与南京在地形地貌上有相似之处，就将江南流传甚广的神灵晏公救驾明太祖、晏公降服猪婆龙（即鼍龙或称扬子鳄）的故事传引嫁接到兰州，并修庙立祠，移民们祈祷黄河永不泛滥，海晏河清百姓永享太平，过上美好的生活。
如今在南京秦淮河下游电视塔附近还存有晏公庙东、晏公庙西的地名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金城处处闻吴语
肃王册封来甘后，沿袭九世11王，计284年。故大批江南（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之地的皇亲贵族、公侯大臣、军政护卫、商贾眷属以及百工之人也随着迁徙来兰，人口达数万人之多。据史料记载“明之初，兰人自江南迁徙而来者十居八九”，这些人来兰后形成了新的移民群体，一度形成在兰州满城皆操吴音、服饰皆如江南的局面。这些早期的江南移民定居兰州后，将原籍的民俗风情带入新的环境。他们带来的南方手工业、语言、服饰、发型、饮食、建筑等文化，很快成为兰州人争相追逐的时尚文化，兰州人被南来的先进文化同化。明肃王府移师兰州后，为丰富和传播兰州语言打下了牢固基础。这些江南移民在与土著各民族长期的生产、生活交流中，相互融合，不断地交流演变，以适应新的环境，形成了移民城市新的习俗，沿袭数百年，至今那些独特的江南风情还在兰州保留着，并且还能从现在的兰州地名、沿袭、称谓、方言词汇、饮食、民间传说等方面依稀窥见到江南遗风的一些蛛丝马迹。
今天兰州的语言除保留了部分古汉语字词的发音和词义，音译或意译借用了一些少数民族常用语言的字词外，相当一部分与安徽凤阳、江苏南京的方言同根同祖，完全相同。要说有差异，也仅仅是在音色方面。如普通话中的蚯蚓、舅舅、姑母、姨妈、寿衣、很早、砚台、扁扁的、鞭炮等用语，在兰州、凤阳、南京的方言中都分别同称为曲蟮、阿舅、娘娘、姨娘、老衣、老早、砚瓦、扁塌塌的、炮仗子等。解放前，兰州人还把商铺里的小店员文雅地叫做“相公”。
从明代一些古文和兰州现存的一些明代碑刻来看，明太祖朱元璋家乡的方言并未被广泛使用。但在明肃王长达284年的统治中，兰州人讲话时流行的无疑是源于朱元璋家乡的方言，而在作文章时用古汉语。
历史进程走到今天，普通话已经成为兰州的通用语。
外地人到兰州普遍的感觉是，语言的沟通和交流很方便，因为兰州人特别是中青年人都能自觉熟练地讲普通话。这也源于20世纪50年代，大批东北、山东、上海、中原的建设者汇集兰州，在语言语音方面互相影响，于是就产生了新的兰州“京兰腔”。而这些移民的后代们，常常是和自己儿时的伙伴在一起时讲兰州话，在外应酬交往时说的又是普通话，对父辈老家的土话方言，则是能听懂而不会说了。
从兰州土话到京兰话直至普通话是兰州移民城市的一个最佳体现。
江南遗风今犹在
时至今天，兰州还存留着这样的一种乡俗：每到年三十晚上，家人都要到院门口烧化冥币，祭奠祖先，女人们也总要号哭一场，诉说心中的恓惶，非人不拉决不收场。这些习俗都是从明初遗留下来的。据编纂于清光绪十八年的《重修皋兰县志》载“……除夕，男祭于寝，妇人哭于大门之外，有明之初兰人自江南迁徙而来者十居七八，妇人除夕遥祭母家亲属，天涯望哭，遂以成俗。”
同时，江南出稻米，民以食米为主。江南移民到兰州后入乡随俗，主食变为地产的麦、糜、谷。不过聪明的江南移民因地制宜，将一些故乡的饮食烹饪方法加以改进，赋以新的内容。兰州人有一种糜面主食叫油馕疙瘩（猪板油、葱、花椒制馅）、黑油疙瘩（胡麻炒熟碾碎加调料盐制馅），是将黏黄米面烫好将馅包入，捏成柿饼形，下锅煮熟，连汤舀到碗里搛食，其味香甜软糯，其做法就出自元宵。
另外，每到春节，兰州的社火节目中最具江南特征的莫过于“河蚌姑娘”了。这是在形状如蚌壳的两爿竹架上糊以粉彩纸，化妆好的漂亮女孩钻入壳中操纵，随社火队前进时跟鼓点开闭蚌壳亮相，时闭时开，引人注目。兰州不产蚌，当然这种社火形式就是江南遗风的再现。同样，兰州没有船，也没有艄公，而社火中的旱船、艄公及文雅的“十道河”伴唱，明显是南方来的节目。江南“河蚌姑娘”、旱船融入了兰州的社火，使兰州社火的内容里添加了新的元素。
漫步兰州街头，我们今天看到的城郭是明洪武十年（1377年）修的内城，宣德年间（1426—1435年）修筑的外城。城中的道路均按江南习俗以大路为街，小道为巷的名称拟定（计有东大街、西大街、贡元巷、箭道巷、五福巷等百余处），有别于当时北方各城市街巷名称如里、道、弄、路、胡同等。如今兰州的一些移民后裔还能准确的讲出其先祖在原籍的街巷名称，如安宁廖家庄的廖姓称他们的先祖是从江南苏州府吴县铁瓶巷迁兰的。两地相隔万水千山，地名均以街巷之名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和印证。
另外与江南移民遗风有关联的地名还有小西湖（原名莲荡池、明肃藩建）、桑园子（明肃王常怀故土之念，以记江南习俗植桑养蚕缫丝，故名）、鱼池子（明肃王养鱼池塘）、山字石（肃王花园，为游玩观赏之所，又名凝熙园）等。
兰州历史上多次的战事，古丝绸之路上热闹的商业贸易，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沟通以及异地人们的频繁交往、互相融合、彼此渗透，使得兰州社火里出现了江南旱船，市区里唱起了回族“花儿”；边塞诗人岑参在这里留下了苍凉的诗篇，左宗棠、张大千各自留下了墨迹。由此，在人们的精神素质、价值取向以及风俗习惯等等方面，都留下了多元文化融合的内涵。
流亡的人们，带来了抗战时期兰州的繁荣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半个国土沦陷，中国整个重心向西南作战略转移，首都迁到重庆，沦陷区的一些机关、团体和学校也纷纷避难迁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边远闭塞的兰州变成了流亡同胞避难的场所，加上苏联援华的物资和战机把这里作为中转站，一时间，战略地位变得骤然重要，兰州成了支持抗战的大后方。
同时，沿海工业的一些设备、资金与技术人员纷纷西迁兰州，以寻求安全生产地。随着内地工厂大举迁兰，平、津、沪、杭及其他各地大批商业团体也纷纷迁往兰州，沦陷区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难民也大量投奔这里。人口的骤增，使商业呈活跃态势。兰州一时间店号林立，商贸兴盛，人口随之大幅度增加，出现了兰州现代第一次移民高潮，抗战时期人口由1935年的96000余人，增加到1944年的170000人，增长近一倍，荒凉的兰州突然间变得热闹起来。
在这部分移民中，东北籍人占到了很大一部分。
东北军于学忠部驻甘时，其所属51军部在兰州，于学忠还一度担任省政府主席（1935年11月—1937年3月）。日寇占领东三省后，东北军撤退到大后方陕西、甘肃，“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次年于学忠部东调，部分军政人员及其眷属滞留兰州，从事各种职业，内中有不少高级人才。如兰石厂高级工程师李介年原籍辽宁昌图，父亲李正阳是张学良的首席日语翻译，张学良被扣囚禁，他们便在兰州落户。当时流落到黄河北庙滩子的东北籍军人就有好几户，其中有一位专治跌打损伤及刀枪伤的“东北沈阳关大夫”，牌子做得气派醒目，但由于家中人口多，故生活仍然十分拮据。
原兰州市副市长任震英就是抗战时期来兰的大批东北移民的优秀代表。任震英，“中国规划设计大师”，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学家，毕生致力于兰州城市规划建设和我国城建规划事业，是白塔山公园的开拓者、设计者。
1937年1月，任震英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同年3月逃过日本宪兵的封锁线，翻墙到侯竹友家避难。接****地下党组织命令后他和侯竹友化妆为新婚夫妇乘车到达北平，并为掩耳目举行了一个基督教婚礼。“七七事变”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们迅速转移，离开北平到天津英租界后转西安，又奉董必武指示以工程师身份携妻来兰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谢觉哉、伍修权在互助巷八路军办事处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下达了任务。从此，任震英夫妇便在兰州扎下了根，为兰州的城市建设贡献了毕生心血。
沿海技术人才西迁，近代兰州工业起步
抗战的开始，使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开始注意到西北地区的重要性，沿海工业的一些设备、资金与技术人员随之西迁兰州，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建设资金、交通工具及其他条件，相应得到改善，兰州近代工业的发展出现新的契机，促使工业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厂数目迅速增加，工业类别初步健全。兰州近代工业在抗战前仅有制革、纺织、冶炼，印刷、火柴、纸烟等几个行业。但在抗战爆发后，不仅原有行业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机械制造，玻璃、化学、造纸、制药、面粉、水泥、电气等工业应运而生。特别是沿海大批技术人员的涌入，为兰州近代工业的奠基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38年1月至1944年6月，兰州的工厂数由27家猛升到246家，增加8倍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毛纺业、面粉业、机器制造业、制药业、制革业、造纸业、化学工业、建材业、燃料及动力工业。重要企业包括：甘肃制呢厂（前身是兰州织呢局）、兰州纺织厂（今兰州第一毛纺厂前身）、西北毛纺厂（今兰州第二毛纺厂前身）、兰州面粉厂、西北面粉厂、兰州机器制造局、兰州机器厂、西北制药厂、甘肃省卫生材料厂、兰州制革厂、建国制革厂、甘肃省银行造纸厂、富陇造纸厂、甘肃化工材料厂、兰州实用化学厂、甘肃水泥厂、明华玻璃厂、锦生玻璃厂、阿干镇煤矿、窑街煤矿、兰州电厂等。
当时，兰州近代工业手工操作的基本面貌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比起战前的状况，却有了很大改进。据统计，1938年1月至1944年6月，兰州工业资本总额由1476万余元上升到1亿多元，净增8601万元之多；工人数目，从几百人增加到3380余人。
西迁的大批技术人才中，兰州西北毛纺厂创始人刘鸿生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刘鸿生（1888—1956年），浙江定海人，曾留学加拿大，1906年回到上海，任英商开平矿务局推销员、买办，1918年后创办民族工业。他以火柴工业起家，成为闻名全国的“火柴大王”。在同外国洋行的斗争中，他的企业从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他也由此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杰出代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海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摧残，他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香港沦陷后，又到了重庆，并在重庆、兰州等地创办火柴、化工、毛纺、水泥等工业。他对甘、宁、青三省得天独厚的羊毛资源早有兴趣，亲自或派人多次进行考察，决心在兰州创办毛纺工业。
1940年，他与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兰州开办“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合资开办了西北洗毛厂，使之成为兰州第一个现代毛纺工业企业。其成就和品德，恰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赋诗称颂的那样，“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惟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涓，勤攻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还有王云海，字蓬秋，1891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早年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同盟会保定分会，在保定师范参加了辛亥革命。
1920年赴美勤工俭学，毕业于辛辛哀特大学机械系和福特汽车公司专科学校。1926年回国后，先在上海一私人汽车公司当工程师，1929年至1935年在南京赫金汽车公司任代经理，并负责开办汽车学甘肃水泥公司厂房建筑全景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使他的“实业救国”梦想完全破灭。他于1935年冬毅然携带家眷来到兰州，担任兰州市电灯局局长，1937年春在榆中县任县长。为兰州近代工业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生意人蜂拥而至，兰州商业异军突起
从1935年开始，京、津、晋一带的商人和商业团体及流亡人口就陆续迁往兰州，最初经商者一般不带家属子女，而抗战开始后不得不将家眷接来兰州，甚至连晋南蒲剧也搬来兰州上演。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兰州，除原来的商号扩大、从业人口增加外，还出现了遍布于全市的小商业经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