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的创作动机，与其作时有密切的关系，从王逸《楚辞章句》开始，古今学者大多认为作于屈原晚年被疏而放逐之时，主要的目的是寄托被放的忧愁忧思。此种说法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大清一统志》（1）、《湘阴县图志》一类的书，也说屈原在被放，于湘阴东北屈潭之玉笥山上作《九歌》。然而，验之《九歌》本文，其中并无所谓被放的忧愁忧思，而考其中所祀之神，其规格甚高，只有王室贵族才有资格祭祀，也并非沅、湘民间所能祀之神。明代汪瑗等学者对此已有疑问。因此，以上说法并不可信，很有重新探讨的必要。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八云：“《汉书郊祀志》载谷永之言云：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却秦军，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则屈子盖因事以纳忠。故寓讽谕之词，异乎寻常史巫所陈也。”认为《九歌》是怀王朝奉王命而作。马其昶受此启发，进一步认为“《九歌》之作，原承怀王之命而作也。推其时在《离骚》前”（《抱润轩文集·读九歌》及《屈赋微》本篇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郭沫若《屈原研究》根据《九歌》歌辞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断定作于年轻得志、未失意时。陈子展《楚辞直解·九歌解题》又据《国语·楚语》及《九章·惜往日》篇证成郭说，并指出《九歌》是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其中的大手笔之一。金开诚《屈原集校注》也认为《九歌》当是屈原在怀王朝任职三闾大夫，掌管宗族事物时加工修改而成。由此可见，《九歌》作于屈原未放之时。但屈原为什么作《九歌》，其创作动机是什么？仍不清楚。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一《离骚》《天问》中“九歌九辩”的含义与屈原作《九歌》的动因春秋战国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的乐舞规模既要符合礼仪典章，又要能够有助于国家的政教。祭祀礼乐的僭越混乱，预示着国家政教的衰落。《礼记·乐记》论述乐的政教作用说：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中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和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由此可以看出“乐”对于政治的重要性。所以屈原对于祭祀礼乐十分重视。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对于楚国宫廷和民间的淫祀及僭越的危害早有认识，并锐意改革。这从他的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离骚》一诗，处处以兴亡为喻，屈原历述历史上的明君作为楚王的正面榜样，而以历史上的昏君作为楚王反面的教训。说到礼乐失序，而导致亡国，则以夏为戒。《离骚》的陈辞部分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朱冀解释此句：“此下七章，乃自陈其平日以往昔兴亡之故谏君，而撮其大略如此耳。要知大夫一言一泪，一字一血，全是为楚王对症发药，并非心闲无事，坐古庙中，对土木偶人攀今吊古也。此一章对楚王不思继穆庄伯业，而耽乐是从。”（2）可见屈原对当日楚国歌舞礼乐的混乱状况是何等的痛心疾首，他急欲改变这种状况，从而实现文治武功的心情又何等的迫切。除《离骚》以外，屈原作品中提到“九歌九辩”的还有《天问》。《天问》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弄清二诗中“九辩九歌”的含义，以及它们与屈原创作的《九歌》之间的关系，是弄清后者创作动机的关键。王逸以来的众多学者，都认为上举《离骚》中的“九辩九歌”为古代的乐舞名，但如依传统说法，此句不合《离骚》句法常例。赵逵夫先生经过周密考察，认为此句中“九辩九歌”应为动词谓语，并进而对其意义进行了揭示，对我们了解“九辩九歌”与《九歌》的关系也很有启发。他说：实际上，这两处的“辩”、“歌”都是动词。《归藏·开筮》曰：“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谓九歌。”其中“辩”字就用为动词。“九”在这里是表示次数之多。夏代是阶级社会的开端……民主选举部落首领的社会形态……转变为专制的奴隶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启除了以武力打击反对势力（如讨伐有扈氏）以外，必然要采取一些文治的手段，如夸大和宣扬禹的功绩，夸大和宣扬禹家族在部落联盟中的作用，辩说和歌颂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等等。《离骚》、《天问》中所说的“九辩九歌”正是指此。（3）由此可见，夏启时的“九辩九歌”，其内容主要是“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启能承先志，缵叙其业，育养品类，故九州之物，皆可辩数；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王逸《楚辞章句》）。“九辩九歌”的文治，主要强调等级，和统治阶级的“威”（刑法杀戮）一样，是奴隶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手段。屈原初登政坛之时，正是新兴的封建制度在列国兴起之时。楚的劲敌秦国因变法而迅速强大，威胁着楚国。
楚国要想与强秦抗衡，也只有变法图强一条路。所以屈原一再主张举贤授能，整饰法度，论功行赏，取消统治阶级的特权。而楚国当时的现状却恰恰与屈原的希望相反：一方面是旧贵族因害怕失去特权而反对改革，另一方面是“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汉书·郊祀志》下载谷永说）。面对楚国朝野上下淫祀成风、僭越相属的现状，屈原以此为契机，为宫廷祭祀制作乐歌，从文治的角度考虑，并为变法铺平道路。名之曰《九歌》，正是取夏启以“九辩九歌”实行文治的用意。这是屈原用祭祀乐舞的教化功能，柔性地改变楚国不良现状的尝试，也是他借此以使楚国朝野上下警悟，并进一步实行变法的美政理想的不可或缺的一步。《左传·文公七年》载：“《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可以说是屈原制作《九歌》的动机的最好的说明。《离骚》中有两处提到“九歌”，陈辞部分的一次与启有关，前已说过，结尾部分写自己的神思飞上九天，在想象的世界中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观赏着自己制作的《九歌》，诗云：“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这里的《九歌》显然是作者自己所作的《九歌》，因为那是他理想的象征。今本《竹书纪年》云：“帝启十年，舞九韶于天穆之野。”《离骚》云：“奏九歌而舞韶。”屈原《九歌·东君》一首也云：“应律兮合节，展诗兮会舞。”由此可见，《九歌》本为歌乐舞三而一的形态，从音乐和歌辞的方面说，则为《九歌》，从舞容的方面说，就是九韶。屈原作《九歌》，并非启时的原样，但其用意与夏启《九歌》是相同的，他的作《九歌》，绝不可能只停留在对沅、湘流域民间巫歌的更订和改写这样的层面上，也绝非仅仅因为见其辞俚俗而欲使之雅训些，而是带有政治上的目的。二《惜往日》中关于屈原修明礼乐的记载《九章·惜往日》的开头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这几句是追述屈原未放之前受楚王信任并谋求变法图强的情形，与《史记·屈原列传》所述“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以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的情况相符。这几句诗中有一个校勘问题，涉及到我们对屈原制作《九歌》的动机的考察。“受命诏以昭时”一句中的“时”，朱熹《集注》曰：“一本作‘诗’，非是。”从此后，通行本皆作“时”。蒋冀、戴震等亦作“时”。而洪兴祖《补注》云：“‘诗’，一本作‘时’。”结合王注此句“君告屈原，明文典也”的说法，可知王逸本作“诗”。游国恩先生也认为作“诗”者是，而作“时”者非。那么，屈原“受命诏以昭诗”的“诗”到底是什么呢？杨树达先生考察先秦典籍中诗的含义，作有一篇《释诗》，为论者广泛引用，杨氏认为，“诗”古文作“”，从言，声。言即言志也。（4）志从心，从。本义为记忆、记载。《国语·晋语九》：“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注曰：“志，记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那么，“诗”便是负载记忆的口诵形式。“诗”以韵语的形式记载、承载民族的历史文化。孔颖达《毛诗正义》于郑玄《诗谱序》下疏云：诗一名而三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