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起源问题的研究历史由来已久，但歧见纷出，莫衷一是。近年来，由于古籍辨伪学及辨伪思想的进步，学术界对五言诗起源的核心问题——“苏李诗”、“枚乘诗”的真伪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在此基础上，钩辑前人没有涉及到的新材料，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尝试对五言诗的起源等问题作进一步探索。本文的讨论，将从对近年来五言诗研究新动向的述评开始。一五言诗研究的新动向近年来关于五言诗的研究，其焦点实际上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文选》卷二十九所收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的真伪。根据刘跃进先生研究，汉末的刘桢、曹植及晋宋诗人作品多有化用苏李诗诗句或套用苏李诗词句者。颜延年《庭诰》云：“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也并未完全否定李陵之作，只是认为其中混有他人假托之作。据《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贞《索隐》及张守节《正义》并引韦昭语，《孔雀东南飞》也可能是东汉中期以前之作，那么，“对于《文选》中所收录的所谓‘苏李诗’及其他‘古诗’，在没有更充分的论据的情况下，我们与其推出新说，还不如保守一点为好。”（1）现经我们研究，苏武之诗，其中说到“结发为夫妻”“俯观江汉流”等，显然与苏武的情况不合，更非赠李陵之作，当是后人因李少卿之诗而附会为苏武诗，这里可以不论。但李少卿《与苏武诗》，并无可靠证据可以否定非李少卿之作，则我们应仍认为李陵（少卿）的作品。章培恒、刘骏先生有《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对此有详细的论证，可参看。（2）另外由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则明确提出五言诗成熟于汉初的观点。二是《玉台新咏》中所收枚乘诗9首，今人多谓为汉末人之作。然其第一首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乃是西京时作品；第二首《东城高且长》，学者们已证为太初改历以前之作；第三首有“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二句，同《韩诗外传》“代马依北风，越鸟巢故林”（《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引）大体相同，则亦出于西汉之时。第四、五、六、七、八、九首，颇涉男女之情。然《汉书·枚乘传》云：“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
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则枚乘之生活方式及态度可知，无论与皋母，与他人，皆有可能有赠诗或怀念之作。（3）胡应麟、张裕钊、吴汝伦、黄侃等皆主为枚乘之作，故本文亦主与其过而弃之，勿宁过而存之之义，视为西汉之作。（4）三是《古诗十九首》中除同时列入《玉台新咏》枚乘之作的八首之外，还有个别作品为西汉之作。现在可以肯定的有《凛凛岁云暮》一首，学者们肯定为太初改历以前的作品；《明月皎夜光》一首，逯钦立先生证为王莽时作品。其中“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白露”、“秋蝉”、“玄鸟”，按《月令》皆夏历八月景象，但其中说白露变、玄鸟逝，则作诗当在九月，这便与“促织鸣东壁”一句所写一致（《诗经·七月》：“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新莽以十二月为正月，则新莽之孟冬正为夏历之九月也。这样便与“玉衡指孟冬”一句亦一致。（5）以上诸家都主汉初五言诗不伪说，近年来，持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所据材料大体不出以上所论，兹不赘述。我们认为，在无确切的材料证其为伪的情况下，姑且信从古来之说，应是可取的。然而，介于诗歌文本理解的多义性特点，如果仅从作品自身内部的一些线索出发，寻求汉初五言诗不伪的证据，则似乎也很难说服反对者。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新的五言诗材料的发现。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以及古籍辨伪成果，为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本文钩辑相关新材料，作为汉初五言诗不伪说的补证，并尝试对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作些探索。二先秦五言韵语：五言诗之源挚虞、刘勰以来，以为五言肇始于先秦的学者，其所举例证主要有《诗经》之《小雅·北山》、《大雅·》等当中的五言片断，以及《楚辞·渔父》中之《沧浪歌》等五言体。其中搜罗最全者，当推近人朱《五言诗起源问题》一文。（6）除此之外，先秦诸子和出土先秦文献中还有许多五言韵语的片断，有的是长期流传于民间，也有的是文人之作，这说明五言体很早就受到文人的重视。诗体的核心是句法，句法是诗歌形式因素赖以形成的语言学基础。先秦既然已存在大量五言体韵语，那么汉初产生像“苏李诗”、“枚乘诗”，是完全有可能的。兹列举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先秦五言韵语如下：1合为在因时，应事则易成。谋事在周长，有功在力多。
昌大在自克，不过在数惩。不困在豫慎，见过在未形。除害在脆断，安民在知过。用兵在知时……殃毒在信疑，孽子在听内。化行在知和，施舍在平心。——《逸周书·王佩解》第1例出自《逸周书》，此书中有西周文献，也有出于春秋时期的文献。这一点清代学者陈逢衡、洪颐煊，以及近现代学者刘师培、吕思勉、杨宽等即已指出。（7）《王佩解》一篇，系杂钞民间谣谚格言而成，其时代，今人黄怀信以为在春秋末期。（8）是编书者采用五言体的民间谣谚以论治国之道的。另如出自《荀子》的数例：2上以元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正论》）3螭龙为蜒，鸱枭为凤凰。（《诗》）4长夜慢兮，永思骞兮。太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正名》引逸诗）荀子讲究文采，尤其善于吸收民间文学精华自创新体。其中《成相辞》、《诗》、《赋篇》即是显例。第3例虽只有2句，但其出自《诗》，尤为珍贵。第4例为逸诗，不计语助“兮”字，含五言3句。这说明五言体起源甚早，起初流行于民间，在战国时代已经受到文人的关注。还有五言体的谚语如：5树德莫如兹，除害莫如尽。（《战国策·秦策三》引谚）6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三略·下略》）7伥（长）曰青□干，二曰未（朱）四（？）单，三曰寥黄难，四曰□墨干。―（《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图式·乙篇》）（9）5、6两例，似为引用谚语以说理，谚之体制短小，亦用五言，令人联想到后世五言诗中的同类句子。第7例出自《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图式·乙篇》，帛书甲乙丙三篇均通篇押韵，乙篇的内容主要是讲四时的产生和四方神（伏羲四子）分守四方之事。研究者多认为此帛书出自古日者之说，（10）长期流传于民间，取五言韵语形式，以便传诵。8有月出其上，半矣而未明。（《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11）《相马经》全文押韵，以四言为主，通篇运用比喻，辞赋其表，论说其里。第8例虽只两句，但其单音步与后世五言诗十分接近，且为写景之句，在《相马经》全文中显得很突出。在四言为主的韵文中有意运用五言句，这和书的编写者谙熟民间文学样式有关。9使民毋人，举事毋阳察，力地毋阴敝。阴敝者土芒，阳察者夺光，人者兵。（《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大经·观》）（12）10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视后人。（《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大经·正乱》）第9例又见《国语·越语下》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国次》，意思完全相同，都讲用兵之道。所不同者，惟在《国语·越语下》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国次》用四言句式。相比之下，9、10两例的作者显然是有意识地运用五言韵语来说理。还有五言体歌、辞：11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国语·晋语二》载“歌曰”）12有人南方来，鲋入而鲵居，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殷有比干，吴有子胥，齐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斫之东闾。（《吕氏春秋·贵直》载《狐援辞》之二）13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礼记》引逸诗）以上三例，一为歌，一为辞，一为诗，在先秦，此三体本无大的差别。其中的五言句式，已很接近汉乐府五言体诗。由此可以看出，五言体韵语在先秦民间即已有之。从文体上说，涉及诗、歌、谚、辞等体。从句式上说，已有与后世五言诗相同之音步。文人之作有意取其体以资记事说理的情况已很普遍。由此来看，则五言诗之起源，当不会太晚。三五言之地域性：楚地五言韵语与先秦时期五言韵语以片断的形式出现于不同地区文士手中的现象不同的是，秦汉之际的五言韵语比较集中地出现在特定的地区，和某些出自这一地区的特定身份的文人的笔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