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辞赋一改之前热衷于赋写大汉帝国声威的铺张扬厉作风，转而关心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危机，其语体也有趋于通俗流畅的特点。究其原因，这一现象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以及在朝的士人中出现的退隐之风有关。一政治焦虑与士林隐逸之风为适应大一统政权对思想一统的需要，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其中对士人命运最有影响的措施，是设学校，立博士弟子举郡国贤良之士，使入太学，授以经术，学而优者入仕。（1）同时武帝从仲舒言，于元光元年始，以察举制岁举一科，作为选官常制。（2）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游走于诸侯之门的士人大量地为中央集权的政治所吸纳，并被紧紧地控制在强有力的君权之下，为之所用。这也意味着汉初“游士"时代的终结。（3）士人没有了干仕无门的痛苦，付出的却是个体独立性的代价。平民身份的“游士"逐渐演化为学仕相兼的“士大夫"。（4）西汉后期，社会进一步儒学化，君本臣末的关系基础上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与君权的至高无上之间的矛盾必然地愈来愈突出。他们抱着“通经致用"的理想，欲大有作为，然而，他们必须绝对服从毫无限制的君权，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言必得咎、机网密布的政治艰危。同时他们还要面对外戚宦竖专权的黑暗现实。号称治世的武帝朝，因言语小故，下吏诛罚者甚众，“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5）“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株连族灭者成千累万。（6）从昭、宣时起，血淋淋的教训更多。成帝时梅福上书曰：“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愚者蒙戮，则知士深退。间者愚民上疏，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天下以言为戒。"（7）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自宣帝以来丞相一职共16人，忤逆皇帝而下狱或自杀的3人，因故罢免的亦有6人之多。二千石以下官员遭贬杀者更是不胜枚举。今据《汉书》所载，举其著者如下表：姓名时代官职获罪原因结局萧望之宣元成御史大夫、太子太傅弘恭等谗害被迫自杀匡衡宣元成丞相奏衡专地盗土罢免王商宣元成丞相遭人弹劾免相，吐血薨薛广德宣元御史大夫辞病罢免翟方进宣元成丞相灾星出，须有大臣代替皇帝死被迫自杀盖宽饶宣郎中户将、卫司马劝帝行儒术，怨谤中书宦官下狱后自杀贾捐之宣元待诏言事忤逆石显弃市杨恽宣光禄勋言行特异，恃才放狂腰斩石显宣元成中书令专权，积怨大臣令自杀于公车刘向宣元成校书郎，宗正言灾异以切谏，弘恭谗害两度入狱京房元成御史大夫言灾异以厉谏弃市鲍宣成哀平谏大夫、司隶屡次厉谏，忤逆权臣下狱，大学生千余人上书救宣，减死一等。坐系狱，自杀。韩延寿昭宣元左冯翊遭萧望之弹劾弃市王嘉成哀丞相进谏下狱死在这之后，文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应付现实。一部分人如谷永等选择了“曲学以阿世"的可耻行径，阿附权贵，失去了士人应有的操行。
一部分人则抽身退隐，远离政治漩涡。这其中又有“朝隐"和“退隐"之别。所谓“朝隐"，即虽在朝廷而并不参与朝政，而是专心研究经术，心有旁骛。如夏侯胜，宣帝时因批评武帝穷兵黩武，言辞过激而系狱，后遇大赦，任谏大夫给事中，便惩于“前事"，缄口不言，“撰《尚书》《论语》说"而终。还有袭舍，据《汉书·本传》：“舍通五经，以《鲁诗》教授"。哀帝时“征为谏大夫，病免。复征为博士，又病去。顷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为太山太守。……既至数月，上书乞骸骨。上征舍，至京兆东湖界，固称病笃。天子使使者收印绶，拜舍为光禄大夫。数赐告，舍终不肯起，乃遣归。"以研经著述终其生。此所谓“朝隐"。这类士大夫深知宦海浮沉的艰危，然而又不敢借故引退，生怕被皇帝识破，引来杀身之祸。他们的政治焦虑，诚如龚遂所言：“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奈何？"（《汉书·循吏传》）“退隐"，则是迫于政局的动荡而造成的政治焦虑，干脆选择抽身而退、保全性命。如王吉，昭宣之际以齐《论语》擢博士谏大夫，曾屡次上书，倡言礼治、任贤、及重农抑商。宣帝以其言迂阔，不甚宠异。王吉由是谢病辞官，终老乡里（《汉书》本传）。再如疏广，宣帝时以善《春秋》为博士太中大夫、太傅等职，“见器重，数受赏赐"。其侄疏受同时为太子少傅，“朝廷以为荣"。然而，政治焦虑迫使正值仕途通达的疏广对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以寿命终，不亦善乎！"于是“父子俱移病"而退隐（《汉书》本传）。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西汉后期士林中兴起的这种隐退之风，从通经致用、积极入世的经术之士来说，意味着在现实面前碰壁之后的自我价值观的调整，而从儒道思想的消长来说，则意味着道家思想的重新抬头，意味着道家思想从此成为士人安顿失意心灵的重要居所而得到空前的重视。然而通经致用和忧谗畏祸的心理矛盾，决定了西汉后期士人的“隐退"，并不是后世文人那样的心甘情愿和真正意义上的隐居，而是在对政治疏远的淡漠表面下，包裹着关心现实的热忱。即所谓冷眼热肠、忧愤哀怨，这一不同也构成了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主调。二士大夫的精神超越面对上述时代风气，士人借以逃避和超越现实的方式，大多是研究经典和授徒述学。然而也有一些人选择了“发愤著书"、“发愤抒情"的方式，进行灵魂的自救和自我价值的升华。“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王褒《洞箫赋》）；“遭纷逢凶，蹇离尤兮。垂文扬采，遗将来兮"（刘向《九叹》）。这一方面表明了肇始于先秦的“立言"价值观在汉代士人中的延续，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由屈原明确提出的“发愤抒情"的文学价值观在汉代的真正复活。这一传统的复活，意味着文学作为乱世里心灵无处安顿的士人“聊以自救"的手段，真正会成为那怕是暂离功利的抒情文学本体。焦延寿和扬雄就是两个典型的个案。据《汉书·京房传》及《儒林传》，焦延寿，字赣（贡），梁人，少家贫，以好学得幸梁王（按此梁王当为梁敬王刘定国）。王给资用，令其极意于学。后为郡史，补小黄县令。能禁奸邪，盗贼不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绩当升迁，县中民众，上书请留。天子诏增秩，乃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