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儒林传》载：“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焦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由此可以看出，焦氏之学，“独得隐士之说"，因其与正统易学相去甚远，以至于同时人疑其师承。他一生“或出或处"，甘于沉沦下僚，对政治的黑暗与文人的危险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用《易》占为缘饰，自开“隐士之说"，也就不足为怪了。焦延寿为《易》学家而带有神秘色彩，所以以往不以文学家面世。其生平事迹亦在文学史家视野之外。但焦延寿是用四言诗的形式“明人事"、“推天道"的。这一点，已为明清时的杨慎、钟惺、谭元春诸人以及近代的闻一多等学者所肯定。杨、钟、谭三人选录《易林》中之艺术性高者入古诗选本。杨慎《升庵集》卷五三云：“《焦氏易林》，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观者但以占卜书视之，过矣！"钟惺、谭元春在《古诗归》中说：“焦延寿用韵语作易占，盖仿古繇辞……可纯乎四言者，以存汉诗一派。"闻一多作《易林琼枝》以彰显其作诗之意，认为：“《易林》用《诗》多于《易》，盖事虽《易》，其辞则《诗》也。……亦自认为诗，故曰：作此哀诗，以告孔忧（大有之贲）。"（8）钱锺书先生《管锥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易林》中部分作品的文学性，他总结说：《易林》之作，为占卜也。诏告休咎，不必工于语言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下所谓：“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顾乃白稚之筮出以黄绢之词，则主旨虽示吉凶，而亦借以刻意为文，流露所谓“造艺意愿"。已越“经部韵言"之境而“涉于诗"域，诗家只有愕叹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岂能痛诘何故而坚拒之哉！钱氏指出焦贡借卜筮而“刻意为文"，并从中流露出寻求超越的“造艺意愿"和“涉于诗域"作诗的动机，是十分敏锐的。因此称焦延寿为隐逸之风中的文学家，亦不为过。扬雄生活在公元前53—公元18年，一生经历元、成、平、莽时期。其思想及创作可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31岁前后，为其早期，居蜀，“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等。借屈原之事以自况，表达自己身处衰危之世而不能施展抱负的忧怨心态；42岁至京师后，为其中期。受帝赏识，献《羽猎》《甘泉》《长杨》《河东》等赋作。表示他在思想上积极入世，试图以辞赋之讽颂，即“美刺"来劝谏君王，然而却不能奏效；46岁以后为其思想和创作的转变期。46岁时作《都酒赋》，51岁时作《太玄》《解嘲》《解难》《太玄赋》，65岁作《逐贫赋》。（9）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扬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急剧变化的形象记录。受汉末隐逸之风的影响，道家的隐士思想在其儒道冲突的世界观中占了上风（扬雄早年曾从蜀中隐士严君平受学，本受老氏学说之沾溉）。其作品也一反前期的模拟之风，针贬时弊，关心现实，语言风格上也表现出平易幽默等特点。事实上，在这时，扬雄的文学创作和焦延寿一样，体现着西汉后期文学自嘲与解嘲，救人与救己的新的走向。以下我们试从诗赋作品的文体比较分析来寻绎其变化的轨迹。
三皆作忧患语西汉政治“衰于元、成，坏于哀、平"（《汉书·佞幸传》赞语）。焦延寿大约生活在公元前96年至公元前20年，身历武、昭、宣、元、成五代。（10）他目睹了西汉王朝从强盛逐渐走向衰弱的过程，他长期任地方小官，与社会接触较广泛、较深刻，深知隐藏在太平盛世背后的种种危机，对当时的社会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内心充满了深沉的忧患意识。昭、宣时代，西汉虽然继续向前发展，但社会的种种危机也已经显露出来。外戚当政、土地兼并、横征暴敛，加上连年的天灾，使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家破人亡、如困水火。但统治者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的腐败糜烂和荒淫贪戾的一贯行为，更没有引起任何的警惕。焦延寿深知政治险恶而无力改变现实，所以冷眼热肠，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深地印在他充满忧惧的心灵里，化为忧患语，从作品中以隐忍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易林》中，这样的忧患之语举不胜举。如：《大有》之《贲》：“楚乌逢矢，不可久放。离居无群，意昧精丧。作此哀诗，以告孔忧。"《小畜》之《蛊》：“寄生无根，如过浮云；本立不固，斯须落去，更为枯树。"《乾》之《谦》：“山险难登，涧中多石。车驰击，载重伤轴。担负差踬，跌右足。"《乾》之《大壮》：“隙大墙坏，蠹众木折。狼虎为政，天降罪罚。高弑望夷，胡亥以毙。"从上列语句中，已经足以看出作者畏谗惧祸、隐退全身的心态与伤时悯政的批判精神。《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故《乾卦》云君子终曰乾乾，夕惕若。《易林》的作者正是继承了上述传统。因此发为忧患语，就有真实、沉郁、愤慨的语体特点。同时的辞赋中也具有这样的倾向，如扬雄的《逐贫赋》《都酒赋》，（11）刘向的《围棋赋》等就是如此。扬雄《逐贫赋》云：扬子遁世，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蔽，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餐。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燕，为乐不。徒行负赁，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霜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宫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在扬雄，则明确主张“遁世"而“离俗独处"，过隐居的生活。同时，这一段所写的普通人的贫困与统治者的奢侈在当时是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都酒赋》是一篇俗赋作品，写水瓶与鸱夷（一种酒器）的争论，而由都酒（一种用来盛酒的大容器）作调停。今所存只是鸱夷所说的一段。鸱夷自然是夸耀自己的尊荣和达观，嘲笑水瓶卑贱愚腐，但客观上表现了明哲保身、及时行乐的“朝隐"者和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经术之士两类人的生存状况与人生结局。这对两汉之交及东汉文学的影响至为深刻。前人多以歌功颂德目汉赋之全牛，而忽略了扬雄赋中的忧时伤国的情感的真实流露。结合西汉昭、宣之后赋风的转变，再考察这时的赋作，上述特点是十分明显的。赋家和诗人皆作忧患语，正是共同的时代背景对于文风文体所起的制约作用的表现。
四语言风格的通俗化《易林》中的绝大部分，以及扬雄后期的辞赋创作，在语言上都有朴素平易的倾向。这标志着西汉后期文学抛弃了熔铸经典雅言的语体风格，向着口语化、平易化方向迈进。他们往往能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词语、生活现象、生动地表达出深刻的认识。这种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来的文学语言，具有新鲜活泼的特点。扬雄的《太玄》以难懂而见称，但其中也有富于现实意义的生活语言。如云：“蛇伏于泥，无雄有雌，终莫受施。测曰：‘蛇伏于泥，君不君也。’”吴则虞以为这是扬雄借“蛇伏于泥"之象影射孝哀帝想让位给董贤的故事。（12）再如：“次七，除，闲于除，或寝之庐。测曰：‘之闲，恶在舍也。"这里以“除"即蟾蜍入舍，讥讽董贤专权。还有如：“强，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厦微。"又“居，次四，见豕在堂，狗系之远。"这些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语言的“精华"，富于讽刺意味，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很强的形象感。以此唾骂统治阶层中的小人坏人，非常形象。他的《逐贫赋》《都酒赋》则更为平易。这与此前及当时的骋辞大赋的典雅艰深、逞露才学的语体风格形成显明的对比。刘向的《围棋赋》《雅琴赋》虽为残篇，但也应具有这一特点。试举《易林》中例子加以说明。如《大过》之《升》云：“蛤蟆群坐，从天请雨，云雷疾聚，应时辄下，得其所愿。"再如《巽》之《噬嗑》云：“郁怏不快，为阴所伤，众雾集聚，共夺日光。"《豫》之《临》则曰：“一夫两心，拔刺不深。所为无功，求事不成。"上面所举的第一首是写农夫盼望下雨而果真如愿以偿的喜悦，但作者从下雨前蛤蟆群坐齐鸣的农村生活现象入手去写，具有很浓厚的生活气息；第二首全篇用比喻，喻体也是人们常见的；第三首则是借用了一个人们都很熟悉的生活经验来说明道理。作者的高明处在于他能留心于是，并善于将其提炼成诗语。从上文所引的《太玄》中的四言韵语、《逐贫赋》，以及其《都酒赋》来看，扬雄也是这方面的高手。此外，比较典型的还有刘向的《雅琴赋》《围棋赋》，二赋虽非完篇，但从其题目和所存残句亦可推见其语体特点，如《围棋赋》：“略观围棋，法于用兵。怯者无功，贪者先亡。"都酒、围棋、雅琴及贫困等正是当时社会里失意文人日常生活的全部，扬雄、刘向与焦延寿相比，毕竟还在天子畿内，生活的面要比焦狭窄一些，因此同样从生活中提炼文学语言，其具体表现就稍有不同。这是其大同中的小异。钱钟书《管锥编》曾对《易林》与《太玄》的语言加以比较，说：“汉人依傍《易经》，尚有扬雄《太玄经》；雄老于文学，惨淡经营，而伟词新喻如‘赤舌烧城’（《干》之次八；……）、‘童牛角马"、‘垂涕累鼻"、‘割鼻食口"、‘啮骨折齿"、‘海水群飞"（《剧》之上九，亦见《剧秦美新》等），屈指可尽，相形而见绌也。"也指出西汉后期文学语言风格的平易化和生活化。应当说，此时辞赋语言的趋于平易，和创作主体受到隐逸之风影响而借诗赋抒情有关。
如《易林》中《剥》之《随》：“沐猴冠带，盗在非位。众犬共吠，仓狂蹶足。"《旅》之《噬嗑》：“教羊逐鹿，使鱼捕鼠。任非其人，费日无功。"这些篇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生活细节中的幽默荒诞与不合常理的地方凸现出来，这样做，具有漫画的表现效果，使诗歌读起来既幽默诙谐，又发人深省。这主要是因为其作者长期身处底层，忧国忧民，不免热肠冷眼，再加上他又很善于从民间文学和文人辞赋中汲取创作的营养。从宋玉起，辞赋中就有语带诙谐的一体，常用寓言的形式表现深刻的道理。之后西汉的东方朔、王褒等人的赋中也有这一类风格的。到扬雄晚年的创作，则更加明显，如扬雄的《逐贫赋》就是将“贫"拟人化，让作者和“贫"争执：“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情节令人捧腹，但笑声过后，我们从中悟出的是作者无法摆脱贫贱的令人心碎的现实体验。诗赋文学以寄忧思、抒愤懑为主，而不是献给天子，以赋干仕。所以在语言的选择上，背弃经典语言而向生活语言取材。如《易林》中的《谦》之《明夷》：“鳅虾去海，藏于枯里。街巷偏隘，不得自在。南北极远，渴馁成疾。"《比》之《屯》：“取火泉源，钓鲤山颠。鱼不可得，火不肯燃。"《贲》之《蒙》：“戴盆望天，不见星辰。顾小失大，福逃墙外。"至于应制的骋辞大赋，则仍有歌功颂德、强作欢笑的苦衷。以上我们从时代风气和士人心态两方面入手，对焦延寿与扬雄两个文学个案进行了分析，由此知道，西汉后期之文风除因循模拟之外，也有力求新变的一面，这个新变，主要体现在文学的批判精神的复活与文学语言的平易化、生活化两个方面。而造成这一新变的原因，则主要是政治黑暗促成的士人的政治焦虑心态，以及由此引发的士林中的隐逸之风与道家思想的复兴、士人价值观念的重构。注释：（1）周予同《〈春秋〉与〈春秋〉学》认为：“董仲舒主张尊崇孔学罢黜百家，还只是表面的文章；最有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是他主张设学校，立博士弟子，变春秋战国的‘私学"为‘官学"，使地主阶级的弟子套上‘太学生"的外衣，化身为官僚，由经济权的获取进而谋教育权的建立与政治权利的分润。”说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2）“察举制"是指统治者依照德行、经术、文法和政略标准，自下而上录用文官的制度，通过这一制度，无任何政治背景的平民、贫民以244％的比例，经孝廉一途经常地加入政府，并能得到升迁高位的机会。（参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察举制度虽然在文帝时已经产生，但作为仕进常制却在武帝时。从元光元年始实行岁举孝廉一科，察举制就以选官常制登上了汉代仕进的舞台，成为两汉仕进制度的主体。（参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3）参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5页。（4）参阎步克《士·事·师论——社会分化与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的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5）《汉书·杜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引《汉书》同此。（6）《汉书·车千秋传》。（7）《汉书·梅福传》。（8）《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卷，第65页。（9）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0）陈良运《〈焦氏易林〉的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281页。（11）参赵逵夫师注《都酒赋》，见夏传才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先秦两汉三国六朝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12）吴则虞《扬雄思想评议》，刊《哲学研究》195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