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习录上》中，所录徐爱与阳明先生问答的最后几段，集中记录了王阳明的著述观。虽然这些论述不如“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说能突出地集中体现阳明思想的特质，但亦是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应该给予必要的重视，这对于全面了解王阳明的思想是不可或缺的。
王阳明的著述观，涉及对孔子删述的评说、后儒拟经的宜否、经与史的离合、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著述的统一等诸多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说，阳明先生提出了不少与俗儒不同的振聋发聩的观念。由王阳明的这些观念，我们又可深切体悟到为何徐爱诸弟子“备录先生之语”，著为《传习录》，“固非先生之所欲”（《传习录·序》。）。
一、著述的目的在明道
著述的目的在明道，只是在道不明的情形下，才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著述，这是王阳明对著述的基本观念。王阳明说：
著述以明道……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传习录上》，本文以下凡引《传习录上》将不再注明出处。）。
明道是著述的目的，著述只是明道的手段，若道明于天下，连六经都可不必著述。孔子删述六经，是因道不明而不得不采取的行为。这表明，王阳明并不推崇著述，只是在明道的前提下，他才肯定著述的必要性。
明道的表现不在美辞善言，而在于使人朴淳实行：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饶饶于世也？天下之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
而为了追求朴淳实行之道，反对美辞善言乱道，王阳明主张，凡著述都应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其宗旨，并将其推尊为孔门家法：
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
王阳明认为，宇宙万事万物皆取决于心，存天理、灭人欲亦由人心所决断，所以他讲正人心在先。人心正，自然天理存，人欲灭。在他看来，一切著述都需以正人心、存天理、灭人欲为其宗旨，才算合于孔门家法，才是有价值的著述。否则，就是长乱导奸的邪恶之作。这是王阳明判定一切著述宜否的价值标准。
自汉以来，儒学独尊，《易》、《诗》、《书》、《礼》、《乐》、《春秋》被尊奉为经。班固著《艺文志》，以“六艺略”冠各略之首，晋以后四部分类渐行，经史子集四部以经最尊。故拟经之作常受到正统世俗儒学的攻评，王阳明则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反对非难所有拟经之作，提出“拟经恐未可尽非”的惊世骇俗之论。
徐爱曾请教王阳明，对王通与韩愈二人当如何评价。王阳明回答说，韩愈只能算是“文人之雄”，王通则是一位“贤儒”，韩愈远远不如王通，后人只重文词，所以，把韩愈尊崇有加。然而，《文中子世家》称王通“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并仿《论语》著《文中子》，故徐爱讲王通有“拟经之失”，对其师之说提出疑难。而徐爱所讲“拟经之失”，乃是当时思想界的通识，包含着对所有拟经之作的非难与否定意识。
针对徐爱的疑难，王阳明明确提出：
拟经恐未可尽非。
从这里的一个“恐”字可见，当时思想界非难否定拟经之作的势力多么强大，连王阳明这位心学大师在讲其反对命题时，也要婉转地用“恐”字，而不是直接理直气壮地讲出“拟经未可尽非”来。
难怪徐爱听了先生的回答后，仍要与王阳明再三诘辩：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在王阳明看来，拟经不可尽非，是因为拟经是效法孔子删述六经，是以明道为其宗旨的。这里的“效法孔子”，既包含着肯定后儒拟经的含义，更包含着一种观念：孔子是能够效法的。因此，孔子并不是只能崇拜的偶像，而是一位后儒可以学习的圣人。
拟经本是儒学中著述的形式问题，但对拟经是否予以肯定，则是儒学中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儒家六经、孔子地位、儒学发展等根本方面。俗儒以六经、孔子为神圣，坚决否定任何拟经之作，并随着儒学的发展，至宋明几成为思想界的律条。王阳明敢于在明代肯定拟经的合宜性，实是认为拟经只是著述的形式问题，著述应重在思想内容，具有重内容、轻形式的一般方法论意义。这对于提倡各种不同著述形式，形成著述的活泼多样性，打破著述形式的禁锢律条，以充分抒发其思想内容有着积极的作用。
与此观念相联系，王阳明亦反对经史相异、史不如经的观念，而倡言“经史合一”之说：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儒学自汉以来，就有经史两分之说，尤其是四部分类法固定后，经史严格相分，经高于史、史不如经的观念成为定式。故徐爱根据流行之说，提出六经中《春秋》为史、与五经相异的观念求证于师。王阳明则以经史合一，经即史、史即经之论，对此予以否定，认为经只是就《易》诸书所讲之道而言，史则是就《易》诸书所说之事而言，二者并无高低之别，只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待罢了。
王阳明这一经史合一、道事不离之说，虽仅是就六经而言，但却有极大的意义。一方面，它反对了流行的严格经史之分的观念，对于神化经典与贬低史籍的两种倾向都有所矫正；另一方面，它包含着道不离事、事中有道、事道统一的观念，对离事言道、离道言事的分裂道事为二的观念给予了否定。王阳明这一理论，在神化儒经、贬低史籍的明代，具有不迷信经典、提倡思想解放的意义。
由经史合一之说，王阳明认为，因其五经亦史，才可通过“明善恶，示训戒”，来达到正人心、存天理、灭人欲的效果：
五经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
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诫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可泥着于文句。”
对善恶的价值判定是道，而道所言善恶必须借史以明。圣人将善的史实存留于经，以向人们昭示为善之法，而将恶的史事予以删削，以免后人学坏，杜绝奸恶发生。徐爱将其存善削恶，理解为存天理、灭人欲，正合王阳明之意，故深得王阳明的赞许。由此亦可看出，王阳明的心学虽与程朱理学相异，但同样以善为天理，恶为人欲，具有相同的价值判定标准。
王阳明的上述论说，同时申明了他的一个著述原则：著述应当宣扬为善的东西，以存天理即明道为宗，凡属明道、正人心的史事都应予以著明宣扬；相反，凡属人欲的恶的东西，就不能写、不能保留，以免人们去学习，使奸恶得以不断滋生。根据这一原则，著述的范围就应是与善相关的事实领域，超越这一领域就违背了这一原则。就一般的善恶而言，王阳明这一著述原则，具有著述以善为追求的正面价值。在今天文化界某些人以金钱为追求目标、根本忽视著述应当是对人类善的表彰与追求的风气下，王阳明的这一著述原则是有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的。
围绕着这一著述原则，徐爱进而与其师讨论了今存《诗经》的问题：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邪之词，世俗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此处涉及今本《诗经》是否经秦火而残破，其中的《郑风》、《卫风》是否淫恶之作，恶是否能惩治人的逸志等儒家著述的问题，亦是经学史所关注的问题。
秦始皇焚书，史有明文，中央政府所藏的书不在焚禁之列，只是焚烧百姓私藏的诸子百家书，儒家著述是焚禁的重点。但《易》为卜筮之书，《诗》能口头讽诵，故虽经秦火，却完整保留下来，只是《书》、《礼》诸书经秦火散亡颇多，这本是汉以来儒家多数人的通论，故王阳明之说是不合于史实的。且秦火之后，《诗》三百篇以外仍有诸多逸诗可见，若世儒为凑足三百篇，为何仅取《郑》、《卫》？且秦火之焚，难道仅焚《郑》、《卫》，而于其他风诗、二雅、三颂无所焚损，后儒所补仅及《郑》、《卫》？若《郑》、《卫》早经孔子删削（笔者曾撰《左传与诗经》一文，根据对《左传》所存诗的全面研究，认为孔子并无删《诗》之举。请参见《孔孟学报》第六十七期（1993年）。），又何需秦火之焚，既经孔子删削，又经秦火所焚，《郑》、《卫》仍得以保留下来以供后儒补足《诗经》，岂非奇迹？这些都是王阳明难以回答的。
古代《诗》与《乐》相互依存。孔子讲“郑声淫”，是指郑卫一带的音乐，并不是指诗而言。诗虽配乐，才能歌之咏之，但诗与乐毕竟为二。故孔子讲郑卫之音之淫，仅说“声”、“音”，而不讲“郑风”、“卫风”，又不讲“郑诗”、“卫诗”。再看今存《郑风》、《卫风》，与其他国风大体风貌一致，难以认定为孔子所删淫诗。因此，以“郑声淫”，绝不能推出“郑风（或郑诗）淫”来，至于王阳明由此断定孔子删削郑、卫之诗，今本《郑风》、《卫风》为秦以后世儒所补，更不足详加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