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世儒不明诗、乐之别，又见《诗》中有郑、卫之诗，于是提出孔子保留郑、卫之诗，是要借“恶以惩创人之逸志”之说。凡儒家无不扬善抑恶，承认恶的正面价值效用与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相背离的，故此说实为世儒屈从之说，因而遭到王阳明的批驳。而王阳明与徐爱因不别诗、乐，而提出郑、卫之诗为秦后世儒所补，亦于史无据。虽是如此，但从中可见王阳明在评定著述时，有着始终一贯的准则，即著述必须明道，导人向善，存天理、灭人欲，一切违反此准则的著述都是应该否定的奸淫之作。
二、著述应当从简
著述必须明道，是王阳明关于著述内在要求的规定。著述还有其外在的形式，王阳明亦多有论及。
与心学是一种简易功夫相联系，王阳明主张著述应当从简，并认为繁文不可取。他认为，孔子著六经，就是从简的典范：
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唯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诗》、《礼》、《乐》、《春秋》皆然。
《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几千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诗》、《书》、《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
至于《春秋》，虽称孔子所作，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王阳明一一列论孔子述六经，只有削减，而无增添，使繁文得以简略，才求得其实，成为千古奉行之经。行文从简，才能得其实，是王阳明对著述的另一原则认定。
与简相对，是繁盛的文风。在王阳明看来，行文繁盛必然实衰而虚盛，造成天下大乱：
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文章繁盛并不是幸事，反而会淆乱视听，使人不知敦实朴淳之行，造成天下大乱。所以，王阳明对秦以来的繁盛著述持否定的态度，并认为是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
平心而论，文化的发展是由简到繁。著述繁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化的进步，不能在一般意义上来否定秦以后的繁盛著述。但若在烦琐的意义上来看，王阳明反对繁的文风是有积极意义的。任何著述一到烦琐，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然而，王阳明反对繁的文风，似未对繁盛与烦琐加以区别，因而只具有相对的价值。
在他看来，从简与从繁的著述形式乃是圣人与后儒在著述上的一大区别：
孔子云：“吾犹及文之阔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削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圣人著述在简、在删削，后儒著述在繁、在增添。王阳明此说，具有否定后儒著述的深刻意义，在儒学史上是一种大胆的言论。
正是根据这一著述原则，王阳明甚至将列于儒家经典的《礼记》、《左传》也予以否定。他说：
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
《礼记》一书确系战国秦汉间儒生所成，但其书对于理解《仪礼》，了解周秦礼仪，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礼记》虽非孔子之作，由后儒附会，却不宜完全否定。
关于《左传》为《春秋》三传之一，早已通行。历代儒家只要不囿于今古家法，无不承认其书为理解《春秋》之所必需，但王阳明则以为，既有《春秋》，就无需《左传》了。请看他与徐爱的答问：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或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
王阳明不同意徐爱沿袭历代儒家之言，《左传》为《春秋》参考，认为《左传》本是孔子削删的鲁国旧史，于《春秋》毫无补益。人们读《春秋》只需明孔子的褒贬善恶就够了，而无需一定明了“弑君”、“伐国”之详。读《春秋》一定参考《左传》，明了某一事件之详，那是不合圣人之意的。从此，亦表明了王阳明以经解经、舍传以明经的观念，这也与世儒以传解经的观念大相径庭。
照此推论，《左传》不足存，《穀梁》、《公羊》同为解《春秋》之传，同样不必有。推至后儒所作之传注，更无存在之必要。而文化是一代一代承续发展的，若只讲六经，而否认后来的传注，因历史文化的演变，六经也会茫然不得其解。因此，王阳明否定后儒的繁文，虽具有反对烦琐主义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亦应承认后儒传注的应有价值。
从著述当简而不能繁，简能明道、繁则致乱的观念，王阳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秦始皇的焚书，他说：
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秦始皇焚书错在有私心、焚六经，而不在焚书本身。若他能从明道出发焚书，不仅无罪，还合于孔子删述六经的圣意。而自汉以来，秦始皇焚书遭到历代儒生的唾骂。王阳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秦始皇焚书，是他著述论的又一惊世骇俗之论。照他此论，世上俗儒所著繁文，一一当在禁焚之列，深受王阳明影响的李贽，将其著作取名《焚书》，或许与此有一定的关联吧！
王阳明同时又看到，秦汉以后的著述文盛，是不可一概否定的，于是，他主张对“近是”孔子之法者，予以表彰，来杜绝繁文怪悖之说：
自秦汉以降，文风日盛，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
在他看来，秦汉以后的著述，只能少量录存其中明道的内容，其余都应焚毁，这样，随繁文而相伴的怪悖之说就会慢慢消亡。
然而，历史却不是理想的。孔子本不讲五霸，后儒却只讲霸道，王阳明哀叹说：
……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世儒违背孔门家法，著述只讲霸道，只言功利，使各种怪悖生发。这是王阳明主张焚禁世儒著述的原因所在，亦是他对孔子以后儒家著述的一个基本认识。
王阳明在论述著述当简时，还涉及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在儒家看来，历史愈古愈有道，因而徐爱对其师发出疑问说：圣人作经是要存天理灭人欲，不详五霸之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对尧舜以前的太古之治，也述说得略不可见，这就不可理解了。王阳明对此回答说：
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伏羲、黄帝时的太古之治是后世都无法赶上的，但因时间太久远，所以，难以流传下来。用时间久远来说明羲、黄之世少传述，这是合于历史的。
但徐爱并不满意，又反问王阳明：“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王阳明对此回答说：
纵有传者，亦于世变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政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王阳明在这里深刻地看到，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是“风气益开，文采日盛”的不断进步，因此，复古是无历史根据的。尽管他未冲破愈古愈有道的束缚，但认定历史是不断发展、不可能倒退的过程，却是十分有价值的。正是根据这一历史观，他认为即使羲、黄之世有传述，亦因不合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孔子略而不述，也是合于著述原则的。
然而，王阳明毕竟推崇儒家所言三代，故他以为著述时应当三代以上略之，三代以下削之：
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
一略一削，只有三代之法才是应当予以认真著述的。但现实却是，佛老的著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政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这是当略不略。另一方面，世儒“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这是当削不削。这二者都违反著述的简易原则，而坠入繁文害道之中。
王阳明亦承认，有的儒者确想追论三代，但“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这样，三代之治仅存于儒家六经之中，后儒既无三代之治根本的发明，更无现实政治中三代之治的再现。这样，王阳明实际否定了自秦汉以后的一切著述。
王阳明的著述强调以明道为宗，主张著作形式简略，反对繁文害道，与他的整个心学体系是一致的。其中肯定拟经的合理性，讲经史合一之说，反对经高于史，认为道、事不相离，历史是发展的，著述应当反映历史的需求等，都是很有深度的观念。至于他敢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秦始皇的焚书等说，则惊世骇俗；其反对繁文害道，则有反对烦琐文风的意义。但他的《诗》经秦火而残，《郑》、《卫》为世儒所补，《礼记》无补于《仪礼》，《左传》无益于《春秋》等论，则未免偏颇。总的说来，王阳明关于著述的论说是十分独特的，值得今天的人们好好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