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古文经学家则以《六经》为述古之书，清代章学诚更明确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廖平从《六经》是孔子代天立法的观念出发，极为强调《六经》皆新经，而反对《六经》皆史之说。他认为，经和史是有根本区别的。首先，经是圣人所讲的微言大义，是空言，史则是历史陈迹的记录，是行事；其次，史有从野蛮到文明的变化，经则是万世不变，是永恒的准则；再次，经与史的情形恰好相反，古史是愈古愈野蛮，经则愈古愈文明，如三代历史的真实情形是礼制简陋，一片野蛮，而经中三代则是一派繁荣、文明礼备的景象。因此，经中讲的三代并非是说历史，夏、商、周不过是改制的依托。这就是《知圣篇》的孔子托古改制说。
第三，《六经》符号说。既然《六经》是托古改制的典籍，那么，《六经》所言三代名物，都不过是隐寓着孔子微言的符号，尧、舜、禹是符号，汤、文、武、周亦是符号，乃至经中的一切都是符号。因此，不能把《六经》中的尧、舜、禹，当做历史上的尧、舜、禹，而只能看做体现某种微言的符号。
第四，《六经》经世致用说。此说亦西汉今文经学家言，当时有所谓以《春秋》治狱、以《诗》谏政诸说。廖平则以为，《六经》“既改榛狉余习，又补彬彬节目，文质合中，无复可易”（《古学考》。），是“集群圣之大成，垂万世之定制”（《知圣篇》。）。因此，《六经》不仅是汉、唐、宋、明的治典，而且是中国万世通行的法典。为此，廖平批评汉代《公羊》学只讲孔子为汉立制，不讲孔子立万世法，远未穷尽素王改制的义蕴。基于此种认识，他特别强调《六经》是中国当今之法，认为只要用《六经》经世致用，一个新的太平盛世就可出现。
但是，廖平认为孔子为中国立万世法的经学微言，却被刘歆所伪造的古文经学蒙蔽了两千年。因此，他“知圣”的同时，又撰写了《辟刘篇》，对古文经学进行否定。《辟刘篇》否定古文经学，是从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入手的。
第一，关于古文经学的起源问题。廖平指出：“古学本于刘歆作伪”（《古学考》。），在刘歆作伪之前，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西汉博士，皆道一风同，同祖孔子，守《王制》，根本不存在所谓古文经学。
刘歆为什么要作伪呢？廖平认为有政治和学术两方面的原因。在政治上，是为了迎合王莽篡权，替新朝立法。因此，刘歆所伪大多是王莽私意所欲为者，如引《周礼》为功显君（王莽母）服缌，为莽取百二十女等。在学术上，是用《周礼》报复博士。哀帝时，刘歆建议将《左传》、《毛诗》等立于学官，“诸儒皆怨恨”（《汉书·刘歆传》。）。刘歆作伪，就是要在学术上求异于博士，以报前隙。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政治动因是主要的，“歆固为攻博士，尤在迎合莽意”（《古学考》。）。
刘歆又是怎样作伪的呢？他作伪的手法主要有二。一是引周公敌孔子，“以《诗》、《书》、《春秋》为国史，《周礼》、《仪礼》为周公手定，《易·爻辞》、《尔雅》为周公作，《五经》全归周公，不过传于孔子。”（同上。）这不仅把孔子所作的《五经》，全部记在周公头上，而且造成了后世以周公为先圣，孔子被降为先师的严重后果。一是攻《五经》不全。廖平认为，博士所诵《五经》，虽经秦代火焚，仍然全备，刘歆激愤于博士《尚书》为备之说，“遂以《五经》皆为不全。《连山》、《归藏》之说出，而《易》不全；六义之名立，而《诗》不全；《邹》、《夹》之书录，而《春秋》不全，《周礼》出，而《礼》不全”，“《书》有百篇序，则《书》之备不过三分之一”（《古学考》。）。这样，就使包含孔子微言的《五经》，被视为一堆断简残篇。
第二，关于古文经学的内容问题。廖平认为，刘歆作伪的主要经典是《周礼》。《周礼》又本之《逸礼》。刘歆校书中秘，得《逸礼》，未通行。王莽篡汉时，就羼改原文，制作《周礼》。《逸礼》一书是孔门弟子润泽职官之言，本属今文经学。因此，以《逸礼》为蓝本而制作的《周礼》其中只有刘歆伪羼的部分才是古文经学，计有千余字。其内容主要包括：《天官冢宰》中六典、六属、六职等说，《地官司徒》中封疆五等说，《春官宗伯》中《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说，风、雅、颂、赋、比、兴的六义之说，《夏官司马》中的九服九千里诸说以及《秋官司寇》中王十二年一巡狩等说。
廖平指责刘歆所伪的内容：“武断同于指鹿，诲淫几于聚麀，离经叛道，乱伦败化，未有如此之甚者也。”（《经话甲编》。）由于刘歆所伪的部分是整个古文经学得以成立的根本，后起的古文经学皆据此为说，因而廖平的指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古文经学。
刘歆是汉代经学史上有争议的重要人物。他曾两次领校秘书，学问又超过别人，因此，他是有作伪的能力和条件的。王莽称帝时，公孙禄指责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这是使人怀疑刘歆作伪的重要材料。而《周礼》原名《周官》，《周官》改为《周礼》又似刘歆所为。因此，宋代的胡宏、洪迈，清代的方苞、龚自珍诸人，都怀疑《周礼》出自刘歆。但从今文经学立场，提出《周礼》是刘歆的伪作，并由此对整个古文经学作根本否定，不能不推《辟刘篇》为第一书。
三、廖平与晚清经学
清代今文经学导源于乾、嘉时出现的常州《公羊》学派。其创始人是江苏常州人庄存与，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其外孙刘逢禄。梁启超说：“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训落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者。……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清代学术概论》。）因此，清代今文经学是从刘逢禄开始的。
今文经学出现于乾、嘉时代，绝非偶然。当时号称“盛世”实际上已危机四伏。但学术界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如日中天。这种以文字考据为主要内容的汉学，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而汉代的《公羊》学，好将经术与政治相附会，这就必然引起乾嘉时代某些具有政治远见的学者的注意。常州学派把沉寂了两千年的《公羊》学重新抬出来，缘饰经术以议政，正是预感到社会即将出现动乱，而试图从《公羊》中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新理论。因此，今文经学的复兴反映了社会现实所要求的学术思想的转变。
虽然常州《公羊》学的兴起，旨在维护封建制度。但到龚自珍、魏源时，这种情况有了重大改变。由于在鸦片战争前夕，社会矛盾已趋于白热化，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开始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激烈的内外矛盾，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要求变革现实社会的呼声。龚、魏的《公羊》学正是适应这种社会要求，“以经术作政论”，借《公羊》学讥切时政（龚自珍死于1841年，其根据社会情况而论政，自不及魏源），从而把《公羊》学与变革现实社会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末。因此，大讲经世致用，就成为龚、魏《公羊》学的重要特点。与庄、刘比较，龚、魏的《公羊》学是积极的。
后来，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就沿着龚、魏“以经术作政论”的方向发展而来。但是，由于康有为既要宣传资产阶级变法的内容，又需要把其内容装在一个合适的旧形式中，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出现；而龚、魏《公羊》学重在以学议政，不能给康有为提供装“新酒”的“旧瓶”，因此康有为虽同龚、魏一样“以经术作政论”，但他的今文经学都不是直接来源于龚、魏的《公羊》学。
廖平的两本书《知圣篇》和《辟刘篇》，却在理论上给康有为提供了最合用的“旧瓶”。就《知圣篇》而论，廖平的孔子素王说、《六经》符号说，只是要把孔子神化为中国万世之圣，把《六经》神化为超时代的永恒法典。但是，由于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特点及其相应的客观要求，因而所谓万世圣人，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可作任意解释的偶像；而所谓永恒法典，实际上不过是可以任意解释的典籍。这样，客观上就使《六经》和孔子变为任何人都可主观随意地加以利用的工具了。由于孔子是两千多年前的圣人，《六经》亦是在汉以后奉为政治伦理圭臬，廖平将其作新的解释，这正适合康有为的需要。因为利用廖平的新解释，既可借助孔子和《六经》的神光，堵塞反对改革的顽固派之口，又可在解经和阐述孔子学说时灌注所要宣传的一切变法内容。而孔子托古改制说，《六经》经世致用说，又直接诱发康有为打着古人的旗号，演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历史剧。
如果说，《知圣篇》给康有为提供了宣传变法的理论形式，那么，《辟刘篇》则为他否定封建专制制度准备了合适的理论形式。因为《辟刘篇》根本否定古文经学，而在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古文经籍成了历代帝王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把古文经籍作为从政治上和伦理上对人民进行统治以及调节封建阶级内部关系的理论根据，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而廖平通过考证和论述，宣布古文经籍为刘歆伪造，这就必然对依赖古文经籍作理论根据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不利的影响。康有为正是在廖平《辟刘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写成《新学伪经考》，从对古文经学的彻底否定而启发人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怀疑。因此，这部著作在当时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同时，也遭到了封建正统思想家的仇视和攻击。由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直接源于廖平，廖平又师承王闿运，故王、廖同康有为一样遭到指责。如叶德辉后来还在《经学通诰》中，数次将王、廖、康并论，咒骂他们“虚诞陋儒，托经术以祸天下”，乃“亡国之妖孽”。
诚然，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的基本论点，都可以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中找到。但是，二人的思想实在有很大的区别。廖平是一个典型的学究式的经学家，而康有为则是一个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学者，他吸收了廖平的今文经学的思想材料，但却完全赋予了新的内容，因而他的两部著作所建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康有为的两部著作在当时能成为飓风、火山大喷、大地震（梁启超语），而廖平的两部书却反应甚微的原因。所以，廖平给康有为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可供利用的思想形式。这就是作为清末经学一环的王、廖经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