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山有玉初识得
两百银元，潘赞化替张玉良赎了身，并将娶她为如夫人。
不管外界如何议论，他总算对这段情缘有了一个交待。往后他们只管心安理得长相厮守，一切闲言碎语都不必在乎。
时局却发生了变化。为响应孙中山讨袁计划，1913年，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出师讨袁。紧要关头，皖军第一师师长胡万春却倒戈叛变，以致战争失败。柏文蔚逃亡日本，柏文蔚的秘书长陈独秀被捕入狱。此时的江城芜湖，甚至也发生了“陶塘兵变”。
政治清洗波及到柏文蔚和陈独秀的亲近友人，潘赞化因此受到胁迫，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潘赞化疲惫心忧，甚至生命也危在旦夕。张玉良担忧心疼，却无力分忧，只在他熟睡的深夜，悄悄起床，握紧一柄手枪彻夜为他执勤，生怕他险遭不测。
多年后，潘赞化垂垂老矣，当往事堆积于眼前，他万般感慨，在诗行间寄托深切怀念：“长街民变逼陶塘，鼎革清廷兵马荒。九道门前勤护卫，持枪值宿小戎装。”
芜湖，再不是久留之地。于是这年初秋，潘赞化带着张玉良，从江城来到了上海。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一个简陋狭窄的石库门房子，成了潘赞化和张玉良的新房。这是潘赞化的乡友陈独秀替他租下的，陈独秀此时已出狱回到上海，住在离此不远的老渔阳里2号。
尽管新房粗陋窄小，在张玉良心里，却堪比琼楼玉宇。这是她真正意义上的家，以夫妇和爱人的名义，她结束了漂萍无根的生活。回首十多年来的悲辛交织，她实在有理由倚在爱人肩头，痛哭一场。
她和潘赞化简单办了一桌酒席，算作婚礼的喜宴。乱世当头，一切都只能蜻蜓点水，意到心随。他们请来比邻而居的陈独秀夫妇，做了他们的证婚人。没有宾客如云，没有彩烛华堂，甚至没有双方的亲人，只要在一起，此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再重要。
从那一刻开始，张玉良明白，她的一生已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而这一切，曾经多么不切实际难以企及，却因为她深爱的这个男人，为她裁来了天边的一片云彩，织了一件五彩云衣披在了她的肩头，于是这一切，都变作了现实。
只有挚爱，只有感恩。人是他的，命是他的，甚至前生后世都是他的。没有他，便没有恢复自由身的张玉良。他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怜惜珍重欣赏等万般交织的情义，给了她深沉坚定的爱情。
她取出笔，在随手绘就的一张图画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潘玉良。从此，她随了夫姓。她是潘赞化的一根肋骨，是他的再造之身，生生死死，都将与他同在。
新婚不久，潘赞化专门为她聘请老师，开始系统地教她文化知识。不难想象，一个不曾进过学堂、出身青楼的女子，日后能成为享有盛名的著名画家潘玉良，绝不仅仅只是机缘巧合。她是一个懂得珍惜的勤奋女子，她骨子里的韧劲与她的才情灵气一样，都是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这一点，尤其被潘赞化看重。
渔阳里，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它既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也是最初陈独秀与李大钊发起建党的地方。而在更早一点的1914年，这里不仅住着陈独秀和潘赞化夫妇，还住着一位对潘玉良影响颇深的画家洪野。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变数中又充满了定数，关键在于被命运垂青的那个人，能否用力抓住命运伸过来的温暖手臂。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师洪野成为潘玉良的邻居，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潘玉良命中的定数。若说她对色彩有着天生的敏感，对绘画更全面的认识则来自于洪野先生。
支起的画板，散乱而艳丽的颜料，一个略显憔悴的男子聚精会神坐在画板前涂抹……当潘玉良第一次从洪野先生窗外看见这幕场景时，她无法挪动脚步，她被深深地吸引。眼前的这一切，如阳光般明媚似春草般美好，她的心像四月的草原，飞起了一群明丽的蝴蝶。
一天又一天，她做完私塾老师布置的功课，便去看洪野先生作画。洪野很温和，却也个性鲜明。当有一天潘赞化找到他，说想请他教妻子绘画时，他想都不想便拒绝了这个请求。在他眼里，一个闲居在家的女人，学绘画不过是为了打发寂寞时光。他无法忍受艺术成为浅薄的附庸和陪衬，那是对艺术的亵渎。
虽遭婉拒，她却并不死心，反而愈发痴迷。好在洪野并没有拒绝她去观看，于是在洪野家，她常常痴坐许久，甚至当洪野妻子端饭上桌，她才怏怏离去。
日复一日，这样的情形让洪野家人渐生厌烦。潘玉良也意识到，自己的痴迷影响了别人的生活。于是，她按压自己的热情，不再常去洪野家，买来纸张和画笔，将自己锁在屋内，揣摩洪野先生的画法，画水果，画花草，画自己。
时间转眼便到了1915年，袁世凯在北京复辟，自称皇帝，改年号“洪宪”。蔡锷在云南通电讨袁，并率领护国军誓师北上。潘赞化一直是讨袁行动的支持者，得此消息后，辞别了潘玉良，与李烈钧等人秘密来到云南，加入蔡锷起义军讨伐袁世凯，并宣布云南独立。
潘赞化在云南，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参议之职。护国军得胜凯旋后，他获得一枚“云南起义纪念章”。回上海前夕，蔡锷将一块德国制造的银质怀表送给他，作为这段同生共死经历的珍贵纪念。
这段日子对潘玉良来说，虽然惊心动魄，却因是一场胜券在握的凯旋之役，便没有太多的焦虑和寝食难安。她在色彩和线条中消磨着时日，她可以一天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却不能不绘画。她的世界只有缤纷的色彩，眼前到处是画纸和笔头，当一张又一张画在她笔下呈现，她为此沉醉不已。
终于在某一天，洪野来到了她的房间。她有一段时间没去看洪野作画，洪野觉出了异常。当他走进潘玉良的世界——这个由疯狂痴迷搭建起来的图画世界，他彻底震撼了。他一张一张审视那些画，他认真打量眼前这双被画笔和擦痕沾染发黑的手，好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几天后，一封署名洪野的信，抵达潘赞化的手中。他向潘赞化致歉，为曾经不假思索的拒绝；而后是难耐的惊喜，为发现了潘玉良这块璞玉。
我高兴地向您宣布，我已正式收阁下的夫人做我的学生……她在美术的感觉上已显示出惊人的敏锐和少有的接受能力。
我感佩先生之慧眼，觅得真玉。尊夫人乃荆山之璞，一经雕琢，我敢断言，定成光彩炫目之器。先生可拭目以待。
潘赞化倍感欣慰。事实证明，他从第一眼便喜欢的女子，果然有出众的异质。他为她赎身，娶她为妾，为她请老师教授课文读书识字，在世俗眼中，都有了强有力的支撑；对曾经蝗虫般的流言，有了驳斥的理由，也有了蔑视的资本。
而对他来说，他付出这一切的理由只有一个，她是他不愿错过的女人。
上海美专的女学生
学画数年，在洪野先生的指导下，潘玉良的绘画技艺日渐纯熟。在洪野看来，她现在的水平，完全不输于他所任教的上海美专那批男学生。
因封建“女禁”，上海美专从1912年创办起，一直是个男生学校。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教育界开始提倡废除“女禁”，录取女生入学。于是1920年秋，敢开风气之先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美术女生，首次实行男女同校。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这句话似乎是专为潘玉良设计的。她师从洪野，苦学数年，终于练得妙笔生花时，最著名的美术学府，开始招收女生了。
似乎一切都在为她准备着，其实机缘背后，谁能看见她静若青莲、废寝忘食的时刻？心似一朵莲，不争，不扰，不忿，只执着于一个美的世界，忘记了日月星辰和时光飞逝。
彼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正是那位具有狂飙突进精神的著名画家刘海粟。他任校长期间，引进西方现代绘画教育理念，首创男女同校、裸体女模特写生和旅行写生，并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专业性杂志《美术》。数项开创性的改革，对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中国教育造成极大冲击，有人甚至将刘海粟与张竞生、黎锦辉并称为彼时上海的三大“文妖”，上海美专也一度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将上海美专招收女生的消息带给潘玉良夫妇的，正是洪野。洪野知道，以她目前的绘画基础，她完全够资格，考进上海美专成为一名在籍生。
潘玉良的欣喜自不待言，她正埋头享受耕耘的快乐，忽然听到有人对她说，你的麦子熟了，丰收的季节，到了。
潘赞化用坚定期待的眼神看着她。这消息的来临，他受到的鼓舞不亚于潘玉良。他将喜悦放在心底，只平静地对她说，他将不遗余力支持她，她在绘画上能走多远，他便有多少耐力，支持她走多远。
于是那一场考试，她准备得十分充足，考得也格外轻松顺利。
考完不久，洪野先生激动地告诉她，她的成绩即便不是第一，起码也是名列前茅。他甚至肯定地说，她满可以等着秋季入学的通知了。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读榜那一天，她站在人群中，将一张榜单从上到下反复搜寻了一遍又一遍，却找不到“潘玉良”三个字。尽管她不曾想过这样的结局，冷冰冰的事实却表明，她落榜了。
对潘玉良来说，这样的打击太残酷了。她无数次逡巡在上海美专校园外，远远隔着围栏，贪婪地看校园内的白色墙壁、房顶上栖息的鸽子、一排排绿色植物，和背着画板从一间教室穿行到另一间教室的学生们。她跟随洪野学画四年，不，她用了更长的时间，甚至从幼年看母亲用小石块在毡帽上画出图案、用五颜六色的彩线刺绣开始，她便储存了这个梦——用线条和色彩展现生活和世界。如今这个梦，眼看就要圆了，到头来却是一个虚幻的泡泡，轻轻地“啪嗒”一声，无端地消失了。
最不能相信这个结果的是洪野。阅卷分数他早已得知，潘玉良不出所料名列前茅，却为何没能上榜？他怒不可遏地冲到教务处，教务处给出的答案是：因潘玉良的出身问题，怕招来质疑和纠纷，学校慎重考虑后，将她的名单拿下了。
所谓的质疑和纠纷，确实有前车之鉴。自从1914年刘海粟引进人体画之后，学校便再也没能安宁过。社会各界对上海美专口诛笔伐，甚至称刘海粟为“艺术之叛徒，教育界之蟊贼”，就在这次考试之前的1919年，沪上的一位监督还提请当局查禁上海美专……如此风声鹤唳的形势下，再让外界落下“招收妓女”的口实，学校就真的岌岌可危了。
然而，这个决定对一个极具灵性和才华的女子来说，是多么冤屈和不公正！一个以发掘和培养优秀画家的学校，却要眼睁睁看着封建余毒涂炭璞玉埋没人才，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洪野是个画家，他只尊重艺术，他思想前卫又桀骜不驯。因此在他眼皮子底下，他不允许自己犯错。对他来说，看见错误发生却不加以制止和纠正，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