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文艺作品中，有些描写爱情的陈词滥调令人感到厌烦之时，我们欣喜地读到了短篇小说《“狐仙”择偶记》，在最近的爱情题材的创作中它仿佛是一株带着晨露的小花，虽并不那么艳丽耀眼，却别有一股泥土芳香。
小说一开始就把青年农民的爱情生活与经济状况连在一起介绍：“村子穷，百多户人家，打光棍的小伙子就有四十几个。”当婚不婚，促使这群“钢枪排”们围着村里现成的寡妇黑嫂做好梦，大队支书老石由于婚姻的不如意，对黑嫂也抱有非分之心。但作者没有单纯地去描写农民的爱情欲求，他更为注重的是揭示农民在爱情问题上所表现的生活理想与审美趣味。这一点在主人公黑嫂爱情观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十多年前，女共青团员黑妮对爱情抱着美好的幻想，可是外表漂亮的丈夫却以庸俗不堪的生活哲学击碎了她的美梦，他的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引起了她的反感，当晚两人就闹翻了。丈夫武斗死后，当追求者讨好她时，都没有引起黑妮的兴趣，她向往的丈夫是：应当是强壮有力的，能够保护自己的女人；应当本分正直，没有非分的要求；应当顶天立地，不要弯着腰生活……她的这种向往，说明她从精神上、处世态度上，无不渗透着一个农民的传统的理想标准和美学爱好。我们从黑妮的爱情观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城市学生腔，也没有现代青年人的时髦观念，她完完全全是一个本色的农民。
正因为这样，爱情观念与传统的美好的伦理观念在她身上很容易得到妥协和调和。尽管她对丈夫并无好感，可当丈夫横死后，她却很自愿地担当起照顾瞎眼婆母和女儿的天职，为了这，她忍受了种种寡妇的委屈和欺侮，也使她更加渴望找到一个符合她理想的、可以使自己置于其保护之下的男人。她在邻居老弯身上找到了她的理想:她喜欢他的憨厚、本分、有骨头，是一个真正的庄稼人。然而作者匠心独运地写了黑嫂在老弯由于开荒种粮食而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时，从生活上体贴他照顾他、支持他，可又偏偏隐藏了自己心中的爱情，这是为什么？是传统观念作梗吗？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社会早已不典型了；是怕支书老石的势力吗？如果这样写，又会落入前一时期颇为流行的俗套。黑嫂有着农民的机智，她归根结底还是从实际的利益——经济利益考虑后果：一旦老弯跟她结了婚，就失去了光棍汉子无牵无挂的大胆和魄力，无法顶着压力开荒种地了。她固然也怕得罪老石，那也只是纯粹地从经济的角度着眼，失去了“补助金”那她往后的生活就无法过——直到党在农村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农民生活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这对旷夫怨女才圆满地结了婚，终为眷属了。
这篇小说自始至终渗透着一种农民的气质，语言朴素诙谐，富有幽默感，没有大段的心理描写，它通过琐碎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心理。正因为作者对农民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小说能够避免一般爱情描写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比较真切新颖地表现了农民的爱情。
这篇短文章的字里行间都留下来那个时代的痕迹，譬如明明是“我”在写评论，却习惯地称为“我们读了……”，陈词滥调也很多。这篇小说的主题大约有点像当年的《漏斗户主》《乡场上》一样，旨在歌颂，但它吸引我则是另有新鲜，那就是对农村风俗、农民心理等因素的刻画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生动描写，我所要讨论的农民的爱情，也可以说是农民的情欲，是一种精于计算的头脑支配下的情欲，这个叫作赵本夫的作者真是把它写得入木三分。不过这样的一种民间化的描写手法，在1985年寻根文学以后才风气大盛，但往前退几年，则还是被视为大逆不道。我那篇小文章发表时并不认识本夫其人，也不知道他已经发表了后来获得大奖的另外一篇小说《卖驴》，只是因为喜欢这篇小说就写了评论，又被发表在当时在全国拥有大量读者的《文汇报》上，于是马上就有了反响——可惜这反响不是正面的，不久在北京的一家报纸上就出现了两个作者与我进行商榷的文章。据褚钰泉告诉我，那两个作者曾经把他们合写的批评稿子寄到《文汇报》，是被他退了回去，后来又在北京发出来了。其批评的具体观点我现在已经忘了，大致是批评我不该助长这篇小说的庸俗化的描写爱情。在批评者看来，写寡妇就已经不正经了，再写寡妇“择偶”，更有色情倾向，而我把这样的描写称之为“农民的爱情”，那又足以够得上污蔑农民的罪名了。现在我举例这些批评观点简直像是痴人说梦，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的遗风还在阴咝咝地刮着，这种卫道士的文章不仅能够气势汹汹地发表出来，而且还被《人民日报》的一个文摘小报转载，问题就似乎有些严重了。好在上海毕竟是大城市，我自己一点也没有在意，《文汇报》有褚钰泉的保护也没有谁在意，学校里更是没有人在意，所以我顺利地留校任教。应该说，这篇文章没有给我带来什么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篇文章却给赵本夫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当时本夫好像是在徐州地区的一家文化馆工作，他的这篇小说发表，起先没有什么反响，我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当然好人注意坏人也会注意，当那篇批评我的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就似乎是党报在批判赵本夫了。当时有的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不仅有文痞写文章与我这个远在上海的陌生人“商榷”，还有打手就近开始对本夫进行“批斗”、“围剿”起来。本夫大约是吃了些苦的，据本夫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已经把毛巾牙刷都带在身边，随时准备一场批斗会下来后突然宣布被捕收审。这种事在今天的青年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荒诞事毕竟有荒诞人去做。但是幸好，不久在全国短篇小说的评奖中本夫的《卖驴》获得大奖，一炮而红，那些灾难自然如风过耳烟消云散了。后来我遇到本夫才知道这些故事。本夫还说，你的文章让我成名又让我惹祸，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你啊。这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不过对于本夫的创作，我是很认真地关注过，除了《“狐仙”择偶记》以外，我还写过两篇评论他的创作的文章。一篇是《换一种眼光看人世》，讨论了本夫的《卖驴》《绝唱》《那原始的音符》等几个中短篇小说，我一向以为赵本夫是当代中国文坛上难得的几个短篇小说家之一，短篇的结构和精巧的因素，他掌握得非常绝妙。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绝药》《绝唱》等都是名重一时的短篇，他的创作贴近农村民风民俗，不拘泥于僵硬的正统道德观念，如《绝唱》里的一夫两妻与《羊脂玉》中的一妻两夫的故事，都超越了正统的道德观念，却写尽了民间生存的艰难与温馨，叙事语言含有高度的民间幽默与智慧。可惜后来风气大变，社会推崇长篇故事而忽略短篇价值，本夫的这一特色并未受到人们的关注。我的另一篇文章是讨论他的中篇小说《涸澈》，题目叫《蜕变期的印痕》，是我致赵本夫的一封信改写的。内容如题目所示。此刻的本夫已经从《绝唱》等短篇佳构中摆脱出来，连续写了《刀客与女人》《混沌世界》两个长篇，写土匪豪杰，打家劫舍，江湖气十足。我其实是喜欢他那些精巧短篇小说的，到现在也是喜欢，对于他的变化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但又觉得他生长于徐州界面，山水穷恶，民性刁悍，不将笔墨放开来写很难表现那些强悍民风。所以在信中也体谅地说，我理解一个在种种天灾人祸的锤炼中倔强成长起来的黄河故道人，一个胸中天地浑然成一体的艺术家，是无法将奔腾浩瀚的激情构思在狭小精巧的艺术天地中的。但是我只把他在这时期的创作称作是“蜕变期的印痕”，我真诚地期望本夫能在大山大水酝酿出天地人三者贯通浑一的大艺术境界。
接下来我想说的一件事是，我在那篇讨论《涸澈》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不成熟的词：准文化。我说本夫的两个写土匪的长篇小说都是“准文化”熏陶下的产物。关于“准文化”，我作了如下的说明：“准文化来自真正的民间，它是民族历史上的非正统文化，所含的文化内涵与审美观念，都具有民间粗俗的、因此也更有生活原始形态的色彩。民俗民风，郑卫之音，桑濮之声，通常是它的生命力最为强烈的表现。由于它并非与正统文化决然对立，而往往是在正统文化制约力较薄弱的环节小心翼翼地构筑着符合自身道德观念与审美观念的文化体系，所以一般很难被人们从独立的意义上给予重视。”写那篇文章是在1988年。五年以后，我才正式构想了关于民间文化形态的假说来解释当代文学创作的某些现象，但关于民间文化形态的基本特点，在这个“准文化”的概念里也已经包含了。我所提出的民间文化形态的理论曾经引起过理论界的讨论，反对者自然也是不少的，但我以为它能够用来解说一些创作现象和知识分子现象，只是有些理论准备还不充足，还不能完备地自圆其说。但这一理论的最初孕胎于本夫的小说艺术是无疑的。后来我在用民间理论解读的作品中，最得心应手的作品是张炜与莫言的小说。张炜是胶东海边人，莫言是山东高密人，而本夫是徐州丰县人，虽属江苏地界，仍然靠近山东。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山东那一片神奇的土地孕育出来的民间艺术气象，与我生命中最隐秘的情感审美密码有着奇异的呼应，冥冥中我就是特别喜欢那里的艺术精神。本夫的《地母》三部曲好像还没有写完，我希望这是一部浩瀚的大作品，将把他的艺术创造和我的理论追求都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3.于细微处见胸怀——赵本夫印象
何镇邦
对于赵本夫，可以说早就通过他的不少作品认识他了。早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就读过他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卖驴》和引起争议的一另一篇短篇小说《“狐仙”择偶记》，稍后又读了他的颇具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刀客与女人》。20世纪90年代末，当我们一群人集中在北京的西南郊新华社一培训基地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选作品时，又读到他经过长期准备而写出的长篇系列《地母》的第一卷《黑蚂蚁蓝眼睛》和第二卷《天地月亮地》。应该说，我对赵本夫的小说读得不算少，有个初步的了解。但是，我同本夫的交往不多，也未曾动笔为他的作品写过评论，所以认真说起来，我对本夫还缺乏真正深入的了解。
不过，有这么两件小事，却让我感受到他的胸襟宽阔和为人的一丝不苟。
2000年春天，我和北京评论界的几位朋友一起应江苏省作家协会的邀请，南下扬州小住十多天为江苏首届紫金山文学奖评选获奖作品。本夫系江苏省作家协会驻会专职副主席，当然有机会多次见到他，甚至有机会略为聊上几句。记得在闲聊中谈及我对他的《地母》前两部以及十多年前那部《刀客与女人》的看法，除了肯定的意见外，还有一些颇为尖锐的批评意见。诸如《刀客与女人》过分追求故事的传奇性，作品缺乏比较深厚的意蕴；《地母》前两部较多地追求史诗的气势而缺乏史诗的魂魄，有些描写又有点猎奇荒诞云云。在谈出这些意见时，我还担心本夫难以接受因而有些犹豫，因为我深知大部分作家的自我感觉很好，是很难听进对其作品的批评意见的。可是没有想到，本夫却很认真而又平静地听取了我的意见。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他今后的小说创作是否有些影响，但仅凭他认真听取意见这一点，就足以见出他的谦逊态度和宽阔的胸怀。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件小事也值得写下一笔。去年（2002年）的秋天，先是接到已故老友艾煊同志的长女艾涛打来的电话，说她爸爸的《文集》八卷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而她爸爸生前曾留下一份赠书的名单，我的名字列在名单的前列。不久后就接到艾涛寄来的《艾煊文集》八卷。打开这尚存墨迹的八卷《文集》，感慨万千，遂动笔写了篇悼念艾煊的文字，题为《秋风瑟瑟忆艾煊》，四千余字，文章写成后，竟然找不到合适的发表之处，于是想到了《钟山》，那是江苏省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很有点影响，在那里发篇悼念艾煊的短文总是比较合适的。我遂给本夫打了电话说明此意，他要我把文章立即寄过去。不久即接到本夫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说稿子已收到，并转给《钟山》副主编傅晓红处理，还解释说，他是不管稿子的，一切稿件都由傅晓红及编辑部同志处理，他从来不加干预，以示对编辑部有关同志的尊重。我当然赞同他的这种态度。不久，我又接到傅晓红退的稿子，并附有一封信，说明悼念艾煊的文章《钟山》已发过一些，我这篇文章没有新的东西，故不能发表而把原稿退给我。说实在的，由于二十多年来已不再收到这种退稿，因此收到退稿时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的。但我又很赞成赵本夫和傅晓红的态度和对我的文章的处理，更是赞赏本夫身为刊物的主编，连我的一篇短文都不想干预以保持他对《钟山》编辑部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的尊重。从这么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出赵本夫在工作中的坚持原则，一丝不苟的态度。我不仅对他没有任何意见，反而更喜欢起他来了。至于《秋风瑟瑟忆艾煊》一文，我也不想另投他处，只是在我主编的一家企业报的副刊上发了一下，就收入我新近即将出版的一本散文随笔集《文化履痕》之中。我想，待这本集子出来后，寄一本给艾煊同志的长女艾涛作个纪念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