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面可知，张允和是个有着假小子风格的率真的女性，因而极有可能对感情这种事存在假糊涂。事实上，张允和不仅智商一流，情商也不低，很能调节、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由于她跟周有光的妹妹是同学，加上两家也偶有来往，因而早在16岁就认识了周有光。那个时候的周有光，英俊而腼腆，当见到一个同妹妹一起回来的容貌秀丽的女子时，估计话没说上，脸早就红了半边。张允和却大方得多，来一次不够，还多来几次，来的次数多了，周有光对她的感觉便起了化学反应。实际上，当时的周有光正读大学，而张允和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放到现在，那是隔了好几届的辈分了。但情之所至，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人家沈从文都敢搞师生恋，追自己的女学生，何况咱还不是师生关系呢。因而尽管不好意思，周有光还是开始向张允和主动出击，经常到张家或是学校去找她玩。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28年，张允和19岁，考入了上海的中国公学，而当时的周有光也在上海读书，正好近水楼台，给他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与沈从文不同的是，周有光的策略显得成熟得多，他没有使用追女必杀技，因为脸皮薄，不好去死缠烂打，加上周张两家本有交往，张伯父又比较开明，搞定家长这招也用不上。所以，他利用有利因素，走了一条稳扎稳打的路子。不像其他青春期男孩子，看到心仪的女孩子，就猴急猴急的不庄重，而是老派、稳重、绅士，懂得节制。不过，周有光似乎低估了张允和的防御能力，尽管张允和对这个儒雅稳重、文质彬彬的周有光已经充满了好感，但是理智的她还是暂时收敛了这份感情。她总是躲着这个痴情的老男孩，在周有光经常性地跑到中国公学找她时，她会从东宿舍藏到西宿舍，还吩咐管理员说张小姐不在。
“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周有光一次次出击都以失败而告终，只能失望而归。这件事传开后，张允和因此在同学中间得了一个“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用在爱情上，却并非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爱情这玩意儿，一是凭感觉，二还是凭感觉，其他的“神马都是浮云”。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哪怕你为她“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她想不理你，还是不会理你。
由这点来看，周有光应该是相当有谋略，相当有见识，他准是窥破了张允和暗藏着的对他的好感，才敢在屡受挫败之后，再次重整旗鼓，向前冲刺。
·一吻洗罪恶·
周有光斟酌了又斟酌，终于想到了一条万全之策。在给自己打了N次气、加了N次油之后，他豪壮地向张允和邀约，两人去江边散步。这里得提一点，先前周有光虽然找了很多次张允和，但没有一次是两人单独相处的，如今他不知打哪儿得来的灵感，居然开了窍，确实很有点勇气。庆幸的是，张小姐这次没有再逃避，居然答应了他的邀约。散了一会儿步，两人在石堤上坐下来，大概是第一次独处，都紧张得没有一句话。这时，周有光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蓝皮小书，是英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书里夹着个小书签，是两个恋人相见的那一幕．主题是“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
张允和看了一眼，心想：这个人真坏啊，拿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书，英文本的，怕我不懂英文啊。当她还在怛怩不安时，周有光的右手突然就抓着了她的左手。遗憾的是，勇气可嘉的周有光并没有达到在一吻中消除“我的罪恶”的目的，但当张允和的第一只手被周有光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周有光的这次表现，给张允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看看，诗意的表白总是比直截了当要来得有效果，更何况张允和是一代有文化的大家闺秀。不过从现在看来，也许并非是因为那句话的缘故，张小姐既然能答应周公子的约会，那只能说明，她早已经芳心暗许了。
然而，看似已经水到渠成，实则是水中花、镜中月，两人的恋情，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张允和二年级时转入上海光华大学读书，而周有光已经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了。分隔两地，这使得周有光的策略无法再继续施展。
不过周有光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倒以询问到上海玩的姐姐的情况为理由，给张允和写了第一封信。这里不得不再次表扬一下周同学的聪明，如果他像沈从文那样，将充沛的感情付诸于笔端，痛诉衷肠，或许事情又会有另一番景象。
拿到信的张允和，大概也没料到周有光会用这一招，有些“吓坏了”，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看。而同学一看，只不过是普通的来信，既然如此，她也就没什么理由去躲避了，只好与他保持正常的通信。
大家也许有过结交笔友的经历，如果没有，或许也有结交网友的经历。总而言之，写出来总比说出来容易，两人通过鸿雁传书，不仅加强了沟通，也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或许，张允和对周有光的认识，这个时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
然而直到1932年，两人才真正走人恋爱的季节。那一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军炮轰吴淞口，为了安全，张允和到杭州之江借读，才子佳人，才又有了重聚的机会。说起张允和与周有光的恋爱经历，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虽然两人都是新式青年，身穿洋装，口吐洋文，但在约会时，身子却总是保持着一尺的距离，心中充满了甜蜜，却怎么也鼓不起手牵手并肩走的勇气。
因为两人的距离感，再加上张允和独特的相貌特征，曾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他们去灵隐寺游玩，途中遇到一个老和尚，老和尚看到张允和后，便一直跟在他们后面。两个人往前走，他也往前走，两个人停了下来，他也停了下来。后来，周有光和张允和说话的声音低了下去，他便靠得更近了。二人便找了个只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坐下来休息，没想到，他也跟着侧身坐了下来。后来，老和尚终于忍不住凑到周有光面前，指着高鼻子的张允和低声问道：“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周有光笑着告诉他：“三年了。”老和尚恍然大悟，说道：“难怪中国话讲这么好！”大概张允和的鼻梁过高，有些混血儿的“风范”吧。
张允和的鼻梁到底有多高，从旧时的照片上也不能分辨得很清楚，可以看看另外一件事。那还是大学时，因为性格开朗活跃，张允和被选为女同学会长。在女同学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田汉专门为她们写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戏。那时她已经是南国社的成员，一次临时演一个女工，田汉说她鼻子高，不必再装假鼻子了……这个事情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张允和的鼻梁确实很高很高。
经历了漫长的爱情长跑之后，1933年，两人终于决定结婚了。结婚前，周有光在给张允和的信中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10张纸的信，意思却只有一个：“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要我们自己去创造的。”
看来，只要幸福来了，挡也挡不住。
不过好事多磨，中国人讲究良辰佳日，这对两个新式青年来说，却是一桩难事。他们开始选了一个周末的日子，印了200张喜帖，可等喜帖送到大姑奶奶那儿时，大姑奶奶拿了皇历一查，见日子恰好是阴历的月末，是个“尽头日子”，便觉得有所不妥，建议日子重选。喜帖只好作废重印，这回选的是远离尽头日子的星期六，大姑奶奶才终于点了头。
200张喜帖很快发了出去，可不幸的是，如果按阳历算，这天是4月30日，属于真正的“尽头日子”。不过，两人没再重选，也许在他们看来，尽头过后就会是新的开始吧。然而家里的保姆却不放心，又把两个人的生辰八字拿给算命先生看，算命先生一口咬定：“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现在看来，那该死的瞎子简直该遭天雷活劈，这对幸福的新人，不仅活过了35岁，还在后面六十来年的岁月里相濡以沫，携手并进。
按照周有光老爷子自己的说法，他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并自己给两人的恋情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问，就是恋爱阶段。”（摘自《周有光百岁口述》）也就是说，二老从朋友到恋人，再从恋人到夫妻，都是几年几年慢慢一步步走过来的，这要在当今的情侣们看来，估计会说他们“真能折腾”，但正因为这种缓缓的流水式的“折腾”，才使得这种恋情没有随着婚姻的来临而逐渐消散，反而一持续就是几十年，并随着岁月的积累愈加深厚。都说细水长流，周有光和张允和的恋情，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磨难见性情·
周有光终于如愿以偿，娶到了张允和，也就是说，他从此以后便成为叶圣陶口中的“能够幸福一辈子”的男人了。确实，新婚燕尔，两人幸福得令人羡慕。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允和便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平，接着小平又有了妹妹，这样一来，享受天伦之乐的条件差不多都具备了。只可惜好景不长．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紧张阶段，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个美满的家庭更是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失去亲人更能让人伤痛欲绝的了，而对张允和来说，丈夫、儿子和女儿便是她的一切，是她的灵魂之所依，因而，只要跟他们在一起，哪怕是冒着枪林弹雨，她的心也会感到异常安宁。
只是上天是残忍的，也许是嫉妒这一家太过幸福，便在颠沛流离之中，又给了他们致命一击。为了躲避战乱，张允和与周有光带着两个孩子开始大逃亡的艰难岁月。这次逃亡是漫长的，惊险的，又是十分艰辛的，以致年幼的女儿经不起折腾，不幸病死在路途之中。这重重的一击，差点使张允和的精神就此崩溃，而坚强的她还没有缓过气来，又一个打击随之降临——在从四川迁回成都后，儿子小平又被流弹打中肚子，肠子穿了6个洞，幸亏手术及时，保住了性命。那粒子弹在她保存了半个世纪之后，交给小平的女儿作为纪念。
不得不说，张允和是坚忍的，灾难一次又一次降临到她的头上，她都能咬咬牙，最终挺了过来，这对一个当年名媛、乱世女子来说，实属不易。在这个时候，张元和正与夫君顾传玢夫唱妇随，张充和已与张兆和夫妻二人退避西南一隅。因而四姐妹中，属张允和遭遇最为凄惨。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她与丈夫先后搬家近三十次，吃尽了背井离乡之苦，才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盼来了全中国的大解放。解放后，周有光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而张允和则进了上海光华附中教高一的中国历史课，日子似乎重归于圆满。
不过，张允和毕竟不是学历史出身的，为了把它做得更好，她开始拼命地买书、看书，给自己补补课，充充电。妹夫沈从文虽然木讷，但在学问方面却异常敏锐，他很支持二姐学习，便送了她不少书。这些书对张允和的帮助很大，原本只对昆曲和文学等感兴趣的她，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系统性的学习之后，逐渐也成了“历史达人”了。
当时上海每区有一个中等学校历史教学研究会，光华附中属北虹口区。在一次会议上，张允和敢想敢言的性格又显现了出来，她针对教科书中的一些问题，如年代不全，许多内容与政治、文学相同，缺乏趣味性等提出了意见，这些意见如一声惊雷，令在座的各位老师刮目相看，不由得鼓励她写出来。
这位张二姐很干脆，二话没说，真的把自己的意见一股脑儿写了出来，而且一写就停不住，一下子写了两万多字。后来这些意见在1951年2月28日的《人民上报》中被重点提及，而正是因为这件事，当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将她推荐给出版社，并很快把她调到了北京。
看来，老叶与张家姐妹的渊源，一直到这里还延绵不断。只不过这时的老叶对张二小姐的认识，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么单一了。或许他没有想到，这个擅长诗词曲赋、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还能在历史上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不过，令老叶更没有想到的，或许是张允和随后的经历。
·特务密语·
到了北京后，张允和获得了参加新编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机会，她非常高兴，也许比起教师来，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更得心应手，毕竟这是耍笔杆子，她的老本行儿。然而不到一年，她的这份喜悦便在随之而来的打击中烟消云散。
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张允和阴错阳差，被人莫名其妙当成了“老虎”，说她是地主，曾分到过两年租，还说她是反革命，要她写交代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