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张允和在《张家旧事》中提到过这件事，她回忆道：“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吓坏了，交上去两万字的‘交代’没有通过。紧接着，我的家就被彻底翻了一遍（那时不叫抄家），别的我都不在乎，因为本来我也没什么东西，但最让我难过的是，他们居然把周有光及朋友给我的信都拿走了。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夫妻间的信居然被别人拿去当材料‘研究’，简直是一种耻辱，刚刚‘得意’过的我被击倒了，甚至觉得整个生活都完结了。”
张允和提到的“夫妻间的信”是她跟丈夫之间的私房信。
由于调到北京，张允和与远在上海的丈夫只能靠通信来维持彼此的联系。她是个什么话都藏不住的人，一有什么事儿，都会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丈夫。一次，她给丈夫写信，曝光了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个小秘密。啥秘密？原来，一个与她相识了几十年的小朋友写信给她，说自己已经爱了她十九年了。这事要是换了别人，还不是能藏多久藏多久，可张允和不，她不但跟丈夫说了，还让丈夫猜那人是谁。当然，说白了，还是人家周有光有胸襟，有气魄，不但不气不恼，还跟妻子逗起了乐子，看似一本正经地猜测了起来。
“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这几位仁兄自然是周有光杜撰出来的，看看，人家多幽默。可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种幽默在别人看来，却成了特务之间沟通的密语。
审查者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到”眼光，认定这些夫妻间嬉戏的书信中的字母都是特务的代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允和从未蒙受过这种耻辱，女儿天折时她挺了过来，儿子负伤时她挺了过来，而在别人毫无道理地怀疑她对国家对人民的忠心的时候，她顶不住了，一时间精神崩溃，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
张允和自小就比较瘦弱，原本只有八十几斤，两个礼拜下来，就只剩下整整八十斤了。与此同时，她还得了齿槽内萎缩的病症，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只好请假回上海治疗。这一回，便彻底丢了出版社那份工作，她这个八十斤重的“老虎”，就只好养在家里了。
这次的打击使张允和的元气大伤，过了许久才恢复过来。还好有周有光这个标准的好男人好丈夫，他想法设法把妻子从那种愁苦的情绪中拉出来，才使得她重拾生活的信心和乐观的劲头，安心地做起来家庭主妇。这一做，就是整整46年。张允和后来回忆起这件事，心态极好地把自己的遭遇称之为“塞翁失马”，并说：“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现在看来，张允和说得确实没错，因为过了十来年，丈夫周有光便因学术研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被发放到内蒙、宁夏等地改造，她的妹夫沈从文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吃尽了苦头，甚至为此自杀，差点丧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其实，早在1959年，张允和就因为严重的心脏病而被两位权威的医生“判处死刑”，认为她随时都会死掉。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她依然神采奕奕地活了下去，并做了很多事情。我想，这除了类似那次“塞翁失马”的运气之外，与她本身的那种坚忍不拔、勇敢乐观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
张允和曾在著作《最后的闺秀中》记述了她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迫害，尽管是些辛酸的往事，在她写来却也并不尽是悲愤与伤怀，甚至还有着苦中作乐的本事，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往往在生活的危险关头，想到一些有趣的事。”
比如在《小丑》一文中，张允和就写到一个故事。
有一次，两个年轻小伙子气势汹汹地闯进她家里，要她“交代”问题，他们给她五分钟的时间未考虑。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她看着两个批斗她的小伙子，心想他们一个是白脸的赵子龙，一个是黑脸的猛张飞，于是又由赵子龙和猛张飞想到唱戏，想到自己曾在戏里演过的几次小丑，然后回到眼前的现实，想到自己现在又是在扮演小丑的角色了。五分钟时间到了，两个小伙子一声喝令，该交代了，她想，“如果再给我五分钟，我就可以写一篇《论小丑》了”。
看看，乐观如是，而且是在那种遭受压制与迫害的情境之下，实在不得不令人佩服。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或许也只有她张允和了。
·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
电视剧仕兵突击》许三多说：“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许多许多有意义的事儿。”按这个标准来评判，张允和在做家庭主妇的这几十年间，确实有意义，也确实是在好好活。
虽然人到中年，可她那种见义勇为、敢想敢做的脾气还是一点都没改变。解放后，由于元和等几位姐弟旅居国外，与他们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张允和便告知家人：在国内她是最年长的，和国外的联系由她一人负责，有什么事由她承担。从“反右”到“文革”，有不少老朋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没人敢与他们接近，她就敢把人请到自己家里吃饭！这样的魄力，在那样的年代，就是大老爷们儿也不一定能够展现得出来！
张允和在步人中老年后所做的有意义的事儿，主要有两大件。
其一，是对昆曲的研究。
说起昆曲，这应该算是张允和的专长了，要知道小的时候，张冀牖重点培养她大姐元和的就是昆曲。张元和因昆曲与丈夫结缘，又因为丈夫而将自己的一生与昆曲紧密相连，而张允和则因为坎坷的人生经历，将昆曲丢了很长时间。重拾起昆曲，还是经受了“三反五反”浩劫之后的事。下岗初期，张允和返回上海，先往苏州弟弟处小住，排解忧伤，不久心情美好如初。回上海后，便开始研究昆曲，她聘请姚传芗、金彩凤来家教授身段，整理“断桥”、“琴桃”、“思凡”、“春香闹学”、“游园”、“佳期”等诸出的身段谱。她视昆曲如生命，在昆曲中重新获得了新生。在1956年，她参加了俞平伯先生的昆曲研习所，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先是任联络组长，到了1979年，又荣升为社长。在任社长期间，她广泛联系海内外昆曲大家，并从1992年到1999年的8年间，共做了82个曲谜。这些曲谜，深受社友欢迎，不仅充分显示了她那深厚的文史底子和戏曲知识，也展现了她的才思敏捷。
而张允和对昆曲的研究，主要还得力于她那数十本《昆曲日记》。出于对昆曲的热爱，张允和很早就开始以细腻、生动的文笔，记载自1956年到1985年（中间因“文革”中断了15年）京华昆曲界的点点滴滴，由于这些日记大部分以昆曲为内容，故名馄曲日洒。这些日记，为张允和以后对昆曲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历史参考资料，后来，她又续写《昆曲日记》，研究昆曲的唱腔、音韵、吐字、行腔，著有几十万字，历时几十年，为我国昆曲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其二，是续办停刊了58年的家庭杂志《水》。前面提到过，1937年，因战乱的影响，全家人离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而时隔几十年，这本杂志怎么又起死回生，办起来了呢？这事儿的发起者不是别人，正是张允和。
其实追本溯源，复刊的直接起因是一台打字机。在周有光83岁的时候，日本一家公司送给他一部中英文电脑打字机。后来，儿子又给他买了一部新的，功能更强一些，那部旧的就被闲置起来了。1995年2月21日，张允和说那天“是一个好日子”，因为她突然想试试那部打字机好不好玩，想用它写写信。尽管时年86岁的张允和是平生第一次接触电脑打字机，不会任何输入方法，但是眼前有一位现成的老师—一周有光。每当出现问题，听到她慢悠悠的一声喊，90岁的周先生就会从自己的小书房里颠颠地跑过去，耐心地帮她处理。不久以后，她居然可以慢慢地打出连贯的文字了，尤其是在掌握了使用词组输入的方法以后，速度明显加快了。
她最先使用的是“亲爱的”这个词。1995年10月28日，她给所有的姐弟们发出了一封约稿信：“亲爱的！70年前，我们姐妹兄弟办了一个叫《水》的小刊物，今天我建议继续办下去……”《水》就是这样在停刊58年之后复刊了。
这本史上绝无仅有的杂志有16开大小，二十来页，形式不拘一格，内容也充满了灵性，有诗词、随笔、日记、书信、乐谱、书法、绘画甚至蜡染等，除了部分是原始材料复印，大多数都是电脑打印出来的。《水》从不收订阅费，每期都是由张允和自费去邮局寄出，《水》还秉承当年她父亲办学的精神，不接受来自任何团体、个人的资助，也不向外发行。后来这个刊物被僻肓》的记者叶稚珊女士发现，并向外界作了报道，于是全国三十多家报刊对此作了报道，有人要求订购，有人愿意出资相助，但张允和坚守初衷，都婉言拒绝了。因而可以说，它只是张允和自娱自乐的一个精神家园，也只是张允和与兄弟姐妹维系亲情的一根纽带。
在这个精神家园里，张允和自己封自己为主编，同时兼撰稿、打印、校对、发行等职务，事实上，这几乎是她一个人的杂志。尽管这本杂志很薄，但对一个早已过了知天命年龄的老人来说，办起来还是很吃力的。不过，她对它赋予了很高的热情，并没有因为辛苦而有所懈怠，相反，更加勤练电脑打字，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有时，还是半夜时分，她就起床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为了不影响老伴的睡眠，她就用衣服遮着灯光。
张允和的努力没有白费，复刊后的《水》办得更加有声有色，虽然印数很少，但它的读者越来越多，传阅范围已经穿越了国界，远及欧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之一，每期必看，甚至在自己的住址有变化的时候还及时打电话通知“编辑部”，以免收不到。大出版家范用先生把它誉为：“本世纪一大奇事”（《浪花集》前言）。
自己的心血能够得到如此的肯定，张允和当然十分高兴，她笑称《水》是“世上最小的杂志”，而自己则是“最老的主编”。
·到老情更好·
如果说，研究昆曲和复办杂志《水》是张允和晚年最大的精神寄托，那么写书，则让她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
作为中国最后的闺秀，年轻时的张允和才情并茂，是个十足的才女，可惜的是，由于战乱和颠沛流离的人生，文坛并没有看到一个温情版的张爱玲的诞生。张允和年龄的巅峰岁月，拥有了太多的无奈和辛酸，以至于在她耄耋之年，她才能静下心来，将自己的才情重新归拢，抒写属于自己的经典回忆。
自1999年开始，张允和先后出版了《多情人不老》、《最后的闺秀》和《张家旧事》等书，以清新的文笔、平实的叙事、睿智的思辨见长，一时甚为文化圈内人士津津乐道。这三本书一版再版，拥有许多读者，为多家报刊报道，并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栏目，张允和成了“老明星”，忙得不亦乐乎。她还常在中央电视台露面，语言俏皮，举止又有戏剧味，观众都说她是个“俏老太太”。她曾自豪地说：“我现在比周有光还有光！”
确实，那时的张允和备受出版界青睐，比周有光风头强劲多了。据说有一次，就自己的书和老伴儿的书的销路问题，张允和还有一些颇为自得的评论。大概是某一时期某一书店，《最后的闺秀》卖出200多本，周先生的《比较文字学》仅卖出19本，这令张允和很高兴，她说，自己的书销路之所以比老伴儿的书好，是因为自己的文章是以家为中心的，人人都有家，所以人人都会对写家的书感兴趣。
这话也不无道理，在张允和的心中，家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她和周有光能够一步一步，携手走过七十来年的风风雨雨，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把对方当做家，当做自己最大的依靠。从相识、相爱到相守，从抗日战争到“三反五反”，从“文革”风云到白头偕老，他们都互相扶持着走过来了，并逐渐地从感情到精神、从心灵到灵魂融合为了一体。
“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这是张允和晚年秉承的“三不”原则。无独有偶，周有光也有“三自”原则，哪“三自”？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这与老伴的三不原则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心有灵犀一点通，不得不说，他们真是太有默契了。也许正是这份默契，使得几十年朝夕相对的日子，平静得一如无漾的秋水。
据叶稚珊女士回忆，张允和、周有光每天上、下午都有喝茶和咖啡的习惯。每天上午九点半，红茶冲奶粉；下午三点半，咖啡冲奶粉。夫妇每天碰两次杯，他们称之为“举杯齐眉”，这种习惯，两人一直保持了五十年。这种坚持“举杯齐眉”五十年不动摇的行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从中却读到了张、周二人浓浓的充满情感积淀的深意。
张允和有诗云：“人得多情人不老，到老情更好。”毋庸置疑，必是取自自己和丈夫的亲身体验，正因为有着不老的心，不老的情，两人才能在接近百岁高龄，还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维持一种鲜活的爱情，使得自己的人生，真正达到不老的境界。
可以肯定地说，二老如今在九泉之下，必定也如此般不老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