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被母亲的“好心”给雷到了，体操、篮球她尚且了解一二，如何打理园艺她根本一窍不通，如何去做这两门课的教员？
望着母亲企盼的眼神，庐隐又不好拒绝，勉为其难上任。庐隐的女学生们也是形形色色，有娇滴滴的大小姐，有脆生生的假小子，有的个头比她高，有的年纪比她大——最难堪的是，几乎所有学生都认为比老师漂亮。上体育课时，学生们衣着光鲜争奇斗艳，还有几个自持清高的学生认为庐隐根本不懂园艺，联名到教务室告状。
庐隐被弄得哭笑不得，待了半个学期后实在受不了了，正好寒假在即，她写了封辞职信，拿钱走人。
在家里待了一阵子后，北京慕贞学院的同学舒畹荪女士来信请庐隐前去安庆帮忙，舒女士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了校长，需要人手。庐隐接到信后十分高兴，认为可以摆脱家庭自食其力了，甚至觉得自由就在前方，在她回忆起安庆任教时的心情时写道：
……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茏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泄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做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
庐隐在故友的学校里教国文史地，讲课自然是轻而易举，当时苏雪林也应邀在该校授课，不过两人没啥深交，苏雪林回忆“后来蜚声文坛的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
日子一长，庐隐也不怎么喜欢安庆平淡的生活了，她渴望激情，不甘心沉静。在上了半学期的班之后，她又辞职回到了北京。庐隐说：“在那时候，我的心是浮动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我都不能平静的久往上去，看命的人说我正在走驿马运，所以要东奔西跑，我自己虽然不信命相，不过欢喜跑，我是不否认的。”
在家待着始终不成事，母亲简直不明白女儿究竟想干啥，嫁人吧，人家林鸿俊还没毕业，学女红吧，庐隐根本不屑。庐隐闲得时间长了也很烦躁，正好河南开封女子师范聘请教员，有朋友推荐她过去试试。买了张火车票，庐隐去了开封—一跟上两次的结局一样，半年后她再次辞职回到北京。母亲骂她没长性，表姊妹们则送给她一个雅号——学期先生。1919年，北京女高师招生，庐隐要去报考，母亲极力反对，拒绝提供学费，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啥，嫁个好男人就成了。
才女要飞翔，岂是阿堵物能难住？
为了凑一笔钱，庐隐马上到安徽找了个学校教书，一学期后，工资到手，得意扬扬回京城。
可当她回到北京时，女高师的考期已过，还是在母校老师的通融下，于1919年秋补考迸了该校国文部做旁听生，半年后通过学期考试方能升为正班生。
·甩了未婚夫·
在当年女师大学期考试中，庐隐和苏雪林的成绩最优，姐儿俩均是性格高傲。
庐隐的成绩虽好，可时常没钱，因为母亲根本不在经济上予以支持，还动辄责备，不赞成她读书，庐隐说自己是“有家归未得”。
那时候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陈独秀的《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提倡白话文，号召推翻封建礼教，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大腕云集北京，成了青年学生的偶像。
庐隐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被彻底唤醒了，她愉悦地接受了新的学说，积极参加各种演讲会，一位女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嬉笑，庐隐站起来大力支持，被同学戏谑为“新人物”。
因为热衷于各类活动，她还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经常到其他大学参与导师座谈会。她与学生会主席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四人自制统一服饰，出入相随，形影不离，颇有游侠味，庐隐骄傲地说：“我们四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
苏雪林在《关于庐隐的回忆》里说：“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图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叽叽呱呱。讲着我听不懂的福建话。”
……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静静用功的时候很少。……庐隐虽然不大爱用功，而天资聪明，功课成绩总列在优等。每遇作文时，国文教师发下题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侧着身，飕飕笔不停挥，顷刺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人。郭梦良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学生，古文根底好，颇有才气。
大学时代的同乡会最容易引出情感问题，而且多半是毕业之后就分手的悲剧，在中国上百年来都是这样，庐隐与郭梦良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这群福建的才子才女为弘扬五四精神，决定创办《闽潮》杂志，大家推选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为编辑，两人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交流。
“五四”运动后思想界一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均有不少拥趸者，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也吸引了不少人，郭梦良和庐隐属于中间派，他们既觉得社会主义有道理，又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性，庐隐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下决心做一个社会的人”。
这时候，她的未婚夫林鸿俊大学毕业了，在山东糖厂谋了个工程师，高级白领待遇。林鸿俊写信来要求庐隐与其成婚，说自己现在已经有实力担负起家庭责任了，妹子你委屈了这么久，以后跟着我享福，另外北京学生运动胡乱折腾，北洋军阀不好惹，在这世道下咱过个小日子就行。
其实林鸿俊是个勤奋上进的好青年，他还对庐隐谈了人生规划，准备报考高等文官，以求更高建树。
庐隐此时的想法完全变了，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
当初仗义订婚的是她，现在执意要解除婚约的还是她，才女处世，就是不走寻常路。
·君去何匆匆·
“五四”思潮激发诱导着庐隐，她被自己的才气憋得难受：
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
她躲在图书馆里开始着手创造，几天后整出了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隐娘小传》，可谓开山之作，后来她觉得“隐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不愿人们识其内心世界，并以“庐隐”作为她的笔名。
《隐娘小传》大部分是用文言文写成，也仅限于朋友间传阅，影响并不大。后来她读了几本短篇小说，觉得长篇小说结构穿插难，还是先写短篇为好。她写了一个短篇，战战兢兢地去请教某位文学教授，不想那哥们儿给了她当头一棒：“你也想写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像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庐隐一气之下，把稿子给撕了。难过了好几天，她又壮着胆子又写了一篇《一个著作家》。这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某大户人家的女子爱上了一个码字的哥们儿，两人在爱情与面包的旋涡中苦苦挣扎，后来女主人公病死，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表达了对社会的抗议。
这篇小说很快被茅盾相中了。
那是1921年，茅盾、郑振铎创建“文学研究会”，庐隐通过大哥兼老乡郑振铎认识了茅盾，也加入了该会，登记的序号是13，属于第一批会员，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茅盾刚接编改组后的《小说月报》，见到庐隐的小说，稍微修改后便将其发表。
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庐隐的创作自信，由此正式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探讨人生的意义，反对封建礼教。庐隐在她的创作生活中，一贯遵循此主张。她认为，作品应该含有时代的色彩，因此她的作品几乎全是写实，如描写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苦闷的《海滨故人》，集中描写农家女悲剧的《一封信》，表现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被毒打的《两个小学生》，反映纱厂女工悲惨生活的《灵魂可以卖吗》，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余泪》，以及《时代的牺牲者》、《一幕》和《房东》等短篇，虽然结构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黑暗角落，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多见。
茅盾在《庐隐论》里所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在大学里，庐隐一共写了几十万字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游记，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
大学毕业前夕，全班同学为了筹款去日本，庐隐与几个好朋友自编自演新戏，公演后不仅赚了钱，还得到了公众普遍的好评。她们从日本到朝鲜，又到奉天、大连、天津，一个月的奔马似的游览生活，颇有收获。
回到学校，写了毕业论文，拿了文凭，大学三年宣告结束。
在文学上取得成绩的同时，庐隐的爱情果实也慢慢成熟，她无可救药地迷上了有妇之夫郭梦良。
郭梦良告诉庐隐，自己已有家室，当时为了凑一笔学费，不得不娶了某富绅的女儿，与妻子谈不上爱情。
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地宣泄她的彷徨：
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问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
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三个好友几乎众口一词：你要慎重考虑啊。
家人得知庐隐爱上了有妇之夫后，也纷纷责备，这下彻底激发了她的叛逆，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
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同室”属于啥性质？既不是做妾，又不是做妻，在一起共同生活？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同居”。
叛逆就是最好的理由，庐隐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她。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尴尬和卑微。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之情，尽在字里行间。
悲哀的是，庐隐的母亲因女儿的叛逆心力交瘁。
也许是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甚至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到后来庐隐闹退婚，她也没说啥。如今女儿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老太太备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
母亲去世，庐隐狠狠哭了一场，几个哥哥却很难原谅她，与她的关系一度僵硬。
庐隐在福建夫家难以待下去，在她的坚持下，夫妻二人回到上海。此后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回家都没时间，无法陪伴庐隐。
庐隐几乎成了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每日被琐事缠绕，女儿出世后，她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
爱情也许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庐隐喜欢在小说中表露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所以此后的多篇小说中她都不由自主地借女性主人公之口感叹婚姻带来的失望情绪。
《前尘》中的女性主人公结婚三天后就开始不满足，伤心流泪中“觉得向往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何处是归程》中，女主角抱怨：“整理家务、扶养孩子，哦！侍候丈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消磨人了”；《胜利以后》更是用大段的议论直接否定结婚的意义：“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什么趣味？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度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免避事实的支配……”一步选错，步步都错。更大的不幸随即降临了，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
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处处刁难，连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庐隐实在无法忍受，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满是幽怨。
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再次回到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