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莲花·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我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可战乱不容许他们继续考证了。夫妇二人迅速回京，几经辗转全家逃难到了昆明。
在逃难的过程中，林徽因饱受折磨，她曾写道：
我们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点，摸黑抢着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长途车，这是没有窗子、没有点火器、样样都没有的玩意儿，喘着粗气、摇摇晃晃、连一段平路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又陡又险的山路了……
不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直很乐观，当时有不少学者取道广州去了香港，他们却坚持留在西南。到云南后，林徽因还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
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
当时的撤退十分慌乱，梁思成在行前突发高烧，只得暂时留下休养。林徽因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乘坐一辆客车出发。林徽因事后对费慰梅提起，她们所乘的那辆特殊的客车里面装载了30多人，人多物杂，车厢拥挤不堪，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缩小占有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荡苦熬时日。
据梁从诫先生回忆：“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
很难想象身体瘦弱、外表文静的林徽因竟如此勇敢。
在李庄，梁思成一家住的是低矮破旧的农舍，大西南物资贫乏，加上长期颠沛流离，林徽因经常生病，限于医疗条件，梁思成学会了注射，为妻子打针服药，身体稍微恢复，林徽因便“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缝着孩子的布鞋，买便宜的粗食回家煮”。
李健吾先生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曾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
虽然是名门大小姐，太太客厅的宠儿，可此时的林徽因却丝毫没有纨绔习气，尽管艰难，也保持着平静心态，在一封1940年11月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林徽因还相当幽默地写到了金岳霖：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二战结束前夕，美军决定对日本进行地毯式轰炸，梁思成与林徽因得知后，专程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苦劝美军布朗森上校不要轰炸奈良，因为奈良保存着当时世界最完善的唐代木建筑，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其实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恨透了日本鬼子，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就牺牲在抗日战场，美军指挥部最终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奈良古建筑迄今保存完好，梁思成夫妇则被奈良人称为“恩人”，并在奈良古城修建了梁思成的铜像，称赞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建筑学家”。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被清华大学建筑系聘为教授。
八年时光的消磨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林徽因的健康，其肺病已到晚期，肾脏严重感染，1947年10月住进中央医院，甚至写信给费慰梅做了最后的道别，病榻上，林徽因托人带话给张幼仪请求一晤。张幼仪携徐志摩之子徐积锴赶往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望着张幼仪母子，却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次见面所求为何，林徽因没有说，张幼仪也不知道。
张幼仪的自传中说到此事：“一个朋友来对我说，林徽因在医院里，刚熬过肺结核大手术，大概活不久了。……做啥林徽因要见我？我要带着阿欢和孙辈去。她虚弱得不能说话，只看着我们，头摆来摆去，好像打量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大概是我不好看，也绷着脸……我想，她此刻要见我一面，是因为她爱徐志摩，也想看一眼他的孩子。她即使嫁给了粱思成，也一直爱徐志摩。”
更大的可能是，林徽因觉得自己时日不长，达成夙愿而已。这次大病，林徽因还是挺了过来。
·只有香如故·
1948年底，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邀到美国讲学，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有朋友建议他们就留在美国。
林徽因坚持回国，且情绪激动：“我们不能做中国的‘白俄’！”梁思成也是异常自信：“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相信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回去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平津战役前夕，中共决意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即使非打不可，也得尽全力保护古建与文物。某天，两名年轻的军官在张奚若的引领下来到清华园新林院8号梁林寓所，他们拿出一张北平城的作战地图，请梁恩成夫妇标出重要的古建筑。他们告诉梁思成，此图作为攻城之用，宁愿多流血也得尽可能保护古建筑，梁林二人很为感动。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依旧留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教授，并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据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介绍，林徽因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建议，比如用色要着力精简，要便于雕塑、作证章和钢印与印刷不走样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带头做方案，并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擞图案。”
那时候的梁恩成和林徽因均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梁思成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热烈至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据林徽因的学生回忆，拜访她的时候要带上一个说话会刹车的人，能及时收住话头，告辞而去，以免使她过度劳累。大家总要打听清楚林先生睡眠怎样，晚上开夜车了没有，才决定要不要“打扰”她。
林徽因身体已经严重透支，兴致却很高，病卧床榻的时候，便微笑着跟自家的小猫打趣，称其为“爱的焦点”。钱锺书、杨绛夫妇当时到清华任教，住宅与梁家毗邻。这老钱也是个顽童，因为林徽因家的猫好斗，经常欺负他家的猫，老钱便弄了个长竹竿，据杨绛女士回忆“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闱，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着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和我们家那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临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我常怕锺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1950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梁思成兼副主任。夫妇二人对未来首都北京的建设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们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欲给后人留下一个“活着的博物馆”。
可惜三年后，北京市开始酝酿扩建，拆除一些古建筑，用其砖石做材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一些完整牌楼街不致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梁思成被气得失声痛哭。
令人伤感的是，当时北京城尚留存着四十六公里长的明清城墙环抱，林徽因称其为“世界的项链”，也在“给日月换新天”的口号中准备拆掉。梁思成夫妇异常伤感，到处求人，甚至向周总理做了请示，林徽因以诗一样的语言向周总理描述：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乐。城门楼可以改造成图书馆。护城河可以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可最终连周总理爱莫能助，只是说了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梁从诫先生在《忽人间四月天》中写道：“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做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痰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
其后不久，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林徽因遇到也是清华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大庭广众下谴责他保城墙不力。她痛心疾首地预言：“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追假古董罢。”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她（指林徽因）指着吴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在战争年代，梁林二人能保护日本的奈良，到了和平时期，却保不住中国的北京。眼见文物被摧毁，夫妇相对默然。1953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遇到萧乾。萧乾坐到林徽因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林徽因感伤地说：“哎呀，还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样子了。”萧乾安慰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不会老。”
可林徽因的精神已经大不如前了。1955年，更大的风雨向这对夫妻袭来，建筑界掀起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梁思成因感染肺结核住进了同仁医院，紧接着，林徽因也肺病严重住进了梁恩成隔壁的病房。
住院后林徽因一直发着高烧，经常昏迷，为了照顾林徽因的情绪，人们刻意隐瞒了批判梁思成的消息，可她慢慢觉察，更是忧愤交加，拒绝吃药。梁思成病情稍好，每天过来陪她，可林徽因的肺部已经大面积感染，已经是回天乏术。
3月31日深夜，处于弥留状态的林徽因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林徽因已经没有力气再等待了。1955年4月1日清晨6时20分，林徽因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走完了她51岁的生命旅程。她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同一个清晨，医生和护士全力抢救昏迷的林徽因时，梁思成被扶到了林徽因的病房，哭得不能自已，只是重复着：“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金岳霖得知林徽因去世，在办公室里对着弟子周礼全沉默半晌，突然说：“林徽因走了！”接着号啕大哭。周礼全回忆说：“他两只胳臂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么沉痛，那么悲哀，也那么天真。我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听闻噩耗的萧乾给梁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叹息道，“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天资禀赋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一辈子病魔缠身，战争期间颠沛流离，全国解放后只过了短短六年就溘然离去人问，怎能不令人心酸！”4月2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讣告，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金岳霖、钱伟长等人组成。虽然林徽因当时还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但追悼会的规模和气氛都是有节制的，甚至带着几分冷清。亲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送上的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炙热之情尽在字里行间。
林徽因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体是由梁思成亲手设计，墓身没有一字遗文。
让人心痛的是，林徽因最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为墓碑题写了“建筑师林徽因之墓”的字样，在十年浩劫中被清华红卫兵铲掉。梁思成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无尽折磨。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极度的痛苦和困惑中离开了人世。
二人的手稿图纸，多数毁于动乱。
费正清教授曾为梁林辛苦一生却在文革中毁于一旦的事业扼腕叹息：“20世纪60年代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纯粹仇外情绪，在极大程度上毁灭了梁氏夫妇一代所逐步树立起来的事业。拆卸比装配容易得多，武斗和造反的为所欲为也正是如此。”
最后提提金岳霖，金老福全寿高，历经浩劫，仙逝于1984年，据汪曾祺先生回忆恩师：
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举座均感叹欷歙。
1983年底，《林徽因诗文选》的几位编辑拜访八十高龄的金岳霖，拿出一张林徽因的照片，金老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像小孩一样要求“给我吧，给我吧。”问及林徽因，金岳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跟外人说。”历史的巧合是，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去世后骨灰均安葬于八宝山公墓，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又能毗邻而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