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必须理解公司的业务以及技术方面的规划，研究院的核心人员最好能够参与公司发展规划的制定，这样，研究院和公司之间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容易。
2.研究院要善于与人交流自己的观点和战略构思，想办法把研究院的设想告诉老板、同事或是组员。要尽量争取公司内各部门的支持，包括人员、时间、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3.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应当时刻关注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否实用，是否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成功地转化为产品。
4.研究院应当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能够将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的机制。其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通过各种沟通方式，争取公司其他部门对自己研究方向的认可。如果公司其他部门不熟悉或不认同研究院的研究方向，那么，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就很难转化为实用的技术和产品。
●技术交流金字塔
为了将核心技术转化为产品，研究人员必须保持与产品部门的交流，必须随时将最新的技术发展通知产品部门；而产品部门则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和产品的发展规划，考虑是否要在产品中引入研究机构的新技术。这一技术交流的过程可以简化为一个金字塔式的模型：
在这一交流过程里，研究人员通常会使用展示或演示的方式来介绍新技术，而产品部门则会从需求和产品特性出发，对研究人员提出要求或反馈意见。这一过程从提出设想开始，到开发出示例代码，到完成测试用的样品，再到研究人员和产品部门对该产品的可用性达成共识，这基本上构成了早期的产品过程。
亚勤的话：
我看人不单纯看他的成绩好坏，主要是看他的悟性高低，看他有没有好奇心和激情。
为亚勤而来
张亚勤回国一个星期后又马不停蹄地折返美国。这次回去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完成他在桑纳福的交接工作，另一个非常关键的任务是回美国“招兵买马”，因为刚刚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需要一批国际人才来实现它的宏图大略，招兵买马的最好途径就是现身说法，张亚勤选择了一年一度在旧金山的一个视频领域国际会议。
会上，来自全球的顶尖专家聚集一堂，当主持人介绍张亚勤的所属公司由桑纳福变成微软公司的时候，在场的每一位嘉宾都感到诧异，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一直都在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作研究，成绩斐然，是桑纳福的一面旗帜，怎么突然就到了从未听说过的微软中国研究院。
参会的还有很多华人专家，包括当时在惠普研究院的张宏江、贝尔研究院的朱文武、南加州大学（USC）作综合媒体与数学方面研究的李劲、同在桑纳福研究院的李世鹏等等。嘉宾的这种反应正是张亚勤希望看到的，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宣传机会。
果然，演讲一结束，大家都围过来问张亚勤有关微软中国研究院以及他加盟微软的事，尤其是华人工程师们都对微软中国研究院充满好奇。张亚勤如实讲了自己作决定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多说，他本身的选择就足以拨动大家的心弦。
在副院长和首席科学家之外，张亚勤又为微软中国研究院承担起了新的职责：宣传大使和“猎头”—实际上，研究院成立之初加入的顶级研究员，很多都是为张亚勤而来的。
首先是张宏江。张宏江在信息处理领域也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是多媒体搜索的鼻祖级人物。他先后在丹麦、新加坡和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后来到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惠普研究院工作。除了出色的研究外，在将先进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方面，张宏江也是驾轻就熟。
张亚勤跟张宏江认识已久，在桑纳福时就曾想邀请张宏江到桑纳福做部门经理，但因为考虑到“他身价太高了”，一直没提出来。张亚勤回国之前，也和张宏江探讨过他加入微软公司并回到中国的可能性，当时张宏江并没有明确表态。之前微软公司还曾邀请他到雷德蒙总部的微软研究院工作，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在惠普做得相当出色，实在没有必要为“跳槽”而“跳槽”。
但这次不同了，跟张亚勤一样，打动张宏江的也是“中国”这两个字。张亚勤已经选择了回到中国，张宏江又何尝不想回去，一方面这是自己的祖国，另一方面，年迈多病的母亲一直生活在国内，他也想在母亲身边尽孝。于是，张宏江也答应张亚勤说自己愿意回国看看。
说起来，张宏江最终的加盟多少有些“逼上梁山”的意味。就在他飞赴北京与研究院的管理团队碰面的飞机上，巧遇一位惠普的同事。不料，一下飞机，两人就发现接机大厅有位司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微软公司：张宏江”。就这样，张宏江有些尴尬地确定了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1999年4月，他正式开始了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工作，负责多媒体领域。后来张宏江一直是张亚勤最信任的左右手，挑起微软在中国的半壁江山，和张亚勤一起创立微软亚洲工程院和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那是后话。
另一位受张亚勤感召加入研究院的是清华学子李劲。李劲也曾是一位“童星”，因为“邓爷爷摸过他的脑袋”。那是1984年，邓小平参观上海科学汇展，适逢李劲所在学校的计算机娱乐部在此参展，那时虽然他还只是名学生，但已经是位电脑天才了。邓小平高兴地摸着李劲的头，感慨这些聪慧的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说“计算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位摄影师抓拍到了这一幕，这幅照片后被印成海报在全国进行宣传，迎接科学技术的春天。上亿中国人都看到了这份海报，认识了李劲这个“邓摸头”。
李劲在清华大学一口气念完学士、硕士、博士，1996年毕业时也才23岁。更巧的是，他和张亚勤是同一天生日。随后，他申请到南加州大学作综合媒体与数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张亚勤对这位才子非常熟悉，因为李劲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张亚勤开创的一个课题。张亚勤还是李劲的博士论文评委会委员之一。
张亚勤对这位天才青年“知根知底”，以至于他邀请李劲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的时候，没有进行任何正式的面试程序。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张亚勤的中国科技大学师弟李世鹏。李世鹏以两次获得中国科技大学最高奖“郭沫若奖学金”成就了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辉煌历史”。在中国科技大学这样天才云集的地方，大学期间能拿一次“郭沫若奖”就很不容易了，李世鹏无疑是中国科技大学那一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李世鹏还没到美国之前，有朋友拜托张亚勤关照李世鹏。李世鹏到美国后，张亚勤推荐他跟随李维平教授（李维平是美国在视频领域的杰出华人科学家，和张亚勤有长期合作）作研究。李世鹏博士毕业后，也加入了张亚勤所在的桑纳福研究院。
正是由于两个人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张亚勤选择了回国，李世鹏自然也就跟着回来了。桑纳福的老板也对李世鹏极力挽留，但终究难敌中国和张亚勤的魅力。
看到张宏江、李劲、李世鹏等顶尖学者纷纷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身在贝尔研究院的朱文武也开始心动了。大名鼎鼎的贝尔研究院曾培养出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工作的科学家的实力可见一斑。来自齐齐哈尔的朱文武是个瘦高个，在贝尔研究院做研究员时就跟张亚勤合作多年。多年来形成的默契令他们在回国这件事上很快达成了一致。
就像李世鹏所说的：“不需要去说服，张亚勤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他到哪里，就是对这个地方最有力的证明。”1999年前后回来的这批学者中，至少有十位都在美国做到了杰出的研究员、科学家的位置，这些领军人物的加盟，使得微软中国研究院刚刚成立就能够很快投入实质性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张亚勤曾在一次会议上这样对大家说。
“大家都说创新，创新究竟需要做什么？其实做好两样就行：一是吸引人才，二是尊重人才。也就是说，人才是重中之重，保护人才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尊重。”张亚勤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这样强调。
从研究院成立伊始，李开复和张亚勤就把招聘到最优秀的人才当成最重要的工作。从研究院成立到1999年1月份，研究院共收到了几千份求职简历，这也使研究院本来就忙碌的工作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张亚勤回来后正好赶上了第一次招聘高峰期，他和李开复专门为招聘成立了一个面试委员会，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方案。他们亲自查阅简历，从几千个人选中选出100个人组织笔试，最后进行面试。
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面试也确实比“过五关，斩六将”还要夸张，首先应聘者要过的就是10~15个面试评委的关。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张黔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这样感叹：“简直是筋疲力尽。”
当时的面试有这样一套正式程序。每位面试官组织完一次面试后，都要向下一个面试官发一封电子邮件，说明自己的看法和决定，这些决定包括：一定雇用、应该雇用、可以雇用、雇用与否皆可，或不能雇用。同时还要说明自己已经问过哪些方面的问题，并建议下一位面试官要了解的方向。而且每位面试官都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李开复和张亚勤最后把关。
对于人才的把握，张亚勤跟李开复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例如，在面试张黔时，前面差不多十个面试官给的分都很低，最低的甚至给出了零分。最后发现有两个人给了4分（最高分），一个是李开复，一个是张亚勤，不过他们俩在打分的时候彼此之间并没有商量。而按照微软公司的招聘制度，这个人应该不能雇用，因为只要有一位面试官否决，应聘者就不再有被录取的机会。但是李开复和张亚勤都坚持认为应该把张黔留下来。
张亚勤在面试这位武汉大学的博士时，发现她的基础不太好，在武汉大学做的毕业课题、博士论文水准确实不太够，做的数据库也没有理论性。但是她的反应很快，叙述问题的逻辑性很强，悟性也很高，跟她沟通很有默契。在张亚勤看来，这种人才是很适合作研究的，不是死读书的类型，比较有创意，是最理想的研究人员。张亚勤的判断没有错，后来张黔在张亚勤的带领下成为研究院最优秀的员工之一，还获得了包括麻省理工学院颁发的“100位年轻科学家奖”在内的多个国际奖项。现在，张黔已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了。
在1999年初获得面试资格的100人中，微软中国研究院向其中的20人发出了聘函。每个人都接受了聘请，并于当年6月份毕业后立刻到研究院开始工作。这批面试者中后来诞生了好几位研究明星。
亚勤的话：
中国人需要创新，但创新首先得观念创新，在学术面前没有权术。
3米长的大白板
张亚勤把自己在桑纳福的所有工作都交接完后，已经是1999年的2月。很快就到了中国的农历新年，虽然他很想和在美国的妻子女儿多待一段时间，但远在北京的研究院的事业更让他牵挂，他迫不及待地赶回来了。
研究院所在地—北京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五层已经装修一新。李开复陪着张亚勤来到为他特意装修的办公室里。
张亚勤的办公室很大，里面却没有太多的陈设，除了办公所需的设备，最为与众不同的就是一块3米长的大白板。张亚勤看到这块大白板不禁会心地笑了。外人并不知道，这块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其实并不普通。从张亚勤第一次接到李开复的电话，到他1月15日第一次以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与李开复互发了很多邮件讨论问题。当时李开复问张亚勤回来后有什么要求，张亚勤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装上一块大白板，“办公室的大小没关系，但是白板一定要大。”李开复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这块白板足够大。张亚勤半开玩笑地对李开复说：“我保证白板上写满各种各样的创意：不论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