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如今广泛推行反歧视政策的美国大学文化不同，20世纪70年代的普林斯顿，远非“男女平等”，也不追求“种族多样性”。1968年，学校刚刚聘用了第一位女性正教授。1969年，大一新生第一次招收了女生。至于“种族多样性”：当时的普林斯顿有三百多个国际学生，大部分为研究生，对于这些国际生，学校从来没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和辅导。在20世纪70年代的这所美国白人男性主导的学校里，女性和国际学生都处于边缘地位。而全职太太宝拉却在1974年给校长写信，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学生中心，帮助他们提高语言能力，融入美国社会。
在最初的几年，这个国际学生中心只是以宝拉无偿志愿的形式存在着。1978年，校方终于批准将国际学生中心融入学校管理系统，宝拉被聘为中心主任，直到2010年末她以八十高龄退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为万国国际学生服务的温暖之家只占着一个六平方米的迷你办公室，作为主任的宝拉只领着相当于“半全职”编制的薪金，只有一个助手帮忙，却几乎在学年中的每一天都会组织活动。今日，学校一千五百余名的国际学生中，许多人的美利坚之旅便是从“国际新生周”的一系列迎新活动开始的。在学期中，有每周定期的民族特色聚餐，有与各类专业或者宿舍合搞的演讲、文艺、社交活动，还有“亚洲文化月”“拉美文化月”“国际节”等庆祝民族文化的大型系列活动。她的办公室向所有国际学生、学者敞开。通过宝拉，这些初来乍到者走向了热心的本地居民和英语辅导志愿者。
三、第一个话剧社
我大一那年，普林斯顿的中国本科生决定搞一个中文话剧社。这个“普林斯顿中文剧社”成了美国第一个大学生中文话剧团。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当时本科四年加在一起，一共才有二十来个大陆来的学生。且不说在这个华人极少的东部小镇辛辛苦苦排出一台戏到底能有多少看得懂的观众，就连能不能找齐那么多会讲中文的演员排一台戏都成了问题。
可是，这个剧社居然办起来了，还成了所有人最乐意出力的一件事。从那之后入学的中国学生，几乎每个人都与这个话剧社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淘宝上定演出的戏服，在出租莎士比亚剧道具的仓库里寻找可能冒充中国家具的玩意儿，在网上搜集各种音频做声效……在摸索着排出了第一出戏《暗恋桃花源》后，一位定居在学校附近素昧平生的中国女孩主动找到了剧社。她学过舞台化妆，此后的每一出戏她都无偿来为二三十号演员化专业的话剧妆。
2010年春，剧社成立不到两年，就决定去纽约公演《雷雨》。这又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点子，纽约剧院的租金高得吓人，剧社困难重重，一面在努力做宣传拉赞助，一边又担心卖不出票造成大额亏损。临近公演前没几天，剧社收到一位九十岁老人的来信。他说，他的眼睛耳朵已经没有从前那么灵敏了，问我们能不能给他在第一排预留一个座位。然后，老人告诉我们，他上次看《雷雨》是七十五年前的上海：二十三岁的曹禺刚完成《雷雨》剧本，刚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老人看的《雷雨》正是此剧第一次大规模公演，演出方是唐槐秋创办的传奇的中国旅行剧团。
那一瞬间感受到的历史重量让我们相信，单单为了这一位老人，为了这延续七十五年的纽带，这一场纽约公演都是值得的。
2010年4月末，《雷雨》在纽约的凯雅剧院公演，吸引了三百余名观众。
到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把自己最喜欢的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了话剧。那个春天，我们天天占着食堂阁楼上的一间小教室排练：
一个学了几年中文的韩国男生念着简单粗暴的白家三爷的台词：“想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闹着要离婚，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样子，心有不忍，一拍胸脯子站出来说：好！我白老三虽穷，我家里短不了我妹子这一碗饭！我只道你们少年夫妻，谁没有个脾气？大不了回娘家来住个三年五载的，两下里也就回心转意了。我若知道你们认真是一刀两断，我会帮着你办离婚么？拆散人家夫妻，这是绝子绝孙的事。我白老三是有儿子的人，我还指望他们养老呢！”一个北京姑娘念着上海小姐白流苏的台词，仔细把北京的儿化音都去掉：“好，好，都是我的不是！你们穷了，是我把你们吃穷了。你们亏了本，是我带累了你们。你们死了儿子，也是我害了你们伤了阴骘！”一个在天津出生幼年就随父母来美国的姑娘演着白家四奶奶，她认不了几个字读不了剧本，全靠我们一句句读给她听她靠记忆背诵：“赤口白舌地咒起孩子来了！就凭你这句话，我儿子死了，我就得找你！”我们找不到合适的中国女孩去演白流苏的广东女佣阿栗，最后找来了个刚学中文没几天的非洲女孩，于是“广东女佣”临时变成了“菲律宾女佣”。直到正式演出前的一周我们都在不厌其烦地纠正她的读音和节奏，甚至为了几个她很难发正确的音而专门改了台词。我们对着这位困惑的非洲姑娘用英文解释，范柳原到底爱不爱白流苏，如果爱她他为什么要走，还为什么要给白流苏留下一个女佣，女佣和女主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时候，教室的门没有关紧，我们听到楼下说着英文的学生来来往往奔向食堂。暂时没有戏份的演员摊着厚厚的英文课本在做作业：数学、工程、经济、政治……白三爷的一个读音发错了，白四奶奶仅凭记忆在背台词，女佣阿栗的外国口音太重了，甚至就连演员中“最纯正的中国人”白流苏也不太确定自己的发音是不是太京片子了……而正是这样一群人在试图重现属于张爱玲的上海和香港。
在这样的彩排中，每个人都会最终感到一种疑惑：这里是哪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是谁？一切不再是如表面看到的那么清楚分明：中国人、美籍华裔、懂中文的韩国人、刚学中文的非洲人……似乎在这些用肤色和血统所划分的身份之外，每个人还有其他自我选择的身份。那到底是什么呢？是用英文向非洲姑娘去解释范柳原和白流苏的爱情吗？是从未到过中国却不断重建那个20世纪40年代的殖民都市吗？是在这座美国小镇一边说着不流利的中文台词，一边赶着明天就交的几十页英语论文，并且把这两件事情都接受到生活中去吗？
四、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
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我所在的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经常在这些不同的文化节上表演，可是，我们并不是“中国文化”在学校的唯一代表。学校里还有一个号称专跳中国舞的舞团，起名叫“三八舞团”，成员是自小成长在美国的华裔，跳一些极富东方主义色彩的舞蹈，廉价的旗袍、折扇、水袖，样样齐全，但跳出来的绝非中国民族舞。还有一个舞狮团，成员多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长大的华裔，在学校的国际节上他们总会搭台表演，弄得好不热闹，不过我想他们的表演会更让他们怀念东南亚的家乡而非中国。还有一个“普林斯顿中国学生会”，成员大多是美籍华裔，很多不会讲中文，也更喜欢从一些极不地道的美式中餐馆里叫外卖聚会：左宗棠鸡、湖南牛、蓉蛋。
刚入学的那一年，对于这些让我哭笑不得的团体，我脑中还有清晰的拒绝意识，“这些人和我不一样。他们不是中国人”。然而一年又一年的新生入学，把“中国”的定义弄得越来越朦胧宽泛。随着这些年中国大陆的出国留学热，更多的孩子还未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就在低龄留学或移民。事实上，现在每年的普林斯顿大一新生中，已经找不到全然在大陆读完小学初中高中的新生，大多数人已经在海外留学了几年，或者自小便在海外长大，对国际文化更熟悉，英文更流利，更容易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
于是，身份成了一种自我定义，也是宽容他人的定义。当“中国”两个字变得那么流动松弛，当一个人的身份不再由身份证和户籍规定，人会感觉孤独，像是漂流于海洋而非扎根土壤。可是人也会因此独立，想要不断离家远行，去拥抱广阔的世界。于是，我啰唆了这么久想要讲的，似乎早就被我校的校训给囊括了：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
在1896年，时任校长、日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普林斯顿的校训“为国服务”。而直到1996年大学成立二百五十周年之际，校长夏皮罗才把校训扩充为“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显然是为了顺应全球化的浪潮。然而，早在校训修改前的二十多年，从思南路走出来的上海小姐宝拉已经在这所学校身体力行着为万国的国际学生服务。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人周曦，1983年从普林斯顿本科毕业，1988年从布朗大学物理博士毕业，之后赴达拉华大学能源研究所做博士后。在当年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年册上，他用中文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来美国留学成了周曦人生信仰上的探索。他出生之时就有一个英文名字Theodore，本意是“上帝的礼物”。在达拉华大学他开始参加附近华人组织的基督教会活动，并于1990年受洗，多年来一直参与教会的事奉，在信仰中找到了安慰。周曦从事薄膜半导体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研究，包括太阳能电池和平面显示器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工作二十多年之后，几年前他应朋友之邀回国，到一家新创的太阳能公司任首席科学家。2011年周曦退休，和太太定居在他在美国的第一站，普林斯顿。
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周曦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对我说，父亲周同庆在博士毕业归国后真正全心全意做研究的时间，只有1933年到1937年的短短四年。那之后他的科研便不断被战争和政治运动打扰。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文汇报》专刊重发了周同庆研制的中国第一支X光管的旧照。可是周曦说：“一个普林斯顿博士，一辈子只能做这么一点事，真有点浪费啊！”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最大的触动便是这种浪费。一个有着科学天赋的少年大好的青春却在农村插秧喂猪。一个倡导民主清廉的政治家在美国三流大学教书。而我们自己呢，当我们几百遍地在这个说英语的异邦重复着张爱玲的句子，机械地矫正着那些初学中文的外国演员的发音，我不相信我的同学们没有感到荒谬和浪费。
可是这种浪费，也许还有另外一面。
2011年3月末，《倾城之恋》在校园里的一个学生剧院演出。我们的旁白是剧社的元老之一，当时已经毕业一年了，在纽约做交易员，在买进卖出忙忙碌碌的一天后，他坐在电脑前为这出话剧的旁白做远程录音。范柳原是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同时在自己搞创业，开演之前的没几天他订婚了，为剧组平添了许多喜庆气氛。白流苏大四了，毕业之后会去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最后一场演出之前，导演对她说：“白流苏，好好演最后一场。演完这一场，你就再也不是白流苏了。”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应声流下泪来。
周五周六晚上的演出我们卖出了所有的票，除了本校学生，观众中有许多新泽西州的华裔居民，还有专程从纽约、波士顿、费城、甚至西海岸赶来看戏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吸引其他地区的观众，剧社打出的广告是“为所有外地来的观众安排住宿”，于是几乎所有普林斯顿的中国本科生都在那几夜敞开宿舍的大门，接待一两个陌生同胞住上一宿。演白三爷的韩国男生人缘很好，吸引了一大串不懂丝毫中文的亚裔女观众捧场，看着幻灯片上一页一页的英文字幕，照样大笑，照样唏嘘。为来看戏的观众包免费住宿，在中文话剧上播放自己翻译的英文字幕，这恐怕是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独此一家的两项传统。
宝拉和丈夫邹至庄刚从台湾回来，也来看戏，她说她一直很喜欢张爱玲。前一个冬天宝拉从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普林斯顿国际学生中心退休，于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去问候她，她说：“哎呀你们怎么能演得那么好呀？哎呀实在是太好啦。”但愿她没有骗我，但愿这一场《倾城之恋》能让她想起童年的上海。
在这些格外投入的票友和观众身上，我看到了许多妥协：中国传统和美国文化、野心勃勃的理想和柴米油盐的现实。可是妥协并不是失败，也有可能是坚持：一个人坚持将几段迥异的生活连接起来，投身于广大的世界而寻找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想让白流苏去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以为只有那样才能让现代人返璞归真。其实，何必去原始森林，只要离开故土去任何的异邦久居都是一种对自身的探索之旅，都是在上下求索而最终回到那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原点。
说明：
本文根据笔者对周曦先生和陈国瑞（宝拉·邹）女士的采访以及笔者在本科期间参与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的经历写成。本文的初稿经过周曦先生及其两位姐姐、陈国瑞女士、邹至庄教授的修改和指正，同时我也向我的同学彭英之、王逸丰、顾诗尧核对了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的诸多细节。十分感谢周曦先生和陈国瑞女士提供的珍贵照片，感谢王逸丰提供的普林斯顿中文剧社剧照。感谢我的朋友王天策在本文的采写和修改阶段提供的诸多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