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临时外交使团代办乔治·凯南卧病在床。使团的大使正在办离任手续，青黄不接，凯南暂时顶替大使收发从华盛顿来的电报。当天他需要答复的一封电报是财政部询问驻苏联的外交官，为什么苏联人不想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八个月来这样的电报已司空见惯：战争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高层谈判没诚意；外交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不想经济援助欧洲战后重建。在1946年的美国政界看来，苏联仍是坚定的盟友和伙伴，虽然这几个月来似乎在闹各种小脾气。当然，没人指望驻苏外交官能对这些让人烦心的小脾气发表真知灼见，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办事员：参议员访苏他们负责安排行程，杜鲁门想和斯大林捎口信他们负责填申请表。在华盛顿的各个部门，政策早就制定好了，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个电报给莫斯科的使团，等着莫斯科例行公事地回两句话，彼此走个形式，然后上交杜鲁门的总统办公室。
乔治·凯南在床上读完财政部的电报，叫来秘书多罗茜·赫斯曼小姐（Dorothy Hessman）草拟回复。他得了重感冒，发烧、鼻窦发炎、牙龈出血。在二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疲于奔命、无功无过。不出意外的话，时年四十二岁的他再熬几年将凭着老资历被派到无关痛痒的欧洲小国当个大使，然后退休回国颐养天年。他盯着多罗茜的笔看了一会儿：“今天可得让你的手受罪了。”于是他哑着嗓子口述了一封八千字的回复，长得就连已经习惯老板谨慎作风的多罗茜都吃了一惊。
这封著名的长电报通过分析俄罗斯的民族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马克思主义为何首先在苏联大获成功等深层问题来判断苏联对外政策的逻辑，进而指明美国对苏政策的正确方向。它在历史上首次明确揭示了，虽然苏联人民是和平而友好的，可是苏联由于地理和意识形态上的客观原因而不得不选择削弱资本主义的立场。但是，与纳粹德国相比，社会主义苏联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意识形态上仍是一股弱小的力量，绝不会冒险扩张。电报因此判断，与苏联立场对应的正确的美国对苏政策是：放弃继续在国际事务上与苏联合作的天真幻想、通过媒体教育美国民众了解苏联的真相、致力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不让苏联有可乘之机、援助欧洲各国战后重建。
在这封著名的“长电报”开头，凯南为电报的罕见长度辩护：
财政部的征询涉及几个十分复杂、十分精细、十分和我们惯用思维格格不入的问题，同时也对当前国际环境的分析相当重要。如果我把我的回答压缩得很短，将会造成过于简单化的危险。
这短短两句话也许比让他名垂青史的八千字电报更能概括凯南的一生，可是凯南厌恶概括、总结。这位十分复杂、十分精细的外交官毕生都在抵抗“过于简单化”。对外界，他努力纠正美国国家政策制定上“主义”“信条”先行的风气，在短短两年内因此迅速崛起又因此迅速失势。对自己，他是个滔滔不绝的独白剧演员，一刻不停地自我分析和分析世界（这两者或许对他是一样的），几十年不辍地记下翔实的日记。我认为他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一千页自传是这个时代少数值得一读的自传作品，因为极少有人能如此耐心地站在自身之上观察自己、审判自己，也极少有人像他那样仅仅靠着敏慧的思辨从自己所能接触到的琐碎小事中预测出历史的进程。
如果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那年没有报考外交部，凯南广阔而细腻的内心也许会迫使他成为普鲁斯特式的作家——那种可以从平凡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开始讲述一生并把一生都讲尽的作家。他们的人生没有什么具体事件是决定性的，除了自己不断地追问质疑。在凯南自传的开篇，他写道：“我处在……一个特别的、亲密地属于我的世界，很少被他人分享、甚至为他人所知……”[1]于是，为凯南这类人立传的尝试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唯一影响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即便他的政治生涯是如此戏剧性地被几次重大的冷战事件所定义。冷战史学家尽可以说：“凯南的长电报导致了杜鲁门主义。”“凯南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策划者。”“凯南的X文档定义了美国冷战外交上的‘围堵策略’。”这些陈述句都是事实，可是却恰恰体现了华盛顿的决策圈是怎么“过于简单化”地误解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家。那么让我们暂时抛下1946年2月的这封“长电报”在华盛顿激起的千层浪涛，越是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越是曲解了凯南本人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个普鲁斯特式的敏感灵魂，最好的阐释是找到他的那块“小玛德莱娜”点心。
一
威斯康星州圣约翰军事学院的寝室清晨6点响铃，十分钟后全体学员穿戴完毕列队点名，十五分钟后他们回寝室叠被子理房间吃早饭。毕业班学生乔治·凯南和大家一样集训、长跑、野营、欺负新兵，和大家一样在准许外出的周一下午去偷苹果、造防空洞、打雪仗，和大家一样嘲笑普通中学的男孩过分柔弱放纵，和大家一样在自习室一览无余的长桌子上写作业——却在正经课本里夹了本小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天堂的这一侧》，这便是他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候补中尉乔治·凯南偷偷摸摸地读着，“午夜过后很久，普林斯顿的塔楼和尖顶仍可以看清——星星点点有几盏晚灭的灯——然后，突然从清澈的黑暗中传来钟声。这里的一切是无穷尽的梦：往昔的精神滋养了新的一代，从混乱不羁的世界中被挑中的青年仍然浪漫地汲取着死去的政客和诗人犯过的错和忘记的梦。这新的一代，叫嚣着陈旧的呼喊，学习着过去的信条，虚度想入非非的悠长日夜的一代；是注定最终要进到肮脏而灰色的乱世去追寻爱情和骄傲的一代；是比前辈更害怕贫穷更渴望成功的一代；是在成长的岁月中意识到所有的神明都死了，所有的战争都打完了，所有人类的信念都站不住了的一代……”[2]这样的一代！凯南拼命克制着激动的泪水，这么骄傲又这么绝望的一代，他也是这样一代中的一员！可是……为什么他还没有体验到任何骄傲，任何绝望？他用眼睛的余光环顾四周，这些循规蹈矩的同伴体验到了吗？哪怕零星的激动，哪怕从遥远的黑暗中传来的钟声。
凯南十六岁，瘦高个，已经从刚入校时的下士层层晋升为候补中尉。十六年前他生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近郊，出生三天后母亲去世。父亲是税务律师，时年五十二岁，不久再娶。他很自然地以为是自己的出生导致了母亲的死，并从懂事起一直活在强烈的自责之中。直到青春期的尾声，父亲才偶尔想到向他解释母亲并不是因为难产而死——不是为了安慰他，而是这件事恰好在某次谈话中被他父亲想起来了。这个解释来得太晚，沉积多年的负疚已经塑造了他神秘内省的性格。现在的读者看来，为父如此冷漠疏离的态度简直荒谬，可这在凯南的成长中却一再重演。在迎娶新妻前，父亲没让凯南和他姐姐有任何心理准备。凯南十三岁时，他又毫无解释地把凯南送去军校而不是像姐姐们那样上普通中学，尽管他从没打算让小儿子真正去从军。
外面的世界这时已经迈入了工业革命之后的观念革命，而在闭塞的美国中西部，维多利亚时代僵硬做作的风气硬是延长了半个世纪。一切的行动都是出于天父规定的职责，而一切的感情都是体液失调的疯狂。所有都是“应该”怎样，而非“想要”怎样：用餐应该安静，室内应该缓步而行，周日应该去教堂，孩子不应该向大人提问……游戏和喧哗常年禁止，谈话总是从宗教开始又以宗教结束。父母在固定的座椅上看报、做针线活，孩子们呆坐在幽暗的楼梯下冥想着一堆混乱的概念和幻影。在这座楼梯的转角下，黏稠的不愿逝去的时光，七岁的凯南曾经和九岁的姐姐讨论，如果一个人不再想活，他有没有权利去死。
为这本就迷雾重重的童年再添上一层宿命论调的是一位同样叫作乔治·凯南的远房亲戚，这个家族至今唯一的名人，与小凯南相差六十岁，却不仅同名同姓，还恰在同月同日生。这位探险家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度过了一生最重要的时光，把流放地看作是俄国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融合的突出特征。1870年出版的《在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和1891年出版的《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是美国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和地理的开端，在美国国内影响广泛。老凯南膝下无子，于是当归乡还家的老探险家得知有这样一个同名同姓的小亲戚，他怀着奇异的父爱写信给小凯南的爸爸：“你有一个和我同名的儿子。当他长大到可以读懂我的文章，如果我性格或者经历上的某些东西能够传到他的身上，这对我将是极大的满足。”[3]不久后，两位乔治·凯南见了平生唯一一面，虽然两位凯南都很期待，但可想而知，八岁的稚童实难与六十八岁的老人有实质沟通。在这次冷清又尴尬的会面后，小凯南寄去一封幼稚的感谢信，老凯南的妻子读完信后断言：“任何写出这种愚蠢信件的小孩肯定一辈子没出息。”[4]可是她预言错了，小凯南的一生将戏剧化地处处回应着老凯南的经历。这个沉静木讷的孩子此时已经悄悄地把这种同名同姓同月同日的巧合当作强大的暗示，他想追随这位探险家的人生胜过追随自己的父亲。
不过，这命运的巧合对当时的孩子来说只是一个很朦胧的鼓励，他对自己发了誓，让自己加油，却不知道如何做才能靠近这个探险家的人生。童年倏忽即逝，一两件畅怀的事夹在一长段拘谨幽暗的岁月里，然后他莫名其妙地被父亲送去了圣约翰军事学院，就像大部分孩子一样，既不明就里也不知反抗。军校四年，他以为自己毕业了将像同学一样按部就班地加入陆军或海军，而临近毕业他却读到了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天堂的这一侧》，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作者激情昂扬地向十六岁的读者揭示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以感情去决定行动，以经历去修正观念。这本出版一年内就再版十二次的青春小说在东部的大城市已经成了少男少女风行的谈资，而在威斯康星州闭塞的小镇里它仍然鲜为人知。是一位英俊的英文老师把这本书介绍给同学中公认的“诗人”凯南，他还介绍了在当时极富争议性的作家王尔德、萧伯纳，还冒着校方的责骂带孩子们去芝加哥看戏——多年后这个品位摩登的老师在抑郁中自杀。暮年的凯南在回忆录里感谢这本书带给他的“激动和顿悟”。激动和顿悟，这恰恰是十六岁的孩子在之前的生活里所匮乏的。而这一种激动和顿悟在小说里是和普林斯顿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幽静的校园、哥特式的尖顶、艺术化的生活……被小说鼓舞，凯南决定放弃海军而报考普林斯顿。次年春天，仓促准备的凯南以最后一名被普林斯顿录取，是圣约翰军事学院中唯一入美国东部大学就读的毕业生。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年过七旬的老父给出的唯一建议是“上了大学也别忘记去教堂”[5]。这条陈腐的建议让凯南更加确信自己再也不能从这个脱离时代的老者那里获得有益的教导，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迎接大学的新生活了。
二
可想而知，1921年夏末，年轻的凯南怀着多么高的期望来普林斯顿报到。出租车开到拿苏街和大学路的交叉口，高耸的哥特式塔楼迎着月色勾勒得和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一模一样，这月下的一瞥的确能称得上是“天堂的这一侧”，可校园生活的现实却泼给他一桶冷水。当时的新生寝室按成绩分配，以最后一名录取的凯南被分到了远离校园的一间简陋的寝室，与主学区隔绝，更别提经常欣赏哥特式的塔楼了。当时的普林斯顿学生主体仍为富裕的东部上流社会子弟，与风度翩翩善于交际的菲茨杰拉德相比，同样来自中西部中产阶级的凯南却为低微的身世和口音自卑，不知如何与这些比自己高出一等的同学交往。雪上加霜的是，大一的圣诞节他为了攒够钱买火车票回家过年，去邮局打零工，在暴风雪中挨家挨户递信，结果染了猩红热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几乎死去。当他终于病愈返校，他的同学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紧密的小团体。没人愿意和这个正在狂补功课、身体虚弱、家境“贫困”的威斯康星人交朋友。
就这样，凯南在普林斯顿郁郁寡欢地挨了四年，成绩中等，缺课无数，结交的朋友都是和他同样格格不入的边缘学生，没有参加任何菲茨杰拉德赞不绝口的社交团体，没有体验到菲茨杰拉德所赞颂的“爱情与骄傲”。大学四年他唯一感到些许震动的事，是某回他为了抵抗无益的作业而把学期论文写成了声讨美国大学英语教学八股的檄文，结果居然被老师开明地给了全班最高分。即使这件事也更多的是讽刺而非启迪。毕业在即，他失望地总结自己就像刚入大学一样“无知”。在普林斯顿为期三天的毕业仪式中，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他甚至故意缺席了除了授帽礼之外的所有仪式。
